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晓农:拜登对华政策的两面性

拜登对华政策充满着两面性,他时而向中共示好,时而又宣布对华备战。拜登不是在演戏,而是纠结于“政治正确派”价值观和美国国家安全之间的根本对立。拜登当局降低调门,把中共定性为“主要竞争者”;事实上,中共并非“竞争者”,而是战略大敌。

中共有预谋、有步骤地点燃了中美冷战,而且狂妄无知地以为,它会成为赢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目前足以应付中共的威胁,中共能不能继续嚣张下去,全看拜登当局究竟打算如何应对中共的威胁。

一、中共专制是一种正常的“文化规范”?

拜登2月16日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参加CNN的电视节目时介绍,他2月10日与习近平通话时告诉习近平哪些话。他解释说,“如果你对中国历史有所了解的话……习近平的中心原则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统一的、受到严格控制的中国。基于这一点,他采取了那些行动并将其合理化。从文化上看,不同国家有不同的规范,每个国家和他们的领导人都期望遵从。我不反对习近平在香港所做的事情,不打算反对他在中国西部和台湾所做的事情。”这是拜登按照他的本心、他的价值观和“拥抱熊猫派”的一贯立场所言。

拜登的价值观充分展现了美国“政治正确派”的看法,他们拒绝承认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共产党政权是人类历史上最恶劣的制度;为了给自己圆场,他们使用从欧洲进口的“文化相对论”。“文化相对论”强调“多元文化无分对错”,这是欧洲诞生的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观点,其实质是“道德否定论”,认为基督教文明基础上产生的关于是非对错的道德观念必需淘汰,应该由性混乱、鼓吹族裔对立和阶层对立、反资本主义、反西方宗教的各种观念来替代。

拜登把红色专制说成是“cultural norm(文化规范)”,无疑是为共产党专制文化涂上正当性色彩。这是一种诡辩,专制和自由并不难区分,是对还是错,本应是民主制度下基本的价值观念。但新马克思主义鼓吹的是推翻现存的民主国家的社会秩序,引进各种改造民主社会的新老马克思主义红色价值观,所以它要强调“文化相对论”,把专制文化和民主制度的传统文化划上等号,用“多元文化无分对错”给他们喜欢的专制文化戴上正当性的桂冠。拜登是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拙劣的学生,鹦鹉学舌时都不懂得怎么样把那套诡辩论绕得天花乱坠,结果说出来就成了赤裸裸的专制宽容论。实际上,“政治正确派”极其虚伪,它对自己要打压的西方传统价值观就毫不容情,完全不讲“多元文化无分对错”。

我们在美国看到,“政治正确派”的价值观无非就是一种西方的后现代主义专制思维,它和红色专制的价值观本是同根生,这就是为什么它在价值观上对红色专制永远亲和。它把自己的那一套强加给美国社会,用“政治正确”作为借口。“政治正确派”和共产党一样,都想用自己的专制思维控制全社会。“政治正确派”也批评中共专制下的人权状况,那不过是一种试图洗刷自己与红色专制价值观紧密联系的作秀,既非真心,也不认真。美国“政治正确派”的老一辈里,很多人是当年反战运动中喜爱《毛主席语录》之辈,后来不少人进入大学讲堂,一代又一代,培养出如今在大学和中学里占压倒性地位的亲马派(亲近马克思主义)教师,他们从来对中共有好感。

二、美国政治上的三派分立

川普(特朗普)时代后期美国的对华政策非常清晰明确,而拜登的对华政策似乎有一点混乱。但是,单纯用“政治正确派”和传统价值观的对立来分析美国对华政策的形成,或者用“熊猫亲善派”和“熊猫遏制派”的对立来判断美国的对华政策,都过于简单化了。因为,此刻美国的政界、商界不止有两派,实际上存在着三派。

长期以来,美国始终存在着“熊猫亲善派”和“熊猫遏止派”,前者在政界、金融界、商界和学术界里有不少,而军方和共和党里有一部分议员属于后者。但并非所有议员都能按这两派来划分,也不能按两党来区分这两派。

笔者所说的三派分立,首先是指“卫国派”,“熊猫遏制派”属于这一类,而“熊猫亲善派”中的部分人可能也会有所醒悟而加入;其次是“卖国派”,“熊猫亲善派”中的部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宁可强敌弱己;第三派是“害国派”,这些喜欢政治正确理念的人,未必像“熊猫亲善派”那样与中共有千丝万缕的利益关系,但他们为了自己这派建立专制的一统天下,不惜用各种所谓“政治正确”的说法,推动种种伤害美国利益的政策。

今后的美国国策将在这三派的较量中产生。两党中都有这三派,只是比例多少不同。共和党里“卫国派”多一些,但也有“卖国派”,还有一些人会为了个人利益与“害国派”勾兑;民主党里“害国派”占相当大的比例,还有很多“卖国派”,但也有一些“卫国派”。究竟在哪项政策上哪派占上风,要看政策的内容。比如,国防问题上基本上是“卫国派”占上风;而在对华经贸、金融政策上,“卖国派”有相当的影响。用保守派或自由派来简单化地区分对华政策的总体方向,不一定能充分说明问题。

今后的美中关系将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军事层面的对抗是明显的,但在其它层面就需要经常具体分析。拜登不愿意象川普那样,在冷战的各个层面采取一致的政策;相反,拜登会在军事、谍报、经济和政治方面做出一定程度上相互矛盾的决定。对“卫国派”加强国防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卖国派”和“害国派”口头上不能反对,却可能在行动上常常主张弱己强敌的政策。当军方认为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中共越来越大的威胁时,它对加强国防的呼声和要求会得到国会和政府里一批“卫国派”人士的支持,在对华政策方面军方会成为主要的推手。虽然美国的企业界有不少公司反对川普在经济上遏制中共的政策,但军方的强硬立场会对“卖国派”产生一定的约束。军方按照美中军事对抗的节奏在抓紧部署,而美军的备战部署必然会限制经济方面的两国交往,未来的美中经济关系将处于两国军事对抗的背景之下。

三、中共磨刀霍霍,准备战争动员

亚太地区现在面临着最危险的十年,其根源在于中共的国际野心和军事威胁。中共的对美军事威胁并非口水战,它实际上已经为战争动员做了立法准备。去年10月22日中共的外宣官媒《多维新闻》在一篇题为《国际安全不稳定性突出,中国国防法拟增“开战条件”》的报导中说,中共在国防法中扩大了“开战条件”,把经济需要列为“开战动员”的重要理由。中共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去年10月13日开会审议国务院、中央军委提出的国防法修订草案。修改前的国防法共12章70条,此次改法拟修改其中的50条、增加6条、删除3条,特别是明确“发展利益遭受威胁时”要全国总动员或局部动员。

中共如此修改国防法,究竟意欲何为?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目的是在法律上做好实行战争总动员的准备。其实,中共高层和军方决定发动战争时,并不需要履行法律程序,当年中共发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珍宝岛战斗等,都事先对国人保密,事后则让官媒按拟定好的宣传版本进行社会动员。

中共这次修改国防法,在“总动员”前面回避了高度敏感的“战争”两字;其实,与国防法相关的“总动员”只有一种,即战争总动员。战争总动员的举措通常包括下列几项:第一,扩大兵源,征召退伍军人重回军队服役;第二,把民用经济部分转变成为军用,延长工时;第三,按照战争需要,限制民用消费品和民用工业品的供应。

中共修改国防法时把经济需要(即官媒所说的“发展利益”)列为战争总动员的理由。其含义是,哪怕并未遇到真正的外来军事威胁,只要经济发展遇到麻烦,它就可能发动战争;换言之,中共通过修改国防法,把对外战争的“开战条件”扩大到无穷大,随便一个说法都可以轻易地和“经济利益”挂上钩,然后便可被中共拿来作为开战的理由。

这种战争总动员所涵盖的范围当然不仅仅是台海冲突,因为与中国的“发展利益”关系最大的是海外贸易、技术盗取和外资流入,而这些主要与美国有关。在中共的战略里,美国是可能妨碍它的全球经济利益的主要国家;而修改国防法意味着,中共的战争威胁所瞄准的主要是美国。

四、中共为何不愿和平竞争?

按照常识,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只有在和平状态下才能顺利进行;而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可能遇到麻烦,那样的麻烦应该按照国际法规和国家之间的协商来解决。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利益,难道可以用战争手段来实现吗?正常竞争中无法获得的经济利益,用战争就能抢到吗?

中共的思维貌似违反常识,似乎不可理喻,其实是另有不可告人的原因。中共的“崛起”是靠破坏国际规则和各国法律才得以推动的,比如,大规模窃取美国等国的知识产权和技术机密,用偷来的专利和技术制造产品去挤垮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企业,违反国际贸易规则长期维持对美的高额贸易顺差等等。如果回到国际规则和法律层面正常竞争,中国就失去了这些支撑其经济的重要手段了。所以,川普开启的中美经贸谈判一涉及侵犯知识产权这个主题,中共就翻脸不认账了;同时,中共坚持对美施压的方针,既然它经济上仍然依赖美国,就在军事上下手,试图逼美国让步。

而美国大选舞弊之后的政治方向恰恰给中共提供了机会,因此,中共现在反而觉得自己可以挑战美国了。《多维新闻》3月6日使用了一个标题,《2021中国两会,坚定且充满野心》。“充满野心”这4个字,就是此刻中共高层的心态。它的野心是什么?最近习近平讲了几句话,“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言为心声,在习近平的心目中,中共现在已经对这个世界再也没有什么仰视的心态,而是一种“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可以碾压你们”的感觉。习近平没有说出来的是,如何把这个世界变成中共的天下,要说一不二;而且,习近平话里的“世界”,并非中小国家,而是美国;他所说的“平视”,当然不是中共短短几个月里有突然的成就,而是美国正在呈现危险的下坠姿态,特别是国内政治和经济政策上的下坠。

中共的《多维新闻》2月12日刊登的一篇文章表示,“从中美官方的表态来看,北京尽可能地回避被贴上‘挑战美国’的标签。事实上,‘中国挑战了美国’这一点,北京已经难以避讳。经济上,中国从2011年至今,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有不少经济人士预测,中国将在2027年或者2028年超过美国。在全球经济治理层面,‘一带一路’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触动会日益显现出来。军事层面,中国与美国同样都是拥核国家,中国近年来在南海、台湾的军事存在感明显加强,解放军的军事震慑力大增,美国在亚太的绝对优势正在变成相对优势。”这些话是中共的对外宣传语言,其自夸成分大可质疑,但它“充满野心”的心态透过这些话语却充分体现出来,中共并不避讳它在挑战美国。

五、中美之间是竞争关系吗?

拜登把中共定性为“主要竞争者”,在外交语言层面降低了川普行政当局对中共的认知,比川普当局温和得多。中共是正常的竞争者吗?历史上,美国在民主国家当中有过很多国际政治方面的竞争者,比如,法国的戴高乐时代一直奉行所谓独立的外交路线,与美国唱反调;又比如,世界经济方面也有过挑战者,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日本曾经号称可以买下曼哈顿。今天的中国挑战只是当年的法国竞争和日本挑战那种层次吗?当然不是。

《多维新闻》2月刊登的一篇文章《决定北京和拜登政府互动的两个现实》指出,目前中美关系存在着两个现实。第一,中美关系在过去4年尤其是2020年的急速恶化有趋向新冷战之势。第二,中美新冷战或陷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修昔底德陷阱是什么意思,它到底有多危险?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早在2012年在《金融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探讨中美之间潜在冲突的文章,后来又在他的书《注定一战》中指出,“中美两国目前正处于战争冲突的进程中”。他借用古代雅典将领修昔底德的话,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个概念。其含义是,当大国受到新兴强国的威胁时,两个国家之间很可能爆发战争。过去几年来中美关系的演变证明,历史仿佛正在按照艾利森的假想,一步一步地被中共推向修昔底德陷阱。正因为中美进入了冷战状态,“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现在已十分流行,指的就是冷战当中的战争冲突风险。

中美冷战是中共挑起的,川普做了及时的应对。虽然拜登当局降低调门,用“中国挑战”来描绘当下的中美关系,其实,美国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和平的挑战或竞争,而是中共的全方位、特别是军事方面的威胁。中共早就在军事、经济、谍报和政治渗透四个主要层面造成了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对美国来说,这种威胁是美苏冷战结束以后从未有过的。中共不是不小心点燃了中美冷战,而是有预谋、有步骤地点燃了中美冷战,不管全世界怎么看,它认为自己会是赢家。

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目前足以应付中共的威胁,中共能不能继续嚣张下去,其实全看拜登当局究竟打算如何应对中共的威胁。这关系到美国的未来,关系到东亚国家的未来,也关系到世界的未来。

大纪元首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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