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斯夸里尼回忆了使用食物作为武器的情形：
食物可以拥有什么力量──这是整个监狱系统中唯一重要的事情、最大的快乐和最强大的推动力量。在引入定量配给作为审讯过程的一个正式部分仅一个月后，我就不幸去了草雾胡同（Grass Mist Lane）（北京最大的拘留中心之一）。没有更强大的武器来促使囚犯配合。惨兮兮、清汤寡水的玉米粥、一块块又硬又小的窝窝头（中国版的面包，相较于大米，在中国北方吃得更多）以及蔬菜片，成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也是我们最关注的焦点。随着定量配给的继续，我们变得越来越瘦，我们学会了极其注意地吃每一小口，使它维持时间尽可能的长。关于囚犯在营地里吃得多好的谣言和绝望的幻想流传开来。我后来得知，这些谣言常常是由审讯人员撒播的，以鼓动忏悔。经过一年的这种限制饮食，我准备承认几乎任何事情，以获得更多的食物。
饥饿被精心研究──足以让我们活着，但永远不足以让我们忘记我们的饥饿。在审讯中心的15个月里，我只吃过一次大米，从未吃过肉。在我被捕6个月之后，我的胃完全塌陷下去。由于与公共床的身体接触，我开始有了特有的受了瘀伤的关节。我屁股上的皮肤像老太太的乳头一样松弛。视力变得模糊不清，我丧失了注意力。当我最终能够不使用指甲钳而折断脚趾甲时，我达到了维生素缺乏的纪录高点。我的皮肤在一片尘污中被擦掉。我的头发开始脱落了……
“过去这里的生活并不是那么糟糕”，Loo告诉我，“我们每15天吃一顿米饭，每个月末都要吃白面包，重大节日还吃一些肉，比如新年、5月1日和10月1日。这很正常。”
改变这一切的是，一些人大代表团在百花齐放期间（实际上是在随后的反右运动期间）来视察这座监狱。看到囚犯吃得够多，他们感到震惊。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这些反革命分子、社会渣滓和人民的敌人生活水平高于许多农民，是不可容忍的。从1957年11月起，节日期间再也没有给囚犯的大米、肉或面粉了。
食物如此彻底地困扰着我们，以至于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是疯了。我们对一切都有所准备。这种气氛很适合于审讯。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请求被送往营地。在未专门以书面形式提出请求的情况下，无人离开过草雾胡同。对此，甚至有一种表格，“请授权我通过在营地劳动来表明弃罪悔改的心。”后来，无论营地的条件变得多么糟糕，每个看守都可以如实地告诉我们，我们在那儿只是因为我们提出过这种要求。
更传统的说服方法也被用于囚犯身上。对于那些承认犯罪、表现良好、为其同伴的再教育做出积极贡献并谴责他们的同谋或反叛同伴的人，提供的奖励是承诺给予更好的待遇。谴责对真正改造是一种必不可少的检验。用一句官方套话来说就是，“谴责他人是一种非常好的悔改方法。”调查局内部有一条标语宣称：“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立大功受奖。”很多被判长期徒刑的人显示自己是热心的宣传者，希望能缩短其刑期。问题（帕斯夸里尼举了几个例子）是他们从未得到任何回报：要么他们的良好行为永远不足以防止被重判，要么更糟的是，由于判决通常只是口头宣布，人往往被缺席审判，减刑的多少总是提前内定好的。一位年长的在押者对该系统解释如下：“共产党人不觉得有义务遵守他们对敌人的承诺。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他们随意使用碰巧对他们有用的任何计划或诡计，包括威胁和承诺……还记得另一件事──共产党人对背叛者也不会有任何尊重。”
强制措施更为常见。任何人，只要没有坦白、拒绝谴责其同志（“对政府隐瞒信息是一种应受惩罚的犯罪行为”）、以被视为异端的方式说话，或者对其判决提出上诉由此显示其拒绝接受群众意志，就被延长刑期。因此，将一个人的刑期从5年变为终身监禁相对容易。囚犯们也可能极大地影响其狱友的生活。牢头的“职业生涯”取决于其他人，因此他总是会攻击那些反抗得最厉害的人；在这些攻击中，他通常会得到其他人的支持。除了这个淘汰过程之外，还有“试验”或“斗争”。这没什么自发性可言；受害者是由监狱当局挑选的，时间和地点也是事先确定的。这种气氛使人想起了土地改革期间农民大屠杀的气氛，尽管在这里很少导致死亡。帕斯夸里尼回忆说：
我们的受害人是一名中年囚犯，被控作虚假供述。一名干部通过一个硬纸板制的扩音器朝我们大喊道：他是一名顽固的反革命分子……每次他抬起头来说任何东西──真相或谎言，那都不是我们所关心的。我们用“撒谎者！人渣！”甚至“婊子养的”之类的吼叫声淹没了他。斗争像这样又持续了约3小时，随着每一分钟过去，我们变得越来越冷酷、越来越刻薄。我几乎认为，我们本来能够将他撕成碎片，以获得我们想要的。后来，当我有时间反思时，我意识到，我们自己当时也自然处于挣扎之中，心理上准备以充满激情的赞同来接受政府的立场，无论我们所面对的人品性如何。
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囚犯最终被打得屈服。在此过程中，中国式的身份划分所起的作用充其量只是次要的。被越盟关押的很多法国战俘，总体上要比中国囚犯的待遇好，但经历了类似的再教育过程。这些战俘也以同样方式作出了反应。再教育过程的有效性源于两种强有力的心理说服（psychological persuasion）手段的结合。一种是激进的幼儿化（infantilization）：党和政府成为父亲和母亲，重新教囚犯如何交谈和走路（低着头、以双倍的速度，同时看守大声喊着指令），并控制其食欲和卫生，一切都处于一种绝对依赖的关系之中。另一种是把囚犯们融合成一个单一单元，其中每个姿势和每句话都很重要。正当与真正家庭的联系变得几乎不可能之际，这个群体就成了替代家庭。妻子被迫与丈夫离婚，子女被迫与父母脱离关系。
我们很可能想知道，这种个人改造到底进行得有多深入。用口号说话，像自动机器一样反应是自我贬损的形式，可能导致“精神自杀”，但它们也是自我保护和生存的手段。人们可通过某种方式分裂他们的人格来维持某种私人空间的想法可能是幼稚的。但那些最终不再讨厌“老大哥”的人，其思考方式往往是策略性的，而非出于信念。帕斯夸里尼指出，1961年，他的再教育似乎完成了，他真诚地相信看守们告诉他的一切。但他补充道：“我也很清楚，让我的行为尽可能接近于法律条文，这非常符合我的利益。”帕斯夸里尼提供了另一个例子来描述一名极端毛派牢头：“为了证明他对该政权的狂热和忠诚，他声称，甚至在温度低于华氏零上5度的法定限制以下，也应允许囚犯工作，且应当允许他们早点起床干更多的活儿。”看守打断了这一讲话，认为它是“完全非正统的”──其他囚犯大为宽慰。像很多中国人一样，他们确实有点相信该系统，但他们真正想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避免麻烦。（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