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行天下 商业道德扬名古今

文/周晓辉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09月28日讯】十几年前,大陆曾播放过韩国电视剧《商道》。描述的是19世纪韩国富甲天下的商界钜子林尚沃,他的经商理念是:“一个真正的生意人,不应该追求所谓的利,而是要追求所谓的义”;“视财物如水一样的平等,做人如同秤一样的公正刚直”。

林尚沃几乎同时代的清朝山西富商乔致庸的成功,同样在于他非常重视“德行”,无论做人办事还是任人立规,都是如此。其经商理念是一信、二义、三利。在平日的训讲中,乔志庸也多次强调“人弃我取,薄利广销,维护信誉,不弄虚伪”的道理。即要以信誉赢得顾客,不能以权术欺人,更不能将“利”字放在首位赚昧心钱。

无疑,林尚沃、乔致庸是韩国、中国晋商的杰出代表,他们重义轻利、扶危济困、乐善好施。中国历史上还有这样一个商业团体,他们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绝大多数人都秉承着诚信、重义的商业道德,且乐善好施,他们中的富商巨贾数不胜数。这就是明清时期的第一商帮:徽商

徽商出现

明清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快速发展,商业日趋发达,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经商的行列,并逐渐根据地域形成了商帮。最有名的商帮有徽商、晋商、陕西商帮、山东商帮、福建商帮、洞庭商帮、广东商帮等十几个,而徽商当仁不让稳居首位。

徽商主要指由明清徽州府六县,即绩溪县、歙县、休宁县、黟县、祁门县和婺源县的商人组成的松散的商帮团体。历史上的徽州总面积一万多平方公里,山多耕地少,加之大量北方移民因战乱移居在此崇山峻岭间,更加剧了生存的压力。

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大力发展经济,鼓励移民、开垦荒地,同时采取减轻商业税、放松对工匠限制、统一货币等对商业发展有利的政策。其后的几个皇帝延续了明太祖的政策,因此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明朝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区域性农业经济,即棉花、桑蚕、粮食、甘蔗、烟草等分地区种植速度加快。如湖广成为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苏州、湖州等江南地区成为生产桑蚕和棉花的重要区域。

随之而来的是手工业区域化的形成,如松江府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南方丝织业中心则在苏州、杭州、松江、湖州,江西浮梁(景德镇)是瓷器制造中心,浙江崇德县石门镇是东南榨油业中心……这些生产中心出产的产品自然需要投向更为广大的市场。

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明朝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区域性农业经济,即棉花、桑蚕、粮食、甘蔗、烟草等分地区种植速度加快。示意图,图为清冷枚《耕织图》册页之《采桑》。(公有领域)

此外,从南到北城镇的繁荣推动了各区域间商业贸易的加强,市场更为广大,加之白银的普遍使用,都使得经商更加有利可图,从而为商人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无法靠贫瘠土地养家糊口的徽州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很多人走向了经商的道路。明朝人王世贞说:“徽俗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也就是说,徽州的风俗,13岁还在家里,17岁就开始在外面经商了,可见徽州人经商人数之多。

与其它地方的人相比,身处山地、生活艰苦的徽州人特别能吃苦,因此在外行走,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都会想办法克服。要知道,当年出外经商是很辛苦的事情,有时离家几年甚至十几年,这绝非是那些安于小日子的人愿意忍受的。

更为重要的是,吃苦的徽州人还有文化。因战乱从北方迁往徽州的有很多世家大族和士人,他们尊儒重教,因此早在南宋时期,徽州就出现了“十家之村,不废诵读”的现象。当地人家即便再穷,都要送孩子去读书学习“仁义礼智信”,家族中的祠堂以及每家每户厅堂上的楹联,写的也都是与德行和读书有关的字句。无疑,有着儒家文化背景的徽州人,在经商的过程中除了有着敏锐的判断力外,更能将儒家的仁义、诚信准则贯穿于商业活动中,形成了具有鲜明商业道德的一个大商帮。

此外,重视宗族的徽州人,更容易结成相互信赖的团体,并与其它商帮展开竞争,而同一宗族的人也更容易在同一商业领域传承经验。

徽商天下行 涉足行业广

民国大儒也是徽商后裔的胡适曾说过:“徽州人正如英伦三岛上的苏格兰人一样,四出经商,足迹遍于全国。”具体来说,徽州人最主要的经商范围在今天长三角地区,涵盖上海和江浙两省,因为这个地区也是明清两朝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

除此之外,徽商的足迹还遍及长江和大运河沿线城市,如武汉、九江、芜湖等地。沿江地区有“无徽不成镇”的说法。当然,全国很多地方也都可以看到徽商的影子,如北到北京、东北,南到广州、泉州,西到云南、贵州、四川、重庆,中部如河南、山东、江西、湖南、湖北等。很多徽商还在上述地方安家立业。另据史料记载,徽商的足迹还曾远至日本、东南亚以及葡萄牙。

关于徽商,民间有这样的描述:“其货无所不居,其地无所不至,其时无所不鹜,其算无所不精,其利无所不专,其权无所不握。”即对徽商而言,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卖的,没有什么地方是不能去的,没有什么赶不上的,没有什么计算不精准的,没有什么生意不专的,没有什么利权不敢握的。只要有市场、有需求、有利润,且政府许可,就都有徽商涉足。不过,明清时期徽商主要经营的行业有盐、典当、茶、木材、粮食、棉布、丝绸等几大行业,这些行业同样遍天下。

明清时期徽商主要经营的行业有盐、典当、茶、木材、粮食、棉布、丝绸等几大行业。图为明 仇英《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当铺等店家。(公有领域)

在上述行业中,资本最为雄厚的当属徽州盐商,当时很多盐商的财富都达到了上百万两乃至上千万两银子,一些富有的盐商不仅有丰富的经验,还有文化,因此被推选担任两淮总商,作为朝廷和其他盐商沟通的桥梁。徽州大姓,如汪、程、江、洪、潘、郑、黄等,都是世代经营盐业。

再如典当业。徽州人早在明中叶就开始从事典当业,典当商人主要是休宁人,并且以汪姓和吴姓为多,很多人家也是世代从事典当业。据说北京当铺通用的行话就是徽州方言,足见徽商的影响力。

在涉足上述几大行业外,徽商还涉足瓷器、中药、制墨、刻书、旅馆等行业,也都是卓有成就。

徽商重视商业道德

明清两朝徽商的迅速发展和绵延几百年不衰,自然是因为经商有道。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徽商形成了自己的商业道德,即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取利、以质取胜。这样的例子在徽商中举不胜举,因为篇幅有限,每项只能举一例子说明。

以诚待人就是诚实为本。如婺源商人江恭埙与浙江湖州德清人陈万年合伙经商,几年下来,赚了不少钱。不料陈万年突患疾病,一年后就病亡了,此时他的儿子只有4岁。江恭埙没有贪下所有钱财,而是立即根据历年账簿,算出陈万年应得的本金和利息共1800余两银子,并亲自送到陈的妻子手中。陈妻非常感动,要拿出一部分银两表示感谢,但江恭埙婉言谢绝了。

以信接物就是守信、重视信用。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清代婺源茶商朱文炽,有一年贩运了大批徽州新茶去广东珠江销售,因路途遥远,途中又耽搁了一些时日,待茶叶到达目的地后,已经错过了大宗贸易的日期。于是他和其他商人交易,交易时必书“陈茶”二字,“以示不欺”。这自然影响了茶叶的价格和利润,但朱文炽坚持不改。

以义取利就是赚钱也要讲究“义”,不符合“义”的昧心钱,是不能赚的,而这完全符合儒家的义利观。如明代歙县商人胡山经营粮业,有一年运粮到嘉禾,正赶上当地饥荒,粮价上涨,一斗米要上千钱,同行有人建议在米中掺杂一些砂石和霉米,可以赚大钱,但胡山坚决反对。还有明代徽商汪平山,在粮荒时将手中的粮食全部贷给穷人,而且不要利息,而不是像其他商人那样囤积,售卖高价。

以质取胜就是保证商品的质量,不以次充好。如清代绩溪商人胡天注创立的胡开文墨店,为了保证质量,不惜花巨资购买上等原料,聘请良工,精心制墨,因此其制出的墨始终质量超群。

清朝末年,受大环境影响,徽商走向没落,虽然如今徽商已经成为历史,但徽商提倡的商业道德依旧受到后人的赞美。

明代歙县商人胡山经营粮业,有一年运粮到嘉禾,正赶上当地饥荒,粮价上涨,一斗米要上千钱,同行有人建议在米中掺杂一些砂石和霉米,可以赚大钱,但胡山坚决反对。图为舂米,《天工开物》插图。(公有领域)

徽商回报家乡 大行善事

由于很强的宗族观念,很多徽商挣钱后,都不忘回馈家乡和宗族,比如兴办义学和书院。义学相当于今天的小学,书院则是聚徒讲学、研究学问、为科举做准备的学校。在徽州,很多义学和书院都是由徽商出资办的,他们承担了校舍、教师、学生、教学等各种费用。

为了确保义学和书院长期正常运行,徽商们还想出了钱生钱的办法,一种是购买义学田,将田租收入作为办学经费;一种是购买房屋出租,用租金维持办学支出;还有一种是将捐款交给盐商或典商,将利息充作办学经费。由于经费充足,徽州的义学和书院延续了很长时间。曾到徽州视察的清代中期朝廷重臣双庆对此的印象是:“知其俗敦本业,重廉耻,士子皆彬彬儒雅,东南邹鲁之风犹有存者。”

除了重视教育,徽商还钟情于文化,如书画、戏剧、文学等,这对徽州良好文化氛围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徽州人才辈出并非偶然。

受儒家畏天命和兼济天下的思想影响,绝大多数徽商乐善好施、热衷公益,如遇到修路架桥、赈灾济荒、救困扶穷、育婴办学、施棺助葬、兴修水利等,徽商都慷慨解囊。这样的例子同样举不胜举。

如茶商詹廷墉在家乡修路建桥修志续谱“不下千金”;胡南圭义捐巨资修桥梁、建祠宇、助赈救灾。在四川经商的詹文锡,拿出数千金雇用当地人凿山开道,将重庆涪合一处人称“惊梦滩”的险道改成便利舟船行驶的通途,当地人嘉其行谊,勒石称此处为“詹商岭”。明万历年间,米商詹景瑞至饶州,见当地粮食欠收饥荒严重,便将所营销的4200石大米全部捐出,救活了无数的灾民。

无疑,徽商在明清时期对城市和乡村的发展都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在今天,如果有缘拜访徽州,依旧能够感受到徽州那积淀下来丰厚的文化底蕴,而这背后缺少不了的是徽商的影像。

参考资料:

《第一商帮》
《贾而好儒》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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