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6月02日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心之国——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国家。
在这唯一延绵不断的文明古国，邪灵处心积虑改造这些古国人民，企图从根子上毁灭人类。
一百年来，世界上最古老的古文明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蜕变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
要如何改变有着深厚传统伦理，敬仰天地的古国人民？
善于欺骗的共产党以一个虚假的乌托邦取代了天地，进而把他们的自我代换为一个空壳。
共产党捣毁中国人的思想，重新铸造。
它关起门来，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竖起一道铁幕，在这铁幕后对它的禁脔——古国人民狠狠鞭挞，喂给他们谎言和毒药，直到他们把自己忘记。
（接上文）
“杀掉人口的千分之一”
红色中国建政之后，1950至1951年展开了镇压反革命运动（镇反）。说白了，这是一场类似古代在倾覆敌国后的大屠杀。依据毛的命令，“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杀此数的一半，看情形再作决定。”当时中国的人口是5亿4000万。
从1949年初到1952年2月，镇压了157.61万多人，其中87.36万余人被判死刑（《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然而被杀的人数很可能多达300到400万。那时，全国各地以最快的速度杀人，纷纷举行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当场宣判，押赴刑场处死，有些人甚至被就地处死。
为了达到毛定下的指标，各地方纯粹为杀人而杀人。毛对广东省负责人说：“你们已杀了三千七百多，这很好。再杀三四千人。……今年可以杀八九千人为目标。”整场运动中，毛不断下达杀人、杀更多人的命令，给出杀多少人的数目，并要求“打得稳、打得准、打得狠”。在落入了共产党手中的神州大地上，开始了杀人的嗜血运动。最后，各地多是“超额完成”任务。
在被冤杀的人中，有辛亥革命的英雄，参加过北伐抗战的国军高级将领，更有许多抗日将领。也就是说，被屠杀的是保卫民族的战士。到了这时，辛亥革命的英雄已相当年迈了，然而这些白发苍苍的民族英雄被拉上刑场，就地处死。昔日北伐中的黄埔军校军兵、英勇的抗日将领也都一一被刑杀。
镇反的照片中，被处刑的人一身长袍，腰杆挺直，一个个气宇轩昂，正气凛然。一直到钢刀横在自己脖子上，他们都是一脸赴义就死、慷慨之士的表情。这样的表情，我们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不复见到，而到了文革，人的尊严早已被蹂躏殆尽。
红色中国刚刚成立，恐怖的气氛蔓延在沦陷的国土上。
“那时候，几乎每天，人们都会看见大卡车满载五花大绑、插着木牌、判了死刑的反革命分子，在公安和民兵的严密看守下，在群众排山倒海的怒吼声中，一辆一辆驶往刑场，枪声此起彼落……大批呈报审判案卷，像雪片似的呈报到地区和省的司法机关。如果杀人不严厉，会当做右倾对待。”（《镇反旋风》）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中共犯下的第一宗滔天罪行”。它把民族精英、民族烈士，把保卫国家功勋彪炳的将领当作流氓、叛国贼杀掉。这是共产党建政后杀的第一批人。这其中包括辛亥革命元勋何海清、宋鹤庚、夏之时、邓玉麟等人，以及毛亲自批准杀害的北伐抗日英雄白崇禧桂系钢第七军军长李本一中将。在被杀的242名国军高级将领中，不少是抗日名将。
中共不是以中国人的身份杀这些中华民族的脊梁，却是以马克思的信徒、斯大林的傀儡、共产党员的身份杀这些“反革命分子”。而所谓的“革命”，正是国际共产党在世界推动的血腥无产阶级革命。在倾覆了国父缔造的共和国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目的正是毁灭中华民族。毁灭，从杀害民族忠良开始。
此外，镇反中，关押、杀害了大量从国军叛逃入共军的国军军官。这些人当初是以起义、投诚的义士被迎接的，然而人民共和国才成立，这些“义士”就一批批被拉上了刑场。国民党的一些著名叛将，如傅作义等人的大多数部下都遭受了镇压。在沦陷前夕通电忠县全县投降，徒步数里出城迎接共军的马剑秋则被判处死刑。背叛国军投共的军兵被开除军籍、判刑、劳改、管制的有2.2万人。
事实上，只要是国民党的军队，不管是残余的、投降的、甚至背叛国民政府向自己投诚的，共产党都要把他们处理掉。后来在朝鲜战争中，这些人如牲口一般被送上战场，被当作炮灰消耗掉。
共产党以各种办法消灭残余的国军，有一个我们想不到的原因。必须把这些人杀人灭口，以抹除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扮演的真正角色，他们从背后袭击国军的叛国行为。在它的领土上，残余的国军不得活口。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知道，死守抗日战争中新四军通日叛国的秘密，是共产党窃据中国最大的包袱之一。也是七十年来，它许许多多绝密国家机密中最见不得人的一个。直到今天，抗日战争的真相老百姓依然被蒙在鼓里。
此外，许多中共地下党员、卧底的特工也被当作反革命分子镇压或杀害，其中朱自清的儿子卧底多年，“解放”后却被处死。这些人潜伏多年，以为终于可以扬眉吐气时，却遭到了悲惨的命运。共产党卸磨杀驴，这批特工可说是最早的受害群体，临死都活在暗处，有口难辩。
一直到1980年代，这些人才被“平反”。
在从中华民国夺权之后，共产党“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武装暴动成了赤裸裸的极刑杀人。在刚成立的红色中国，这场镇反大屠杀持续了整整两年，在人民心中植下了深沉的恐怖。5亿古国人民开始学会沉默。
当年国民党大撤退时，站立在码头，和轮船上的亲人凄恻地挥手告别的人们，或许非常清楚等待自己的将是什么。在那一场举国亡命奔逃的大劫难之后，逃难的人数有多么庞大，奔逃的路上是多么惊心动魄，同样的，在那之后的大祸也一样冷血。没有挤上最后一艘轮船逃亡台湾的国民党军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人面临的，是预期中的悲惨命运。
新中国成立第一年，铡刀开铡。斩的是5亿人中最英勇的人，也是5亿人中的背叛者、间谍。这些人与“各种匪患与黑社会势力”一起被处以极刑。在红色中国，人的真实身份，人的善恶开始混淆不清。
不要忘记：镇反运动杀的是抗日的烈士，北伐统一中国的英雄，辛亥革命的老义士，而不是中共历史书上告诉我们的帝国主义间谍、土匪、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
共产党的终极目的是摧毁人类，而在中国，它的首要目的是摧毁中华民族。这是共产党的真正目的。它的一切所为都是朝向这目标进行，包括本系列第一篇提到的卖国土、简化汉字，以及镇反。
毛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除了《毛语录》、“大串联”掀起的造神运动之外，镇反大屠杀奠下了震慑百姓的基础。在大屠杀之后，人民陷入了失去行动力的，从内部卸甲的恐惧禁锢之中。
无神论：第一堂思想改造课
1951年初，三千多名西方传教士离开中国。到1952年底，大部分传教士已被驱离中国。接下来，是对国土上被囚禁的中国人进行思想改造，把神从他们的脑海中清除出去。
1951年，基督教学校的师生们在操场上坐下来，上第一堂思想改造课。授课的内容是达尔文《进化论》：人不是神造的，却是猴子变成的。这渎神的谎言硬是植入基督徒创世论的心灵中，扭转它，摧毁它。对于这些坚信人是上帝创造的虔诚基督徒，这可耻的欺骗是一个巨大的冲击，足以造成精神分裂。此后，神州大地上的基督徒面对一波比一波激烈的运动，他们的信念受到严酷的考验。
在赤化的神州大地上，马克思主义核心——“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大步展开。共产党的改造世界不折不扣从改造人、改造人的思想开始。从此，文明古国敬天敬地的百姓被迫以无神论来重新认识世界。这是人类历史上十分彻底的一场思想改造：笃信神佛、相信善恶有报的古国人民，成为虚无的无神论者。毛铸造的“新人类”犹如脑子被冲刷过，以全新的思想生活在世上。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和他们的祖先、和他们真正的自己，生出了绝对的变异。
这是一场改造中华民族思想的浩劫。直到今天，有多少人不相信神佛的存在，却相信人是猴子变成的？然而我们的祖先是祭天的黄帝、伏羲、女娲、神农，中华民族的血统直接秉承自上天。在这世界上唯一幸存、接续不断的文明古国中，众神留下了延绵不绝的足迹。在这神传的故国，唯有拆解这深入民族基因的邪恶思想工程，才能把深陷危难的民族拯救。
这一场在赤色中国的思想改造并不止于鐡幕后。从60年代起，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悄悄攀越铁幕，深入自由世界，从全方位改造人类的思想。进入21世纪，无神论、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现代主义、悖伦的性解放、女性主义成为主导人类意识的风潮。和囚禁在赤色中国的古国人民一样，人类的改变是如此彻底，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如何走到了今天。
“我也曾惊奇，但现在不了”
在铁幕后进行的思想改造还包括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臭老九”的“灵魂不健康”，要接受思想改造，是“新中国”的结论。在这“祖国”最新的命令前，无数知识分子真诚地写下这句话：“决心按照马列主义与新社会的需要改造自我。”这个新的自我得抛弃一切资本主义的旧包袱，确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新中国贡献一切。也就是说，这些“灵魂不健康”的人要抛弃自我，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再进一步站到工人阶级的立场上，重新生活。
从这里开始，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他们对自己存在于世上的信心被摧毁。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历史学家李慎之经过无数的批判会，经过许多个昼夜的痛苦思索，写出了一篇两万多字的检讨，在大礼堂做了“声泪俱下，泣不成声”的发言。发言的开始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作为一个党和人民的罪人站在同志们面前，向党、向人民请罪。”
1949年，李慎之和来自苏联的贵宾一起坐在天安门观礼台上，心潮澎湃地观看了数十万人参加的建政典礼。他心想：“有苏联作样板，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一定可以不久就赶上苏联、与它并驾齐驱，然后再把全世界——什么美国、欧洲、印度、非洲……都带上由社会主义而达共产主义……”
1957年，李慎之被判为右派，此后，一直到文革期间都深受其苦。和熊十力一样，李慎之也曾“不知其所以地在马路上狂走”。在写给正弟的家书中，他这样写道：
“我觉得我的精神暂时是破裂了。举一个例子，我现在绝对不能听我所深爱的音乐，因为它会引起我无可忍受的混乱的反应，我觉得，贝多芬的慷慨悲歌，莫扎特的无邪的遐思，现在对我都是不相干的。一个人在能够喜悦或者能够悲哀以前，首先必须自以为是正直的，是诚实的，然而我却不能。”
“由于你目前特殊的情况，你没有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实在为你惋惜失去这样一个机会。老实说不经过这个运动，你要知道今后如何进行思想改造，如何在社会主义时代‘做人’，几乎是十分困难的。”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没有比犯这样的错误更悲痛的了。这算是属于叛变性质的错误的，然而犯错误的人在犯错误的当时甚至以后很久都不知道自己已成为罪人了。忽然一旦发觉自己的处境的时候，那痛苦是远非‘痛不欲生’这样的话所能形容的。有几个月，我天天半夜惊醒过来，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感情。”（《我也曾惊奇，但现在不了》）
被国家定性为反革命的人，也就是被判为叛徒的人，成为国民公敌，最亲密的亲人也与自己划清界限。而这“划清界限”背后所蕴含的残忍无情，却是只有我们透过一个个被自己的妻子、丈夫、儿女、父母、兄妹弃绝的右派、反革命分子的故事，才能有所体会。
在这里，我们看见了知识分子努力改造自己，以“在社会主义时代‘做人’”。“思想改造”四个字里蕴藏了共产党治国的一件利器。它在窃取了神州大地之前和之后，一步一步改变民族的精英，把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囚禁、绑架。在当代汉语中，出现了一个全新的词汇：“劫魂”。
共产党在中国70年的思想改造不堪回首。在这之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被扭转了。就和毛铸造新人类的狂想成功了一样，这改造思想的运动也十分成功。70年的思想改造之后，古国的思想者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独立思考的人蜕变成了马克思主义奴役下，自卑胆怯，苟且偷生，深怕偏离祖国路线的人。
要如何改变有着深厚传统伦理、敬仰天地的古国人民？善于欺骗的共产党以一个虚假的乌托邦取代了天地，进而把他们的自我代换为一个空壳。这是一种人格分裂症。李慎之在家信中说：“有几个月，我天天半夜惊醒过来，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还是我不是我，也不知道自己应当有什么样的感情。”
共产党捣毁中国人的思想，重新铸造。它关起门来，在中国和世界之间竖起一道铁幕，在这铁幕后对它的禁脔——古国人民狠狠鞭挞，喂给他们谎言和毒药，直到他们把自己忘记。
大饥荒=大屠杀
1958至1962年大饥荒，红色中国数千万人非正常死亡，被视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这不是天灾，不是人祸，而是一场大屠杀。
“那时候的人真傻，比《天下粮仓》里的农民傻多了！《天下粮仓》里饿死人，是因为官库里确实没有粮食放赈了，可当时信阳饿死百万人时，农民是在装满粮食的国家粮库面前饿死的，是看着自己亲手收的粮食关在仓库里饿死的。而且那伸手可摸的国库还并未上锁，只是贴着一张白纸红印封条。唉，要是清朝的农民，早就破仓了；要是现在的农民，也早就抢粮了；可是1959年的信阳农民，不敢啊，就眼巴巴地看着着成堆的粮食呼喊‘毛主席万岁’而饿死了——那时只许吃公共食堂，食堂没有吃的了，可家家却连铁锅都被端走‘大办钢铁’了，家家皆无一颗存粮啊！即使有一点野菜，也不许农民私下开伙，看见谁家冒烟了，就要斗争。农民只有吃生草根呀！”（信阳电工师傅）1959年3月颁布《关于制止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的紧急通知》，制止百姓逃荒，将农民困在家中饿死。
“当时信阳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但群众宁可饿死，也没有抢过一个粮库。”（信阳地委副书记张树藩）
当时许多农民就饿死在装满了粮食的粮仓外。各地大量饿死人，毛却坚持出口粮食来买苏联的武器，并拒绝苏联美国的粮援。周恩来则坚持每年买黄金。
1959年冬至1960年春，河南信阳饿死一百多万人。信阳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在荒唐的“大跃进”年代却被折腾成了人间地狱。悲惨的是，这些人不是因为没有粮食，而是因为政府封村、不让逃荒、不赈灾，在农民已交出了种子和最后一粒口粮后，挨家挨户搜粮，把快要饿死的农民吊起来拷打折磨，活活打死的。全国死亡人数高达4500万，其中约有300万是因为挨户逼粮，或是顶不住肚子饥饿，偷了几个土豆包谷而被打死的。
大饥荒是一场斗天斗地的荒谬实验所导致的悲剧。它以4500万人命为代价。而从更根本上来说，大饥荒是公社化、集体化、抹杀个人、抹杀人性所导致的灾难。是违反人性的人民公社、大锅饭导致的必然灾难。
49年开始，共产党把人分为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和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从一开始，人就如物质一样被归入不同类别，标以颜色，而后以其类别和颜色来对待，忽略其身为人的特性与尊严。
如何喂饱这黑红各五类人？也是以违反人本性和习性的大锅饭来进行，并对这以农为本的民族展开了最根本的掠夺：把农民世世代代吃饭的田地收回。
1958至60年，全国陷入了一幕荒诞剧。各地盖起一座座炼钢炉土法炼钢，人人家里的铁器捐公，有一个碗就是坏分子，树木全砍下来，铁锅、铁铲扔入火里。这场运动从摧毁物资开始，进而摧毁自然，摧毁中华民族。
“大跃进”的结局是一场大悲剧。1957年访问莫斯科时，毛说了一句话，语惊四座：“中国6亿人，死一半还剩3亿，我怕谁去。”大饥荒时，毛则是这么说的：“大家吃不饱，大家死，不如死一半，让另一半人能吃饱。”
新中国成立后不到十年，爆发了大饥荒。一旦把人的劳动所得夺走，人民失去了生活的驱动力，田地减产，就连牲畜也喂不饱。这一场浩劫是共产极权下必然的产物，是它在中国收割的一个硕大的恶果。了解这一场人造的世纪大饥荒，才能理解共产党在中国70年统治的真正意义。
这场大饥荒是一场大屠杀。农民的粮食被超额征收，村庄封路，堵住了求生的路，不能上山找野食，不能离开公社求生，更不能抢粮仓。没有土地，没有烧火做饭的灶，甚至没有一个能烧水煮食的锅子，当初被许诺以土地的农民被剥夺了最后一粒米，成了任人宰割的俎上肉。在鱼米之乡信阳，农人就死在装满了谷物的粮仓旁。
最悲惨的不是肉身的死亡。最悲惨的，是大饥荒导致的人性的泯灭。大饥荒中发生的人吃人，吃自己的孩子，甚至杀人来吃的事件叫人毛骨悚然。说到底，每一次大屠杀都是向撒旦献上的牺牲。撒旦嗜血，共产党嗜杀。正如祭献牛羊的原始宗教，共产邪灵贪得无厌地敛取人的生命、人的灵魂，献给撒旦。
饿死老百姓是共产党的一场游戏，其乐无穷。共产党窃据神州大地后，中国人如蝼蚁一般，大批大批地死去。在地主、商人、军官、知识分子之后，是数以亿计的农民。从第一场镇反运动开始，毛杀人是有指标的，要饿死多少人，很可能也有其不可告人的指标。
劫魂：新人类是如何炼成的
为什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中心之国——中国成为被共产邪灵控制最严密、迫害最残酷的国家？在这唯一延绵不断的文明古国，邪灵处心积虑改造这些古国人民，企图从根子上毁灭人类。一百年来，世界上最古老的古文明在共产党统治下的蜕变是一部惊心动魄的历史。
十年文革是神州大地上进行的一场天翻地覆的大劫难。家毁国破，人心遭受磔刑，中华文明传统荡然无存。砸、打、烧下，毁坏的古物瑰宝从地上直堆到天边。同时被摧毁的，是古国人民的心灵。
被压垮的一个个古国人民的心灵如同一张破碎的拼图，拼出了被压垮的古老民族巨大的心灵。文革的悲剧正是在于那一个个被击垮、碾碎的中华灵魂所承受的种种难以想像、不可形容的折磨相加、相乘，不断辐射出去而形成的民族心灵巨大的灾难。从文字、文物、山河、文化、传统，人的肉体、精神、骨头、灵魂无一幸免，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构成了文革十年浩劫。
根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后自杀的知识分子不计其数。光是文革十年，被逼自杀的就超过170万人（1978年叶剑英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宣布文革数字）。这些是一个个受尽屈辱而自戕的民族精英：老舍（跳太平湖）、熊十力（绝食）、傅雷（自缢）、陈梦家（自缢身亡）、邓拓（服药自尽）、顾圣婴（开煤气全家自尽）、李广田（投水自尽，死时直立水中）、良卿法师（法门寺塔前自焚）、周瘦鹃（投井）、言慧珠（悬梁自尽）、上官云珠（跳楼），以及更多的人。
另外，被迫害而亡的知识分子就更多：陈寅恪（遭红卫兵羞辱忧愤成疾病死）、田汉（死于囚中）、潘天寿（被斗后大出血而亡）、周作人（被抽打囚禁而亡）、遇罗克（宣判死刑当场执行，眼角膜、器官割给他人）、顾准（下放病死）、张志新（割喉枪决）、荀慧生（劳改累倒冻死）。此外，还有更多在屈辱中消亡的民族精英。
遇罗克遭宣判死刑当场执行，眼角膜、器官割给他人。图为青年时期的遇罗克。（公有领域）
正如建政后，对民族英雄功臣的大屠杀，反右、文革中，难以计数的知识分子被加之以反革命、叛徒，甚至特务的罪名，被一帮臂上戴红布的孩子们恶毒地羞辱毒打，胸背上涂上浆糊，黏上各种耻辱的标语，头戴纸糊的大尖帽，弓身屈膝垂头，屈辱地、长久地、一动不动地立在愤怒的群众面前，他们的头几乎垂到地下。1966年，在北京孔庙，老舍、萧军、荀慧生一起被罚跪着，荀慧生焚烧戏服，并受到狠毒的鞭笞，他破碎的内衣和成块的血痂黏在身上，连成一片。
在死之前，这些民族的精英经历了剜心透骨的精神上的折磨。他们的死时常是孤独的，在凄凉的暗夜中无以为祷，无人足以安慰的。
被判为“右派”的天才经济学者顾准在一个大风雪夜死去。葬礼上，他的五个孩子没有一人前来。死前他给孩子们留下最后的一句话是：“我已经原谅了你们，希望你们也原谅我。”
田汉被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被打倒批臭，在秦城监狱悲惨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尸体没有真姓名，死因至今不明。他死后，他的老母被蒙在鼓里，他死后三年，还整天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房门口，等待儿子回家。
文革开始之后，一代狂哲熊十力悲愤不已，不断写信抗议。他独自一人走在街上，口中喃喃自语：“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1968年，熊十力在家拒绝饮食，他不停地写书，写了又毁，毁了又写。最后因绝食体弱，患肺炎心力衰竭而亡。
文革是一场民族的浩劫，这场浩劫由一个又一个亲情的撕裂、背叛与扭曲交织而成。每一个故事都是一个巨大、难以愈合的伤口。
天才经济学者顾准在1957年、1965年两度被划为右派，在文革中遭到迫害。他第二次被关押时，他的母亲八十多岁，在屋子里语无伦次地说一句话：“我怎么还不死呢？我怎么还不死呢？”离婚后，他回家想看看家人，看见妻子满口牙都脱落了，嘴瘪着，一脸憔悴。她对他说：“你害人害得还不够吗？”他“实在不忍心”，走了。这是他离婚多年后唯一一次见到妻子。临终前他告白：她是他“这一辈子唯一爱过的人”。
1968年，他的妻子由于销毁他的写作证据被发现判罪而自杀，儿女断绝来往。寒冷的冬天，他写信回家说回来取衣服，到了门口，发现所有的衣物都被放在门外，门关着，他久敲不开。走的时候，他把一张存折和粮票从门下塞了进去。回到单位，他收到一张四个孩子签字的脱离父子关系的纸，把他的户口和粮食关系也转来了。
他在日记里写道：“从此以后，就连他们每月寄粮票来的字迹也看不见。我想念他们。”
共产党的目的是摧毁人类的文化和道德。在中国，这东方文明古国，它的意图尤其明确，它的手段尤其惨酷。毛宣称要打造新人类，“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在革命造反的气候下，人人自以为“天大不如我大”。没有了神灵，做了坏事没有报应，在邪恶的诱导下，在原本敬天敬地、百善孝为先的古国，种下了毁家诛心的恶的种子。
毛改造古国人民，把善从他们心中偷走，把仇恨和恶毒植入他们心中，把他们打造成天不怕、地不怕的“新人类”。共产党不仅杀害人的肉身，改造人的思想，并且掠夺人的灵魂。“我在年轻时入党对着党旗宣誓，要为共产主义事业牺牲个人的一切。没有想到的是，有时候甚至要牺牲自己的良心。”（韦君宜《中国作家3000言》）失去自己的良心，是共产邪灵对古国人民最大的侮辱与伤害。（待续）
（转载自《新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