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是邓小平时代一些最严重暴行的发生地，毛泽东的长期影响比在任何地方都感受得更强烈。虽然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但政府赋予了少数民族特殊权利，并赋予较大的少数民族一定的行政自治权。但400万至600万名西藏人在其历史地区被分成西藏自治区之前，就已很明确地表示，他们不乐意成为中国国家的一部分，渴望回到他们曾经掌握自己国家的日子。西藏自治区实际上只包括该国以前领土的一半和几个中国省份。青海于20世纪50年代由西藏的安多（Amdo）地区组成。四川、甘肃和云南的少数民族藏族拥有的权利很少。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待遇比生活在自治区的藏人更为糟糕。这一事实导致了1956年5月西藏北部安多游牧的果洛（Golok）武士起义。
自1950年解放军首次抵达以来，西藏经历了很多。尽管镇压强度在各地区各不相同，但这也主要是中国低地的人对高地“落后的野蛮人”的传统偏见造成的结果。据异见人士说，1959年至1963年有7万名藏人死于饥饿（与其它孤立的地区一样，那里的一些饥荒持续时间比其它地方要长），这个数字占人口的2%到3%，比例远不及中国其余地区。贾斯柏．贝克（Jasper Becker）最近的研究得出的数据要高得多，达赖喇嘛故里青海的死亡率为50%。从1965年到1970年，藏人家庭被聚集在一起，形成几乎按照军事路线经营的人民公社。一系列荒谬的尝试导致了饥荒：建立设计拙劣的灌溉和梯田工程，用于生产在中国内地种植的主要作物；放弃在这种贫瘠土壤上对农业至关重要的休耕制度；用更脆弱的小麦作物取代很适应寒冷干旱环境的大麦作物；减少牦牛放牧地。许多牦牛死了，使得藏人没有乳制品（黄油是他们的主食），冬天没有动物皮覆盖他们的帐篷；很多人被冻死了。与其它地方一样，政府配额过高。从1953年开始，数以万计的中国移民移居到西藏东部（四川）。在那里，他们获得了一份集体化的土地。自治区内约30万汉族人的存在，进一步增加了对当地农业的压力。他们中三分之二是士兵，所有人都需要被养活。关于1962年刘少奇实施的农村自由化措施，1965年的一份报告指出，这些措施在西藏的象征是“一农场、一牦牛”。
西藏也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摧残。1966年7月，红卫兵，包括一些藏人（尽管达赖喇嘛的支持者否认）在内，开始征用私人财产，并用毛泽东的照片取代祭坛上的佛像。他们强迫僧侣参加“批斗会”，其中一些僧侣未能幸存。尤其是，他们袭击了寺庙，包括最著名的寺庙。周恩来被迫用自己的军队在拉萨保护布达拉宫（“活神”的古老家园）。拉萨大昭寺被洗劫后，整个地区发生了类似事件。据一位在大昭寺目睹这些事件的僧人说，“有几百座寺庙，但只有两座被饶过。其余全部都被掠夺或污损。所有的雕像、神圣的书籍以及物品都被打碎或带走了……只有大昭寺入口处的释加牟尼雕像被红卫兵放过，因为它像征着中国与西藏的联系。破坏持续了一个多星期。之后，大昭寺变成了中国士兵的营房……另一部分……变成了屠宰场。”鉴于宗教在传统的西藏社会中绝对的中心地位，这些在当时相当典型的措施，在西藏一定比在其它地方让人感受得更深刻。与当地居民联系较少的军队似乎向红卫兵提供了比其它地方更多的援助，至少在遇到抵抗的任何地方。作为毛派派系之间战斗的结果，大多数屠杀发生在1968年运动结束时。这些战斗1月份在拉萨造成数百人死亡。夏季，当军队设立一个革命委员会强加于民众时，伤亡人数特别高。由于采取了这些行动，文革期间，死在西藏的汉人比藏人多。
但西藏最糟糕的年头始于1950年中共军队的到来，终于1959年的被迫集体化，比中国其余地区晚了三年。集体化运动引发了一场起义。这场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导致西藏精神和世俗领袖达赖喇嘛连同其他10万难民，包括该国少部分有教养精英中的大多数逃往印度。尽管20世纪50年代对中国本部（China proper）来说也是极其困难的十年，但在西藏仍采取了特别暴力的措施，以便把共产主义和中国统治强加给一个非常独立的民族。该民族要么是半游牧（约40%），要么依附于寺院。在这个十年中期的集体化过程中，紧张局势进一步加剧。军队对康巴游击队（Khampa guerrillas）的起义做出反应，其暴行与这场起义的规模不成比例。1956年，在藏历新年庆祝活动期间，巴塘（Batang）伟大的曲德噶登彭德林寺（Chode Gaden Phendeling monastery，译者注：即康宁寺）被从空中轰炸摧毁；至少有2,000名僧侣和朝圣者遇难。
一连串的暴行令人毛骨悚然，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核实的。但目击者报告都精确地一致，令人们相信，达赖喇嘛对这一时期的评估似乎是经得起挑战的：“藏人不仅被射杀，还被殴打致死、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被活活烧死、被淹死、被迫害致残、被饿死、被勒死、被绞死、被活活煮死、被活埋、被取出内脏并肢解以及被砍头。”受西藏东部康区（Kham）起义的余波影响，最黑暗的时刻无疑是1959年。在这场起义中，反叛者们占领了拉萨。有几个因素促成了这场起义，包括对人民公社的反应、大跃进、长达数年的中国配额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大规模遣返其在科罗拉多州和关岛的游击队营地训练的康巴武士。非常同情反抗者并允许其融入社会的平民百姓遭到中国军队的大规模轰炸。伤者无人照看，经常被活埋或被流浪狗吞食──这解释了失败一方自杀人数众多的原因。拉萨本身是一个拥有两万名持有火枪和剑的藏人的堡垒，于3月22日被夺回，付出了2000至一万条生命的代价，小昭寺（Ramoche）和布达拉宫（Potala）遭受了重大破坏。随后，西藏领导人及其10万名追随者动身前往印度。1969年拉萨又发生了一场大规模起义，以一场重大的流血冲突被镇压下去。康巴游击队竭力支持下去，直到1972年。1987年10月拉萨再次开启起义和镇压的循环，经过3天支持独立的骚乱以及所称的反华大屠杀的开端，导致1989年宣布戒严。根据张少松将军的说法，18个月内有600多人死亡。尽管存在一些暴行，特别是针对尼姑的暴行，但中国的手段已经明显改变，再也没有屠杀了。但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西藏人都至少有一位家人在中共的统治下遭难。
现代西藏最严重的悲剧是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拘禁数十万人──可能多达十分之一的藏人。似乎很少有人（可能只有2%）从166座已知营地活着回来。这些营地大部分都在西藏或邻近省份。1984年，达赖喇嘛的情报部门估计，有173,000人在拘留期间死亡。整个寺院社区都被发配到煤矿。拘留条件总的看来似乎很糟糕。每天很多囚犯都面临着饥饿、寒冷或极度炎热。拒绝放弃西藏独立的囚犯被处决的故事，与大跃进期间监狱里同类相食的故事一样多。似乎整个西藏人口（西藏所有成年男子中有四分之一是喇嘛）都成了嫌疑人。近六分之一的人被划为右派，与中国的二十分之一形成对比。在长征期间毛泽东休息并积蓄力量的四川藏族草原地带，三分之二的人口在50年代被捕，直到1964年或1977年才获释。1962年，藏传佛教第二号重要人物班禅喇嘛向毛泽东抗议饥荒和镇压。这些镇压正在夺走其大批同胞的生命。作为报复，他被投入监狱，然后被软禁到1977年。他被判刑的裁决，直到1988年才废除。
如果无确凿的证据表明中共在西藏策划了肉体上的种族灭绝，那么毫无疑问他们进行了文化上的种族灭绝。文革刚刚结束时，6,259个指定的佛教礼拜场所中，仅13个仍然开放，其它大多数都变成了军营、储藏室或拘留中心。幸存下来的一些随后重新开放，但是很多都被完全清空了，他们的珍品──手稿、壁画、唐卡绘画（thanka paintings）、雕像和其它物品──都被摧毁或被盗，特别是如果它们含有任何贵重金属。到1973年，北京一家铸造厂已经熔化掉600吨西藏雕塑。1983年，拉萨一个代表团在中国首都发现了32吨藏文物，包括13,537尊雕像和小雕像。彻底根除佛教的尝试，伴随着为西藏所有新生儿取中文名字的运动。所有学校课程都用普通话授课，直到1979年。最后，红卫兵剪掉了男性和女性藏人的辫子，并试图将中国汉式服饰强加于全国。这让人最后一次联想起1911年的排满革命。
西藏暴力死亡人数的比例比中国本部大得多。即便如此，也很难相信西藏流亡政府于1984年公布的数字：120万受害者，或者说所有藏人的约四分之一。在战斗中432,000人死亡的数字似乎更不可信。但种族灭绝大屠杀的立论依然是合理的，鉴于涉及的人数、对平民和囚犯意愿及权利的忽视以及犯下暴行的规律性。根据中共官方的数据，自治区人口从1953年的280万居民减少到1964年的250万。如果考虑到流亡者的数量和（确实不确定的）出生率，死亡人数可能高达80万──人口损失程度堪比红色高棉统治下的柬埔寨。许多西藏妇女担心任何形式的住院治疗都可能导致堕胎或强制绝育。这一事实表明该地区最近采用的反生育政策的严峻性。这些政策是以对汉族的现行做法为蓝本的。以前，少数民族被豁免于这些措施。据说，中共总书记胡耀邦1980年访问拉萨时，面对如此多的不幸、歧视以及汉人与藏人间的隔离（这种情况，他称之为“完全的殖民主义”），羞愧地哭了。在他们偏远的雪与神之国度长期被遗忘或不为人知的藏人，不幸生活在亚洲中心地带一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尽管他们似乎不再受到肉体灭绝的威胁，但他们的文化仍岌岌可危。（待续）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王馨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