【珍言真语】前线医护参政 刘凯文对抗制度暴力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5月26日讯】从前线医护到参政,刘凯文的政治觉醒始于2003年反对23条立法的“7.1”大游行,接下来香港的民主运动几乎无役不与。目前准备参与9月立法会议员选举的刘凯文接受《珍言真语》专访,道出自己参政的心路历程。

“我的政治觉醒来得很早!”2003年考完高考,刘凯文参与了“7.1”反23条立法游行;2012年积极参与反国教运动;2014年参与雨伞革命。2016年特首选委员战中,他与集结30人的团队,“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该次的参选,表达我们的政治诉求,反对梁振英连任,也希望通过参选特首选委来改善施政。”而2019年以来的反送中运动,他更积极参与其中。

公立医院前线注册护士的刘凯文,也是香港专职医疗人员及护士协会干事。今年2月3日至7日香港进行的医护罢工行动,他是发起罢工的医护人员之一,“如果我们不在这一个危急的情况下,采取更加进取的措施的话,全香港人的全民健康,甚至公营医疗体系都会被这个不知名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拖垮。”

疫情爆发前他在急诊室工作,疫情爆发后他自动请缨至抗疫战的最前线:位于亚洲博览馆的检测中心。朋友劝他,“你在急诊室做已经是高危了,你还刻意去亚洲博览馆干什么呢?”

但刘凯文认为,“高危区、哪里都需要人。既然我愿意去接受这个新的挑战,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做。”

提及当前参选的政治诉求,“当然就是‘35+’,也就是民主派要35个或以上的议员在立法会。”刘凯文说,目前建制派占多数的立法会,因“制度暴力”不断升级,“使在任议员的议事空间、和他们的权利不断地收窄。建制派很粗暴,这样漠视,甚至简直使议事规则完全被摧毁。”

他表示,反送中抗争以来,香港年轻人纷纷挺身而出,是因为他们对未来已失去希望,再加上“他们对香港的感情很深厚,他们很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才会奋不顾身。”

目前香港的巷弄街道以及游行到处可见“天灭中共”标语,他认为这反应了民众对港府不信任,“一国两制”已荡然无存,“中共甚至在国际舆论之间说,一国两制,甚至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变成一个历史的文件。这件事情令我们香港人觉醒。那么我们还会把‘信任’投放给这样的政权吗?我们绝对会觉醒了。”

以下为采访内容整理。

新工会成立是强心针 集中力量争取权益

记者:先绍一下这些新工会的情况。

刘凯文:医疗工会都有一定的数目,但有部分不是很活跃的,在反送中浪潮之后,有很多新工会成立,医疗背景的工会也不少,我们都很乐见这个情况出现。因为如果只有一个公会去争取,当然比较势孤力弱。反送中浪潮之后,有这么多新工会的成立,无疑加了一个强心针,可以齐集结力量,去一起争取我们的业界权益,不同的专职医疗。

记者:为什么做护士呢?

刘凯文:当时都有一个想法,(我的)成绩和前景,也和自己的性格合不合适,因为我自己性格是喜欢对人的,对人的工作是很好的,我自己也很喜欢,也是一个专业,同时也想在这个事业上发展,这都是我选择护理专业的原因。

记者:今年的医护罢工,有七千多个医护人员参加?

刘凯文:是的,我是其中一位的。

前线医护危险高 仍请缨加入Dirty Team

记者:打抗疫战非常之辛苦,对医护人员很多支持声音,当然也有很多说你们是“黑护(士)”,说我们我们记者是“黑记”,很多“黑”的。你发起这个罢工的医护人员之一,在这场抗疫之战有什么难忘的经历?或者当时的心路历程。

刘凯文:我自己是一个前线注册护士,在急症室工作,根据医管局的定义,当然我们在抗疫的最前线,我们在高危区工作。我们一直在这个抗疫战的最前线把关。当然同一时间也都有很多事情反映,例如,有很多不知名的病人,隐瞒他的外游史,或者外游纪录,或者接触史,令我们医管局的急症室,或者普通科门诊都中门大开,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从他如实透露的外游史、接触史,可以做些更加高阶级的防御措施。这个事情我们工会都有发声,因为根据现在的法例,如果那些来看病的人士,只是向医生谎报他的病历,或者外游接触史,这样他们才是犯法的,这样其实对于我们医疗体系其它的岗位,例如,院前的救护员,分流站的护士,或者是在门口帮他们探热(量体温)的职工,基本上很不安全的。

如果那位来港人士,或者来求诊的人士,谎报说他没回过大陆,没有接触什么家禽,没有外游纪录,没有接触纪录,原来这样他们是不犯法的。这样对于我们员工的保障,是非常之危险和脆弱。所以我们的工会也就这件事情发声。

记者:你也加入了dirty team(抗疫队伍)?

刘凯文:是啊。我自己在急症室的地方工作,政府同医管局成立了一个检测中心,在亚洲博览馆,而我自己主动请缨去那里工作,之前都有个mission(任务)就是去骏洋邨,但因为很快已经满额,我唯有等下一轮(的任务),而到了这一轮的mission(任务),因为我在那个pool(人选)里面,(医管局)就叫了我去。

这个检测中心主要的工作是帮助来港人士、旅客,帮他们做一些检测的工作,和采集样本。我们的工作就是要在亚洲博览馆里做,我们登记,看医生,帮他们留样本,等候这个化验结果,都是在亚洲博览馆那边进行。但是因为亚洲博览馆没有实验室,所以我们要将那个样本送出去。如果病人没有事,当然就要遵守他的隔离令,如果有事的话我们就会安排他入医院接受治疗。

记者:当时在亚洲博览馆检测的时候,也爆出在机场都有医生中招(感染)的。

刘凯文:是啊,那个是卫生署的医生。

记者:前线会不会觉得有一个危险性?

刘凯文:其实危险性是无处不在。那位中招(受感染)的医生,他(的工作)不是直接接触病人的,他只是负责签署隔离令的卫生署医生而已。很可能他在工作的期间,有些人过来查询,然后这些飞沫就落到了桌子上,或者他碰到了桌子附近的物品。

而卫生署的一些个人防卫装备又不是最高规格的,所以可能有一个感染的途径存在,所以那位医生很不幸的被感染了,而且那张桌子的距离也没有1.5米,这是很肯定的。藉这件事情的发生,检测中心也马上做了一些补救的措施,加强感染的控制。我们和病人沟通的时候可以满足1.5米的距离,起码有两张桌子的距离,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提醒我们的同事要时刻做好感染的控制,要做到零感染。

记者:在整个过程中,连你的家人都说,最好你别去?

刘凯文:当然,有的朋友或者家里人,或者身边的人都说:“其实刘凯文你不用去的,你在急诊室做已经是高危了,你还刻意去亚洲博览馆干什么呢?”其实我觉得高危区、哪里都需要人。既然我愿意去接受这个新的挑战,我觉得我就应该去做。同时亚洲博览馆也是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如果有些同事不情不愿的被偏配到那些地方,那么遥远的地方,又是新的工作环境,还要全身穿着最高规格的个人防护装备(PPE),那么可能工作过程也未必十分顺利,所以我觉得如果我自动请缨去,可以免除这些同事们的担心,所以也是一个很好的决定。

记者:说说罢工那一仗,我们看到很多的打压都是针对医护人员,甚至说要秋后算账。你们在前线参与罢工的同事,包括你自己,有没有受到一些压力?

刘凯文:其实是有的,当然。我们参与了公会号召的罢工,其实是受到《基本法》的保障和《职工会条例》的保障。但是那些压力当然来自于同事、舆论,甚至可能是病人,病人家属或者其他与病人相关的组织。

其实我们罢工的初心,是希望政府能够封关堵截源头,令病毒不可以由海外进入本港,有一个围堵的效果,减少未来的病人,当然现在的病人也很重要。如果我们不在这一个危急的情景下,去采取一些更加进取的措施的话,我们全香港人的全民健康,甚至公营医疗体系都会被这个不知名的新型冠状病毒(中共病毒)拖垮。所以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是非常不容易的。

记者:你自己罢工到现在准备有意去参选,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呢?

刘凯文:其实我在卫生服务界崭露头角是在特首选委员战,即2016年的时候。当时反对梁振英连任的声音非常的强烈,我们有一帮30人的团队,也是以这个目标为号召,希望可以反对梁振英连任,和要一个维护香港人利益优先的特首或特首候选人,所以我们就集结了这样一个团队,也有这样的旗号。

同时我们在医疗体系中不同的岗位,不同的职系,我们还发现了医疗政策,甚至社会福利政策,或者院社政策,其实有很多漏洞,或者可以改善、改善得更加好的地方。所以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该次的参选,表达我们的政治诉求,反对梁振英连任,也希望通过参选特首选委来改善施政。

制度暴力收窄议员权利 争取民主派35+

记者:现在的政治诉求是什么?

刘凯文:现在的政治诉求当然就是“35+”,我想这是民主派的共同愿望,因为我们看到近期,或者一直以来,议会的暴力不断升级,议会的暴力指的是“制度的暴力”,制度的暴力使在任议员的议事空间、和他们的权利不断地收窄,我们见到这个环境感到很痛心,也见到建制派很粗暴这样漠视,甚至简直使议事规则完全被摧毁。所以我们的宏愿和共同愿望就是35+,也就是民主派要35个或以上的议员在立法会。

记者:最近议会发生了很多冲突事件,包括内会主席的争议,有很多泛民主派(议员)也有受伤的情况。如果你参选做了议员,面对议会里这些制度暴力,你觉得那个角色应该是怎样的?

刘凯文:我们见到民主派无论如何都要守护好议会的尊严,因为议会的议事项是议政,但最没规矩、最不按程序做事的偏偏是主席,或者他钦点的内会主席负责执行选举,我们见到是没办法去处理一些事,现在是这样。摆明是霸王硬上弓,不按照议事规则来安排那个主席。民主派无极力去对抗这种不公义、不公平,所以可能要身体力行,不只是大声疾呼就行了,可能无可避免地会有身体的碰撞,我们纵观近几个星期,议会有很多肢体碰撞,而这个肢体碰撞的根源就是那个制度暴力。

记者:据我所知有几个泛民主派的新生力量都想加入这次的选举,到时候怎么协调?是否担心票源会摊薄?

刘凯文:当然,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以大局为重,因为“35+”是高于任何一个有意参加候选人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会做些协调磋商等等,应该会初选,但是初选的安排,戴教授(戴耀廷)会在稍后的记者会再说,我把细节留给戴教授在记者会上分享。

记者:做医务界到今天走到准备参选、积极参选,政治觉醒是什么时候?

刘凯文:政治觉醒很早就觉醒了,我第一次自己主动参与政治是在03年,那时候刚考完高考,参与了“7.1”游行,34度的高温我都走完全程,没有晕倒也算是厉害了,之后保持留意政治,或者一些事态的发展是怎么样的,比较近的是2012反国教,我都是很积极参与,虽然当时我已经脱离了中学年代,但是我都积极留意这些事。2014年就是雨伞革命,雨伞革命占领中环79日。

接着到了2016年,那个风雨飘摇的状态,我的感受是比较深刻的,因为我很清楚记得2016年2月有个补选,新界东的补选,之后紧接着9月就有一个立法会的换届选举,7月是一个提名期,在这一次提名期的期间,是有不止一位的候选人因为他的政治理念而拒诸于外,不被参选的,这非常令人痛心。我觉得香港一个这样文明的社会是不可以接受的,不可以因为他的政治主张而排除在参选之外,应该由选民用选票去做一个决定,哪一个做民意的代表。所以这件事对我来说是很深刻的。

记者:所以都经过03年反对23条?

刘凯文:我是其中一位反对23条(的人),想不到我年纪这么小也有幸参与。

中共永远只指责别人 政治不可凌驾于专业

记者:现时关于教育都引起好多争议,中共说这个教育教坏了很多香港年轻的一代,你自己怎样看呢?这一班新香港人,为什么他们和其它国家的青少年不同呢?在这次反送中运动中,年轻的一代都令全世界很重视。

刘凯文:其实中共的“主旋律”一向都是指责其他人的,永远不会说自己是错的,这当然我们都很耳熟能详了。但是将这个矛头指向教育,(中共认定)一定是教育制度出错,一定是老师教错了,一定是这些学生学坏脑的,我想这样的指责并不是根据事实的。

香港是一个资讯相对自由的地方,也没有互联网的限制。这对于学术成就的孕育、对知识的探求是很重要的。而且教育还应该由教育的专业人士去把关,中共只是一个政权。为什么它能够做这些无理指控呢?我基本上是非常质疑的,不能让政治凌驾于专业的,否则整个行业都有一个不能承受不可逆转的恶果。

认真对待资料来源 影响到事物真确性

记者:在你成长的过程中,怎样去辨别是非?因为你成长过程中中共已经将香港收回,它们的国民教育、红色的利诱,一点一点的渗透到了社会里,你自己怎样去分清楚哪些事情是对的?哪些事情是错的呢?

刘凯文:当然首先要很认真的看看资料的来源,因为资料的来源会影响到事物发表(出来后)的真确性有多少。这是(大家)一定要知道的,我曾经也有分享过一些fake news(假新闻),我也觉得自己很愚蠢,(所以)以后自己要警醒一些,其他人也提醒了我。我也曾经做过这么愚蠢事。跌跌碰碰之下,自己觉醒了,要很认真对待每一个资料来源。

一国两制荡然无存 港人不再信任现政权

记者:香港年轻人是很不同的,对手足的感情还胜于家长。好多家长都不想他们冲到前线,也有很大的反对。但为什么这种同辈之间的感情能令他们站得那么前?

刘凯文:我觉得这样的感情从两方面产生的。第一,可能(年轻人)对香港已经没有希望,我不敢说绝望,而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我们看到向上流动的情景,是基本上不会再出现了。还有林郑月娥的政府,对年轻人是非常敌视的。搞青年事务委员会的人,全部都不是年轻人,他们都是四十岁以上的。我们对青年的定义是18至40岁,这样如何聆听年轻人的声音呢?

除了对向上流动,或者对这个社会没有什么希望了,我觉得他们对香港的感情亦都是很深厚的。他们是很喜欢这个地方,他们才会奋不顾身,或者不理太多的劝阻,都要挺身而出。这个都可以在不同的反送中运动片段中可以看到的。

记者:很明显他们都在喊“天灭中共”的口号,香港市民就将(天灭中共)写在很多地方,这令很多看到人都感到震撼。

刘凯文:是的,我们看到这个口号,竟然很多不同年纪的人都挂在口边。已经不是只局限在某个年龄层了,年轻人也有。

记者:你觉得这反映了什么现象?

刘凯文:这反映了对现任的政府,很明显是不信任的。我们说《基本法》承诺了,特别行政区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但是我们所看到的是一国两制已经荡然无存很久了。中共甚至在国际舆论之间说,一国两制,甚至中英联合声明,已经变成一个历史的文件。这件事情令我们香港人觉醒。哗,历史文件不是50年不变,50年都还没过就和我们说这些话。那么我们还会把“信任”投放给这样的政权吗?我们绝对会觉醒了。

(转自香港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敏)

相关文章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