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1年11月15日讯】美国一名“吹哨人”布鲁克·杰克森（Brook Jackson）的“跨国报告”，揭示了辉瑞（Pfizer）疫苗三期临床试验的潜在问题。
这位吹哨人杰克森，是前辉瑞分包公司Ventavia的区域主任。从2020年秋季开始，包括Ventavia公司在内的153个机构协助了辉瑞进行疫苗三期临床试验。Ventavia的网站表示，该公司是德州最大的私人临床研究公司。杰克森发现，公司对试验的管理非常混乱。她向公司高层反映无果后，又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举报。
然而，她在向FDA发邮件的当天下午，就被公司解雇了。杰克森说，这是她20年职业生涯中第一次被解雇。
于是她联系了国际权威医学期刊《英国医学期刊》（British Medical Journal），披露了她在Ventavia所做的辉瑞疫苗三期临床试验中看到的3大问题：
1. 有伪造数据情况；
2. 试验提早“解盲”，影响结果准确性；
3. 副作用处理缓慢、不重视病人安全。
在健康1+1“防疫身心灵”直播中，美国病毒学专家、前美国陆军研究所病毒系实验室主任林晓旭博士对此进行了深度分析。以下是直播精华整理：
问题1. 临床试验有伪造数据疑虑
吹哨人报告内容：
杰克森表示，临床试验中出现伪造数据情况。
譬如，在一份2020年8月（杰克森入职之前）的文件中，一名Ventavia管理层表示，要与3名员工“检查电子日志问题、遭窜改的数据等”。这3名员工中有一人“因为更改数据、延迟输入数据且没有告知”，而被口头问询。
在Ventavia九月末的会议上，杰克森和公司管理层曾多次讨论过FDA到场检查的可能性。还有另一名Ventavia前员工表示，公司担心联邦人员对辉瑞疫苗临床试验的过程进行审查。
做疫苗、药物临床实验，对于数据的“真实性”，非常重视。
拿以往的经验举例，在临床试验中，给一个受试者注射疫苗，至少由2人负责。其中，一人负责注射，另一人负责监督和记录。这是因为，假如只有单人操作，若出现记录错误，或操作人员更改数据，就会严重影响数据准确性。
另一方面，即使真的需要更改数据，那么医药公司也有着很严格的流程。首先，试验点的上级和医药公司的管理层要知情及批准，修改者才有权限进入数据库，更改数据。而后，修改者必须注明更改时间和理由，说明之前是因为记录错误，或有其它必须更改的理由。这样严格的规定，才能保证数据不会被篡改。
一般员工能有修改数据的权限，这是很不可思议的事，还可能带来很大问题。以辉瑞3期临床试验的规模来看，根据他们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期刊》（NEJM）上的三期临床试验的最终报告，注射疫苗的组有8人感染，而注射安慰剂的组有162人。因此，可能只要有几十个人的数据差异，就能让保护率从90%变成60%。
Ventavia试验点有1000名受试者。如果有50个人的数据存在偏差，就会让结果出现很大差别。
问题2. 提早“解盲”受试者
吹哨人报告内容：
杰克森提供的照片和信息显示，临床试验的相关文件被随意放置，包括印有受试者编号的疫苗包装，以及药物分配列表等。
这个错误，可能导致受试者和操作人员提前知道哪些人注射的是疫苗。错误出现了两个月才被修正，可能已经导致了相当大范围的“解盲”。
什么是“解盲”？
一般来说，参与疫苗临床试验的人会被分成2组，一组打疫苗，另一组打生理盐水之类的安慰剂。所有参与试验的人，都不会知道自己注射的是什么，否则可能影响试验的客观性。这就是“设盲”。
疫苗临床试验，之所以要“设盲”，是因为医疗界知道，人的精神作用是很重要的。比如，如果有人知道自己用的是真的药物，可能会产生积极心态，导致免疫力提升，让试验结果无法反映药品的真实效力。而有些人如果知道自己用了安慰剂，那么就不抱希望了，也可能影响试验结果。
除了受试者之外，参与试验的医护、数据收集等各方面人员，也都不被允许知道疫苗分配情况，以避免人的主观倾向带来的偏差。比如，看护人员如果知道一个人打的是疫苗，就可能对此人特别照顾，以至于影响试验结果。
所以，谁注射的是疫苗、谁注射的是安慰剂，一般是电脑随机分配，并且以管理层级别加密。
出现“提早解盲”的问题，这不仅是分包商Ventavia的责任，也可能是辉瑞的实验设计和管理纰漏，让分包商过早地知道了哪个瓶子里是疫苗。如果基层人员有权、有机会“解盲”，那么就可能影响数据的客观性。
问题3. 副作用延缓处理、受试者安全未受足够重视
吹哨人报告内容：
杰克森还指出，Ventavia公司在疫苗试验过程中忽视了受试者的安全，没有及时联系和照顾出现负面症状、不良事件的受试者。一份电子邮件提到，超过100个案例被拖了超过3天，其中包括2个严重症状案例。
受试者注射疫苗后，被留在走廊中，没有医护人员监护。
除了杰克森之外，还有匿名的Ventavia前员工对《英国医学期刊》说，公司没有足够的人手为出现新冠症状的受试者取样测试。（而FDA后来发布的文件表示，整个临床试验过程中，有477名出现症状的人，没有得到核酸检测。）
这名员工说，她曾参与过40多次临床实验，包括许多大型实验，但从未见过Ventavia这样“手忙脚乱”的工作环境。
在一则2020年9月的录音中，杰克森和2名公司管理人员谈到，他们在检查实验文件的过程中，无法确定到底出现了多少种、多少次错误，因为“每天都有一些新事件”。
在临床试验中，要把安全性未知的药物打到人身上，一定要有足够人手关照。
比如，受试者在接种疫苗后的24小时内住在旅馆或医院，并有专人在场观察。一旦出现严重情况，就要有人及时救助。接种后没人监护，这是很可怕的情况，也说明了测试点人手够不够。
过去，有些药物临床试验的启动过程相当长，其中有很多协调和培训的问题。比如，要找到足够的试验点，要确定数据标准，保证数据库的完整和保密等等。如果一个承包商以前只能给500个人做疫苗试验，现在签了1000人的合同，那么就马上面临扩招人手和培训的问题。
这每一个流程，不能因为要赶时间，就简略处置。辉瑞必须监督试验点，才能保证试验按照设想的过程进行。
Ventavia公司的情况也喻示了潜在风险：假如别的实验点也有问题，那么辉瑞是否能及时纠错；如果疫苗的数据有问题，那么它的保护力是否要重新评估？
在这场疫情中，大型医药公司得到很多“免死金牌”。整个疫苗研发过程，政府出钱、帮忙推销。如果试验过程出现了纰漏，也不会被很多媒体追究。
辉瑞在美国的疫苗市场中起主导作用，所以对它应有更严格的监督，而不是给它更多的免死金牌。
FDA或监管不力
在多次向Ventavia公司反映问题无果之后，2020年9月25日，杰克森将此事报告给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同日，她被Ventavia以“不称职”为由解雇了。
杰克森报告的问题有：
● 受试者在接种疫苗之后，无人监护。
● 出现副作用症状的病人没得到及时关照。
● 试验流程出错却没人报告。
● 疫苗储存温度不对。
● 试验标本的标签出错。
● 报告上述问题的Ventavia员工遭到针对。
而FDA虽然与杰克森通过一次电话，但没有进一步联络。在完全批准辉瑞疫苗之后，FDA检查了153个临床测试点中的9个，但不包括Ventavia公司。
这里体现出FDA的监管问题。在Ventavia的案例中，FDA应该促成杰克森、辉瑞和Ventavia公司的3方沟通，应了解辉瑞有什么解决机制。FDA应该把3方沟通的电子邮件等信息公开，让人们知道，中间有无违规，为什么杰克森会在当天被解雇，为什么Ventavia没有被检查等问题。
辉瑞疫苗吹哨人披露的问题之根源，不在公司而在于“人”
辉瑞这件事的出现，无论是分包商Ventavia，还是医药公司、FDA都有责任，但我觉得，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在于“人”。从事科学研究的，是具体的一个个人。
很多人认为，科学如同圣殿，而从事研究的人都在追求真理。但实际上，在现代社会，科学也是一个产业。尤其医药界，已经成为很大的产业，牵扯巨大的利益。那么在这过程中，如何让科学研究、临床试验保持它的诚信度，我觉得是更严峻的挑战。
在疫情下，人们觉得，一定要让医药公司做出一个“灵丹妙药”。这对医药公司来说当然是巨大的利益。更何况有政府买单，政府承包销售。这么大的好处，哪个医药公司想错过？这种情况下，很容易使本来应该坚守的诚信受到威胁。
特别是医药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的时候。根据公共紧急事态准备法（PREP），辉瑞、莫德纳等公司，对于疫苗出现的非故意问题，具有完全的免责。打疫苗出现副作用的人，可通过“疾病对策伤害赔偿计划”（CICP）获得赔偿，但过程并不容易。《今日美国》11月10日报导，有3100人接种了疫苗后出现副作用。他们按照美国的CICP反馈系统去申报，可是还没有一个案例收到赔偿。
所以对这些医药公司来说，生产扩张的钱是政府出的，又不用承担不良后果带来的损失。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试验结果的诚信？这等于给了医药公司很大的动机，去仓促地执行临床试验。
这里有客观难度，要赶时间，进行大规模临床试验，很多环节不一定能到位。要赶工，做的活就比较粗糙。
但是对医药公司来说，要遵守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能对人造成伤害（do no harm）。你可以强调，你的药物有多大效果，但不能伤害另外一些人。这一点能不能坚守，对医疗界是很大的挑战。
医药公司、政府往往只强调“利大于弊”。在这种说法下，很多弊端，甚至给人带来严重生命威胁的弊端，都被纵容了。这对民众来说，其实是不负责任的。
一方面，在疫情下，人们不该把所有希望都压在医药公司上，指望医药公司来个“灵丹妙药”，拯救全世界。
而另一方面，包括医药公司的人在内，人们在这过程中，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本性？我觉得，这其实是神对人的考验。
人在这方面做得好的话，或许神就会给人以奇迹，给人以帮助。
如果说，在紧急情况中，就可以不顾及其他人的安危；以“救人”的名义，来伤害一些人，这是不行的。就像在中国，有很多器官摘取的事情。医生说，我摘取了这个人的器官，才能救了另外一个人。可是，实际上你是伤害、甚至杀害了一个人。
作为医生、医药行业，能不能坚守道德，我觉得这也许是这场疫情中，神对人的最大考验。在疫情波及全世界的情况下，这不仅仅是对医疗界，也是对全人类的人性考验。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晓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