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随后进入了革命的第三阶段。该阶段在1953年以前具体体现在斯大林身上。它以广泛存在的恐怖为特征。这种恐怖在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现。其后，斯大林找到了更多要消灭的团体，不仅针对整个社会，而且针对国家机构和党的机构。这种恐怖不需要战争的特殊情况就可以启动；它发生在和平时期。
希特勒很少在镇压中发挥个人作用，他把这些不光彩的任务交给了希姆莱等可靠的下属。相比之下，斯大林始终对此类事情怀有浓厚的个人兴趣，并在此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他亲自在包含数千个待枪决者姓名的名单上签了名，并迫使政治局其他成员也这样做。在1937年和1938年为期14个月的大恐怖期间，有180万人在42场精心准备的庞大行动中被捕。其中近69万人被杀。内战的氛围千差万别，但它依然是日常生活的一个固定内容。“阶级战争”一词经常被用来代替“阶级斗争”，对此没有什么隐喻。政治敌人不是被指名道姓的对手，甚至不是敌人阶级：它是整个社会。
以摧毁社会为目标的恐怖，在其蔓延的过程中最终必将触及由党本身所构成的反对派。尽管在列宁统治下，从1921年开始，任何偏离党的路线的人确实都受到了惩罚，但主要的敌人实际上始终不是党员。在斯大林统治下，党员本身成为潜在的敌人。基洛夫被暗杀为斯大林提供了开始在党内实行死刑所需的借口。为此，他更加靠近涅恰耶夫。巴枯宁在与涅恰耶夫决裂时向他提出了以下警告：“我们活动的基础应当是简单的理想，例如讲真话、诚实和革命兄弟之间的信任。说谎、欺骗、故弄玄虚以及必要的暴力应当只用来对付敌人……而你，我的朋友，这就是你犯的错的最严重之处──你陷入了罗耀拉（Loyola，译者注：1491年—1556年，宗教改革时期天主教会的重要人物、西班牙耶稣会会祖、神学家、组织家以及灵修家）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译者注：1469年—1527年，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和哲学家，基于“人性本恶论”，提出了“君主无伦理，政治无道德”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系的魔咒……你被警察战术和虚伪的手段迷惑了，并且正在使用这样的理念来管理你的组织……因此，你最终将自己的朋友当作敌人来对待。”
在斯大林统治下，刽子手最终成为受害者。布哈林在其党内老同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处决后，公开宣称：“我好开心他们像狗一样被枪毙了。”不到两年后，布哈林本人也像狗一样被枪毙了。斯大林主义的这一特征在全世界共产党国家中变得很普遍。
在消灭自己的敌人之前，斯大林在一场审判秀中让他们示众。凭借着对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秀，列宁于1922年引入了这一策略。斯大林只是改进了这一方法，使其成为他的镇压机器的永久性特征，于1948年以后在东欧广泛应用。
安妮‧克里格尔说明了这些审判是如何被用作一种可怕的社会清洗机制，以及在一个无神论者的国度里，这些审判是如何逐渐取代宗教传统上所断言的地狱的。它们也被用来加深阶级仇恨和公开将敌人污名化。亚洲共产主义将这一程序推向了其逻辑极限，以至于举办了“仇恨日”活动。
斯大林在仇恨教育中增添了神秘色彩：对受害者的逮捕、判决及其命运完全笼罩在谜团中。与恐怖紧密相连的神秘感和保密性给全体民众带来了可怕的痛苦。
由于认为自己处于战争状态，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一套含有“敌人”（the enemy）的词汇，例如“敌特”（enemy agent）和“支持敌人的人口”（populations lending support to the enemy）。按照战争模式，政治回复到过于简单化的术语。“非敌即友”的二元对立，作为“势不两立”（us versus them）的无情心态的一部分，得到全面应用；军事术语“阵营”反复出现：革命阵营与反革命阵营水火不容。人人都被迫选择自己的阵营，违者以死论处。布尔什维克由此回到了古老的政治形式，摧毁了50年的民主和资产阶级个人主义。
要如何定义敌人呢？政治沦为内战。在这场内战中，两支敌对力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前者不得不通过任何必要手段消灭后者。敌人不再是旧政权、贵族、资产阶级和军官，而是任何反对布尔什维克政策的人。表示反对者被立即定为“资产阶级”，并受到相应的对待。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敌人”就是对布尔什维克绝对权力构成障碍的任何人，无论其属于什么社会类别。这种现象立即出现在苏维埃选举大会上，甚至比恐怖还早。考茨基预见到了这一发展。当时，他于1918年写道，唯一获准选举苏维埃代表的人将是
“通过有用或富有成效的工作来谋取生计”的。什么是“有用和富有成效的工作”？这是一个颇有弹性的术语。对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者的定义同样具有弹性。他们包括任何雇用工资劳动者来盈利的人……人们看到，根据《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几乎未经任何推敲就被贴上资本家标签并丧失选举权。选举权定义所具有的弹性，为最大程度的任意性打开了大门。这种弹性归因于该定义的对象，而不是其制定者。对无产阶级清晰而精确的法律定义，是不可能制定出来的。
“无产阶级”一词在这里起着与“爱国者”一词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相同的作用。“敌人”也是一个完全具有弹性的类别，它可以扩展或收缩以满足当下的政治需要，成为共产党思想和实践中的关键因素。正如茨维坦‧托多洛夫所说的那样，
“敌人”是为恐怖极好的开脱，极权主义国家需要敌人来生存。没有敌人，就创造敌人。一旦他们被认定，便会受到毫不留情的对待……成为敌人是无法消除的遗传性污点……正如人们经常所指出的那样，犹太人被迫害不是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因为他们是什么。共产主义也毫无两样。它要求把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来镇压（或者在危机时刻予以消灭）。属于这个阶级就够了：实际上根本没必要在乎他们已经做下什么事情。
一个根本问题依然存在：为什么敌人应当被消灭？用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术语来说，镇压的传统作用就是“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规训与惩罚的时代结束了吗？阶级敌人变得“无可救药”了吗？在古拉格，普通罪犯系统性地受到优于政治犯的待遇。通过表明这一点，索尔仁尼琴作出了一种回应。发生这种情况不仅是出于实际原因（他们帮助管理营地），而且是出于理论原因。苏联政权的目的之一是打造新人，这样做意味着对最不知悔改的犯人进行再教育。这也是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和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一个关键的宣传问题。
但为什么应杀死敌人呢？对敌人的识别，一直在政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连福音书（gospel）中都说：“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新鲜的是，列宁不仅坚称不站在他那一边的就是反对他的，而且坚称，反对他的就得死。此外，他还将这一原则扩展至政治领域以外，到达全社会更广的领域。
恐怖涉及双重变化。对手首先被贴上敌人的标签，然后被宣布为罪犯，这导致他被社会所排斥。排斥很快就变成了灭绝。通过救世主式的马克思主义工程，由无产阶级来重新统一人类，寻找一条纯净的、通往统一而不再对立的人性之路，是极权主义的根本问题，非敌即友的辩证法不再足以解决它。这一理想被用来支持党、社会、整个帝国的强行统一，并淘汰任何未能适应新世界的人。在相对较短的一段时间后，社会从政治斗争的逻辑转为排斥的过程，再转为消灭的意识形态，最后转为对“不纯分子”的灭绝。在这条路线的尽头，是反人类罪。
（编者按：《共产主义黑皮书》依据原始档案资料，系统地详述了共产主义在世界各地制造的“罪行、恐怖和镇压”。本书1997年在法国首度出版后，震撼欧美，被誉为是对“一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专制的真正里程碑式的总结”。大纪元和博大出版社获得本书原著出版方签约授权，翻译和发行中文全译本。大纪元网站率先连载，以飨读者。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