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寻“新人”
无法回归社会的监禁与刑罚系统大肆吹嘘的目标根本矛盾。该目标声称，要对在押者进行改造，并把他们转变成“新人”。正如让-吕克．多梅内克所指出的，该系统不断声称：“拘留不是一种惩罚，而是罪犯改造其习惯的机会。”安全部门的一份内部文件阐明了新被拘留人员面临的这一过程：“一个人只有在首先承认其做法是错误的情况下，才能遵守法律。接受和顺从是必须教给囚犯的头两堂课，他们必须在整个逗留期间记住这些课程。”一旦囚犯与其过去决裂，他们就可以开始接受“正确的思想”：“当务之急是，必须逐渐灌输四项基础教育原则，让犯罪分子的政治思想重返正轨：马列主义、对毛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共产党以及人民民主专政。”因此，监狱首先成为教这些难驾驭或学得慢的“坏学员”的地方；因为党的思维至少就是这样。帕斯夸里尼在一座劳改营偶然发现一个横幅，上面写道：“欢迎我们的新同学！”在这里肯定有东西要学。在训练期间，每天饭后在牢房里进行至少两小时的学习。但是，当一些囚犯的进展不令人满意或有政治运动时，学习可以持续一整天、一周，甚至一个月。在很多情况下，持续两周到三个月的“不间断学习”用作对刑罚系统的一种介绍。课程遵循极其严格的模式，期间禁止四处走动、站起来（甚至是改变坐姿）、交谈，当然还有入睡──这是在辛苦工作一天后的一种永久性诱惑。作为天主教徒的帕斯夸里尼惊讶地发现，冥想、坦白和忏悔被改造为马列主义的做法，唯一的区别是行为无情的公开性。目标不再是重建人与上帝之间的桥梁，而是将个人溶入服从党的一群人中。学习是以坦白为中心，非常详细。偶然穿插阅读和评论《人民日报》，或者讨论一些和他们的教育相关的事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取而代之的是阅读毛主席的作品；每个人都必须随身携带一本他的思想选集。
在所有情况下，目标都是相同的：摧毁个体人格。牢头本身就是囚犯，以前通常是党员，在这一点上扮演着关键角色：“他会不断地敦促，使小组讨论能持续进行，或者讲述一些充满道德原则的故事来指导我们。我们可能谈论过的所有其它事情──家庭、食物、体育、消遣，当然还有性──完全被禁止。‘在政府面前，我们必须一起学习、互相监视’；这就是座右铭，它写在监狱的每个地方。”坦白是个好主意，承认自己是坏人才做了坏事，也是如此：“无论我们属于哪一类，我们所有人都犯了罪，因为我们有很坏的思想”，这位牢头会说。如果有人承认他有坏思想，那么其解释必须是每个人都被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反动思想所污染。归根结柢，在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逃过政治的社会中，所有罪行都是政治性的。
解决方案非常简单：改变人们的想法。因为在中国仪式与心灵是密不可分的。林彪元帅推出了一个模型，鼓励人们成为身着连衫裤工作服的又一个革命者，或者像士兵雷锋一样的英雄。他很自豪能够成为为该事业服务的伟大机器上的一个小小的齿轮。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执行一项任务时，他足够幸运地殉职了。林彪宣称，“囚犯很快学会用不置可否的口号谈论。当然，其危险在于他可能最终会用口号思考。大部分人都会这样。一般来说，营地生活的现实会把他从这种思想中拉出来。”
让．帕斯夸里尼回忆起由认罪制度导致的精神分裂症的一个典型事件：
在学习时期的一个寒冷多风的夜晚，我离开牢房出去小便。当寒冷的西北风吹打着我时，我不大想走200码到茅厕。于是，我走到一幢库房旁边，靠着墙小便。毕竟，我推断，黑暗中没人会看到我。
我错了。我勉强解完时，屁股上被狠狠地、迅速地踢了一下。当我转过身时，隐约辨认出一个轮廓，但那声音属于一名看守。
“难道你不知道卫生规则吗？”他质问道，“你到底是谁？”
我说了我的名字，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是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教训……
“我承认我错了，看守。但我所做的只是违反了监狱规定，而你却违反了法律。政府成员不得伤害囚犯。禁止身体暴力。”
那个轮廓停顿了一会儿想了想。我做了最坏的打算。
“你说的对，包”，他慎重而平静地说道。“我承认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将在我们（看守）的下一次自我批评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你准备回牢房给我写一份彻底的忏悔书吗？”
我对他的反应感到惊讶，也被感动了，因为这是看守在囚犯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闻所未闻！我只好脱口而出，“是的，看守，我当然会。”
⋯⋯我坐在我的位置上，开始准备我的忏悔书。几天后，在每周反省时，我大声朗读它，让整个牢房都能听见。
“我所做的表面看起来可能不太严重”，我在读完后补充道，“但经过进一步检查，它显示对政府教导的不尊重和对改革的抵制。通过小便，我在以一种卑劣的方式表达我的愤怒。它是一种懦弱的行为，就像我认为没人看时在政府面前吐痰一样。我只能要求政府尽可能严厉地惩罚我。”
忏悔书发给了杨看守。我等待着。我做好了再次被单独监禁的准备。两天后，杨带着其裁决来到牢房。 “几天前”，他说，“你们中有一人认为，他凌驾于法律之上，犯下了一个大错……这次我们会放过他，但不要认为，这意味着只要你写一篇道歉，就总能摆脱困境。”
一些西方观察家所描述的所谓洗脑就是这样。它没有任何微妙之处；它只是相当野蛮地强加了一种拙劣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对一切都有着过分简单化的答案。关键是要确保囚犯没有个人表达的机会。手段是多重的。最原始的是系统性的进食不足（它弱化了抵抗力），以及马列正统信仰信息的永久饱和。这些手段用于没有空闲时间（长期学习、工作和强制性操练）或个人空间（牢房过度拥挤，灯光整晚都亮着，且只允许有很少的个人物品）也没有机会表达自己想法的环境里。讨论是强制性的，所有人的发言都被仔细记录下来，并存入发言者的档案。帕斯夸里尼为1959年说的一句话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这句话中，他显示出对中共干预西藏略微缺乏热情。该系统另一个原有特征是，将大部分意识形态工作委托给囚犯，显示了该系统的有效性。囚犯们互相搜身，评估其同伴在工作中的表现，并控制他们的进食量，讨论待获释者所接受的“改造”是否足够；尤其是批评监狱的同伴，催促他们完成自我批评，以显示自己的进步。（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