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9月08日讯】《有冇搞错》。9月7日。
昨天星期日，香港不少市民在九龙参与游行，要求重启立法会选举。当然，警方出动大批警察去镇压，滥捕了很多人。罪名大部分是非法聚集，违反限聚令。
昨天一天之中，有三件事，特别值得留意。它也说明了香港的整个制度，也就是一国两制的香港这一制，正在快速地蜕变。
第一件事，是警方在旺角拘捕了一位新城巴士的司机，指他危险驾驶。这位司机大佬唯一做的，是戴了猪嘴，就是防毒面具，然后按了喇叭。警方把他拉下车，然后指他藏有攻击性武器。什么攻击性武器，竟然是一把扳手。一个司机在车上有一把扳手，可以是攻击性武器。有冇搞错？以后会不会拳头也是攻击性武器？所以每个人都要带个手铐才能上街，你们干脆宣布恢复奴隶制度算了。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香港警方已经可以不顾常识，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任意拘捕任何他们不喜欢的人，这是典型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中禁止的“任意拘捕”行为。香港是联合国两个政治和权利公约的签署方，不叫签署国，《基本法》里面也列明保护基本权利。香港警方的这个做法，在我看来，就是随心所欲，就是任意拘捕，就是完全不顾忌法律限制，完全不顾忌任何司法问题。
这是典型的非法治国家警察的做法。看任何人不顺眼，看任何人不高兴，即使没有任何证据都可以滥捕。
第二件事，是“快必”谭得志被捕。昨天上午，警方出动国安队，也就是香港国安警察出动，上门拘捕谭得志。罪名是什么呢？
警方发言人说，香港国安警察最初是循《港区国安法》煽动分裂国家罪名方向调查，经搜证及征询律政司后，以《刑事罪行条例》第10条“发表煽动文字”采取行动，指称谭摆街站期间涉嫌发表的言论、文字引起憎恶、藐视政府，字眼引起民间不满。
也就是说，国安警察先以港版国安法煽动分裂去拘捕，拘捕后搜查，最后指控的罪名是发表煽动文字。
我估计，律政司觉得，谭得志说的话，告不入分裂国家，所以告他“发表煽动文字”。所以，政府骂不得，否则就是引起憎恶、藐视政府？当年邓小平说，可以骂共产党，但港府却不能骂啦？你自己的做法令人厌恶，你做得，别人说不得、骂不得？
这还不是最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安警察以一个罪抓人，然后告另一个罪。意思是，我不喜欢你，先拘捕再说，至于用什么罪名告你，慢慢再调查，慢慢再说。
这种事情，在中国大陆非常常见。所以，一国两制的香港这一制，是不是已经没有了？习近平说一国两制不走样，香港警察是不是在打习近平的脸？
另外一个事件，是《星岛日报》报导的。
香港东区法院裁判官何俊尧，被调离裁判法院。他被调到高等法院，去专门处理刑事案件的排期事宜，那个职衔为“刑事案件排期法官”，9月18日上任，为期逾8个半月。
这位何俊尧法官，过去曾经判处多宗反修例示威案中的被告罪名不成立。
今年6月，香港众志副主席郑家朗、成员吴嘉儿及何秀仪去年在立法会《国歌条例草案》公听会期间，离座冲向官员席位示威，何秀仪另被控袭击一名男保安。裁判官当时裁定何秀仪普通袭击罪不成立，并认为涉案的保安作供有夸大失实之嫌。
8月，区议员仇栩欣涉在北角袭警案开庭，何俊尧狠批两名作供警员砌词狡辩、证供不尽不实，“大话冚大话”，所以裁定两个被告无罪释放。
这个案件的判决，触动港共的神经。网上流传有人草拟好投诉信，发动所谓“同路人”投诉，并附上无权处理法官投诉的政务司司长及警方国安处等电邮地址。
被称为香港特区政府机关报，其实是中联办机关报的《文汇报》和《大公报》，过去几天发表连篇累牍文章，批判法官。
所以，何俊尧的调职，当然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所谓“排期法官”，就是把案件分派给其他法官审理。《星岛日报》的报导说，所以何俊尧这次被派往较高等法院作排期官，是司法机构对他委以重任，因他会负责分派更严重的案件，给其他指定法官处理。
法官被调走，不再审理法庭案件，去做一个调度员的工作，是不是获得重用，我不知道，但我高度怀疑这是所谓的调虎离山，在大陆叫明升暗降，其实就是插手司法啦。
9月6日发生这么多事情，其实一件比一件更严重。这段时间以来，从中联办到港共，拚命强调香港没有三权分立，而是三权分工。他们指的是宪政的制度安排。但香港过去100年，都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去行事的。是香港以前的立法会，不是本地民选的，所以法律不是本地法律，但英国是三权分立的，所以还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在管制香港。
香港多位法官已经说过多次，过去香港政府官员也说过多次，香港按照三权分立原则施政的。在《基本法》中，三权分立虽然没有明确表述，但各个条文中，对行政、司法和立法不同的规定，已经明确表达这个原则。
中共不要说三权分立，因为三权分立意味着“西方那一套”，意味这资产阶级自由化。80年代有人问当时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香港有没有资产阶级自由化，赵紫阳说，你们搞的就是资本主义，所以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
但邓小平不能给三权分立正名，所以始终不承认三权分立。左派说，地方政府有没有三权分立？这样问好像很奇怪，我们这么问，纽约有没有三权分立？纽约当然有三权分立，虽然纽约没有国家立法机构，但本地法案当然是本地议会订立的，纽约法官当然独立于行政当局。虽然纽约没有一个三权分立的宪法制度，但却是在三权分立宪制规定下行事。
当然，政治制度是关键问题，三权分立不可能在专制体制下运作，它必须在民主的体制下才能有效运作。所以，香港应该是向前走到民主，还是向后退回到共产专制，这才是大问题。
当年，共产党提议一国两制，香港这一制度，不是单指市场化和私有产权这些经济制度，最重要的，更是公民权利和独立司法这些政治制度。没有现代社会制度，香港哪有自己的一制？
我们看到的，是中共和香港政府，在还没有到五十年不变的期限时，就拚命把香港拉回到专制制度中去，他们要消灭自由、民主这些“洪水猛兽”，因为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是共产专制的大敌。
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通往奴役之路》那本书里面，谈到东欧国家，主要是二战前的德国，为什么会由相对自由民主的制度，走向了专制专政制度。他的解释是说，当生存出现危机，民众的安全感大幅度降低的时候，人们愿意出让部分权利，换取安全。他当然指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全球大萧条，经济崩溃，而德国情况特别糟糕，所以才有希特勒上台，席卷欧洲。
这是这种制度倒退发生的时候，或者是之前的情况。中共获得政权的情况确实也是这样的。中国人先是和日本打了8年，然后再打4年的内战，就是从1938年打到1949年，长达近12年的全面战争，经济彻底崩溃，大家没有饭吃，所以特别容易接受共产党这样的体制。
但在和平时期，既得利益阶层为了保有特权，保证专制制度延续，他们特别需要危险和社会危机。如果没有，他们会制造危机。乔治奥维尔的《动物农庄》里面，专制者拿破仑就拚命渲染外界危险，说雪球要带人类攻占动物农庄。
共产党就是这样的，永远都是敌对势力，永远都是别人欺负我，永远都是亡我之心不死。以前我在广州上小学上中学，老师每天都说香港的阶级敌人多可怕，有亲戚在香港的人，都是可疑的敌对分子，不要说香港人了。
现在轮到香港了。香港政府大概不好意思说太多敌对势力，但他们有病毒。所以香港瘟疫的危险一定很严重，社群限制绝对不能放松，就算是让生意人、让货运、让真有危险的人士进港，也不能让香港人自己聚集，他们一定会强调多么危险，多么可怕。因为越是危险越是可怕，政府才越有正当权力去剥夺别人的权利。
十年前有一本书很流行畅销，是Daron Acemoglu和James Robinson写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Why Nations Fail?）
在那个书里面，作者用大量历史实施和各种数据，揭示了一个道理，就是社会经济的成功和失败，主要是因为制度。过去香港的成功，依靠的是香港的制度。而近年香港的衰落，尤其是未来香港的衰落，很抱歉，还是会因为制度。雨伞运动也好，反送中运动也好，都是制度失败带来的后果，而不是造成失败的原因。
没有这样的基本判断，对香港的所有分析都是胡说八道，要不然就是笨蛋，要不然就是别有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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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王晓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