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0月05日讯】一个遇然的机会，我有幸得到一份三十年前因数篇日记获罪的个人历史档案。以前只是听说或从书中看到，在文革时有人因日记获罪的事情，虽然这些事实毋庸置疑，但我总感觉有些荒唐不可思议。可现在呈显有我面前的，是一份实实在在的档案：有名有姓，有住址，有本人申请复议的报告，有盖着县革委会的大红公章的复议决定，有作为当年获罪“证据”的数篇日记等。
毫无疑问，这份档案是文革时期言论禁锢史的重要物证。目睹这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青年遭受政治迫害的历史档案，仿佛时光倒流，思绪再次回到那黑暗与罪恶的疯狂年代，一个痛苦与绝望的灵魂重新展现在我的面前。
档案主人，王永江，男，1966年中学毕业回乡劳动，1969年在一所小学任民办教师。在任期间，即1969年6月至10月间，写了数篇对当时现实不满的日记，正是这些所谓“反对文化大革命”日记，使他在“一反三打”运动中，被定为“严重政治性错误”，从而开除团员，开除民师，并遭残酷批斗。
我们不妨看看王永江被定为“有原则错误”的日记中，究竟写了些什么。档案中的“主要案情事实”有如下记载：1969年6月至10月间，王先后写有数篇日记，就其内容，有的是有原则错误的，如：1969年7月2日晚：不知怎的，现在为什么这样贫穷，而且穷不在话下，明天还要忙些政治上的东西，干什么呢？我不明白。共产党的策略，特别是阶级斗争方面的策略，是比较明显的，总想设些圈套让那些坏人往里钻，其实真正的坏人并不往里钻……
1969年7月5日：根据我的看法，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个小运动，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一次革命，这个小运动最好的方法是用舆论压倒敌人，而群众是否能发的动，这个不敢肯定……
1969年7月6日：……在革命方面冒了许多次风险，在生活上，我深深体会到，农村广大贫苦大众的艰辛，干到现在不但经济没有收获，而且连一根香烟都吸不起，这是什么人能受得了的啊。我认为像这样在农村接受什么再教育是不行的，必须找一条出路，一条革命路和幸福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句话当真是错误的吗？我看在现阶段社会中，它的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69年10月8日：近日来，湖冲（地名）似是原样子，涣散，贫穷，落后，黑暗，几乎成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世界，成了于（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立的小小的独立王国……
一个对社会生活有观察、有见解的回乡知识青年，只不过在自己的日记里对时事和现实发了一点议论，说了几句大实话，就被如此“上纲上线”的定罪论错，使一个很有独立思想的青年人的前途就这样被残忍的扼杀。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中国老百姓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恶劣。他们不仅生活困厄，而且连自由说话和发表议论的权利都被剥夺了。
丁抒先生在《风雨如磐的岁月——1970年一打三反运动记实》中这样写道：“中共建政前就以言论、思想治罪，处置持不同政见者了。但是，就杀戮思想犯、言论犯的规模而言，这是毛泽东执政二十多年间最大的一次。但这个一打三反的目标集中于文革以来新生的反革命分子，其中很大的比例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
王永江，也正是在一打三反中定罪的，且是中共执政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人。1978年文革结束两年后，王本人就日记获罪问题向当局申请复议，他在复议报告中写道：因对文革时期现实不满，“联想到自己的前途非常暗淡渺茫，思想斗争激烈，处于极端的悲观和埋怨的状态中，因而写下数篇不健康的日记。就是根据这些日记，‘一反三打’运动中我犯了错误，并受到了处分。”王永江要求组织上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并给予重新定性。
然而，当局并没有完全否定文革时期的对王的错误定论，只是把“严重政治性错误”，改为“思想认识有原则错误，应作深刻检查”。这里的潜台词就是：你写日记流露出对现实不满，也就是对党和政府不满，什么时候有这种思想都是错误的。即使日记里也不容你胡思乱想，必须以党的思想为思想才是正确无误的。
这里值得人们思考的是，共产党从建政以来的诸多政治运动中，有无数人无辜遭殃，甚至遭受灭顶之灾，但又有多少人能真正得到平反纠正和道歉赔偿的呢？最典型的就是50年前的反右运动，被公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的一大冤案。可是当局并不视反右运动本身是错误的。邓小平的结论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本身没有错，问题是扩大化了。”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士联名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和国务院写公开信，要求彻底平反、正式道歉及经济补偿，而当局始终不理不睬，至今也不给正面答复。与此类似的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局虽然持否定态度，但对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不想做认真反思与彻底否定。
事实上，中共向来漠视人权，扼杀思想言论自由，无论是在建政前后，其对思想言论的控制从来就没放松过，即便是号称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也莫不如此。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李乐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