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软极权主义正席卷西方世界

罗德‧德瑞尔：不靠谎言活着（上）

北京时间：2022-04-11 11:54

一种软极权主义正在席卷西方世界，正是我们对苦难和牺牲的恐惧使它得以立足，罗德‧德瑞尔（Rod Dreher）说。（《思想领袖》提供）

北京时间：2022-04-11 11:54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4月11日讯】我们愿意为真理牺牲多少呢？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理念是基于冷战。我们想到的是苏联的古拉格劳改营。我们想到的是秘密警察。我们想到的是等待分配救济食物的队伍……问题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什么是极权主义。

一种软极权主义正在席卷西方世界，正是我们对苦难和牺牲的恐惧使它得以立足，罗德‧德瑞尔（Rod Dreher）说。他是《不靠谎言活着：基督教持不同政见者的手册》（Live Not By Lies: A Manual for Christian Dissidents）一书的作者。

德瑞尔说：那个孤独的中国抗议者站立在天安门广场上，面对着坦克。你想成为那个人，但是那个人并不是瞬间找到了自己。但是在那瞬间之前，他已经在他的心中建立了良知，获得了勇气。

面对日益增长的暴政，我们如何站稳脚跟，坚守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良心，或我们的信仰？

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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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杰凯：罗德‧德瑞尔，欢迎你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德瑞尔：谢谢你的邀请！来到这里我很荣幸。

美国人不理解极权主义

杨杰凯：我一直在读《不靠谎言活着》。我一直想读这本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坦率地说，读这本书给我带来了一种难以置信的强大体验。我将把这种体验直接讲出来。而你在这本书中提到了一些东西，我想，这些东西对于你所论述的整个概念，你称之为软极权主义，是非常基础的。你说软极权主义就在这里，而且在不断扩大。有一些人会同意，但我认为，有很多人会想知道你说的是什么。

德瑞尔：嗯，对北美人来说，这种观点听起来很疯狂，即认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自由民主，可能会变成极权主义。我也觉得这很疯狂，当时我在美国第一次听到一个医生对我这样讲，他在2015年的某一天打电话给我，我记得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而这位医生非常焦虑。

他说，“你看，我年迈的母亲现在和我和我妻子住在美国。她（我母亲）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出生和长大的，曾经在一所共产党的监狱里度过了4年，由于她的天主教信仰而受到折磨，后来她来到了美国。她对我说，‘儿子，我今天在美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让我想起了我的祖国那时的情况，即共产主义者第一次掌权时的情况。’”

这就是这位医生告诉我的，而我想，“嗯，我妈妈也老了，她看了很多有线电视新闻，也许这个老太太只是在耸人听闻。”但是我形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当我出席会议等类似场合时，如果我见到有人是从共产主义国家移民到美国的，我都会去问他们，“你今天在美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比如说取消文化、“觉醒”等类似事情，它们会使你想起你曾有过的经历吗？”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回答说：是。

如果你和他们交谈的时间足够长，他们会说他们非常生气，因为美国人不把这些现象当回事。如今我认为，我们不把它们当回事的一个原因是，我们理解的极权主义是基于冷战背景。要知道，我们想到的是苏联的古拉格集中营，想到的是秘密警察，想到的是排队领取面包和审查制度等等。但我们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因此这怎么可能是极权主义呢？

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并不真正理解极权主义是什么。这个词和概念是在20世纪由贝尼托‧墨索里尼——意大利法西斯主义领袖提出的。他想出了这个词来描述一种体制，其中每个人都相信同样的事情，国家有权力控制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是我们看到在纳粹德国出现的情况，当然还有在苏维埃俄国以及苏维埃俄国占领的国家看到的。

自由民主社会出现：批判种族理论和觉醒主义

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美国，在我们自由民主的社会里，我们正在看到一种哲学在扩张。鉴于找不到更好的词来描述，我们可以称之为“觉醒”。它与身份政治有关，与批判种族理论、性别理论有关，所有这些都囊括在“觉醒”这个宽泛的象征性理念之内。它已经征服了美国生活的所有机构。

它首先征服了大学，然后是媒体，接着是体育、法律、医学，最近甚至到了军队和中央情报局。所以，政府并不一定非要参与进来，来推行“觉醒”主义，因为所有其它机构都在这么做。

最重要的是资本主义，（变成了）“觉醒”的资本主义，就是大企业吸收了批判种族理论、性别理论以及所有这些东西，并开始在他们的公司里推行这些主张。毕竟他们有权这样做，我们是在自由民主社会里。

大局已定，因为在一个自由民主社会，一个像美国这样的资本主义民主社会，当大企业想要什么东西时，它就为社会其它层面定下了基调。因此，共产主义制度下长大的人体察到的是，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人们害怕说出心里话，因为害怕失去工作或被排挤到社会边缘，人们意识到只有一种意见能被容忍，无论这是由政府还是由社会机构来大力推行的，它仍然是极权主义那一套。

最后，我想说，我们对极权主义的看法只集中在政治方面。但在极权主义社会里，统治当然是由一个政党或领导人把持，但是社会中的一切都变成了政治。因此，而今人们看到这样的事情，比如，去年夏天，在（同志）“骄傲月”期间，家乐氏麦片把一个人称代词指南印在儿童早餐麦片盒的侧边，还鼓励孩子们想出自己的人称代词。（注：即宣传不再使用she、he、her、him等基于男女二元性别的人称代词，主张使用跨性别“友好代词”。）他们把早餐麦片变成了一个宣传的场合，用于这种“觉醒”（主义）宣传。

这种事情，在共产主义环境下长大的人都经历过，他们到处都能看到，遍布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我们美国人以及其它国家的北美人，甚至是西欧人，我们对极权主义的印象只是古拉格集中营和领救济面包的队伍。

美国人将失去自由软极权主义将变成强硬极权主义

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是自由的，但是这些在共产国家长大的人告诉我们，我们越来越不自由了，如果我们现在不清醒过来，看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将失去自由，软极权主义将变成强硬极权主义。

杨杰凯：你讲了一些非常不可思议的故事，是你看到的，或者至少从《不靠谎言活着》中我读到了这些故事。你以一个名叫柯拉科维奇（Kolakovic）神父的人作为开场白，他挺身而出，提前向基督徒敲响了警钟，讲出了他看到而别人没看到的东西。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你可能想成为今天的柯拉科维奇。

德瑞尔：当然。是的。托米斯拉夫‧柯拉科维奇（Tomislav Kolakovic）神父我原来从没听说过，他是冷战时期的无名英雄之一。1943年，当时他是祖国克罗地亚萨格勒布（Zagreb）的一名耶稣会神父，正在从事反纳粹工作。他得到消息说盖世太保要来抓他，于是他逃到他母亲的祖国斯洛伐克，并开始在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天主教大学任教。

由于柯拉科维奇神父在神学院学习时研究过苏联，因为他想去那里做传教士，所以他了解共产主义的思维方式。他告诉他的学生，“好消息是，德国人将输掉这场战争；坏消息是，战争结束后苏联人将统治这个国家，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击教会，我们必须做好准备。”

因此，他所做的就是把这些小组聚在一起祈祷、学习和讨论。他们大多数是年轻的天主教徒，也有一些牧师参与其中，他们聚在一起，谈论他们所看到的在社会上、在他们周围发生的事。讨论天主教会的教义，讨论在面对这种情况时他们应该怎么做，然后，他们会制定一个行动计划，去做这些事情。

当铁幕在斯洛伐克落下苏共第一件事铲除教会

在柯拉科维奇神父到达斯洛伐克的两年内，每个不同大小的城镇都有一个柯拉科维奇的小组，祈祷小组、阅读小组、学习小组，他们为地下教会奠定了基础。现在来看，这非常耐人寻味。斯洛伐克的天主教主教们谴责了他。他们说，“神父，你吓唬人。这事不会在这里发生。这里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别再吓唬人了。”

但是柯拉科维奇神父没有听从，因为他研究过共产主义。果然，当铁幕在斯洛伐克落下时，共产党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追捕教会和教会领袖。在共产运动的40年里，斯洛伐克存有一个地下教会，唯一的原因是，柯拉科维奇神父和他的早期追随者奠定了基础，让人们为即将到来的事情做好了准备。

我相信，今天，在西方，我们正生活在一个柯拉科维奇时代，然后，基督徒、非基督徒，以及任何可能被“觉醒”政权、软极权主义政权归为持不同政见者的人都将受到迫害。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出现这种情况，现在手段较软，但我认为不会永远软下去。

我们必须利用我们现在拥有的自由、我们现在拥有的时间，来建立结构和网络，使我们能够坚持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的宗教实践，并在面对苦难时保持坚韧。

杨杰凯：是什么让你如此肯定呢，还是仅仅就因为这些来自共产主义国家的人敲响了警钟？说，“是的，我真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是什么让你这么确定事情会这样发展呢？因为当人们读这本书的时候，感觉是这样的，对吗？你很肯定。

政府和科技界在接受“觉醒”

德瑞尔：这种对“觉醒”的抵制从何而来？感谢上帝，我们开始在一些地方看到了抵制，比如在北弗吉尼亚。我们看到，在2021年秋季，家长们终于意识到学校对他们的孩子做了什么，并予以回击。我希望这种情况能到处发生。但是总体来看，我们社会的精英们都支持“觉醒”，这告诉我，这种情况还会持续下去。

在美国，有一件事我们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由于我们是民主主义者，我们误认为权力来自人民，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事实上，大多数社会变革都来自于精英阶层，当精英阶层被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所俘获时，真正持久的社会变革才会到来。

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任何抵制，比如你和我正在谈论的“觉醒”，很多人讨厌它，但我没有看到任何有组织的对它的抵制。

此外，事实上，科技界已经完全接受“觉醒”，而且有能力监视每一个美国人，达到密切的程度，而美国人对此不在乎，因为那是以方便消费者的名义卖给我们的。每次我们在智能手机上安装应用程序，它就会向科技公司发送我们日常生活的数据。好吧，我们认为只要不是政府，有什么大不了的？

那么，你猜怎么着，“觉醒”意识形态的执行者不仅是政府，还包括大型科技公司和大型公司。我们可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到，可能发生的事情，当你置身于一个全监控环境时，当你面对一个极权政府，它有能力也愿意使用它收集的所有数据，也就是人们在网络活动中产生的数据，利用这些数据试图控制人们。

这是可能发生的。我认为同样的事情也正在美国发生，虽然我不认为会像在中国那样严重。我希望不会，但事情会发生的，而且也将发生，因为大多数人不想惹麻烦。

软极权主义不同于硬极权主义先让你感到舒适而顺从

我认为这是关于软极权主义的一个耐人寻味之处：旧的极权主义依靠制造痛苦、恐怖和恐惧来让人们服从，这不是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我们现在要对付的更像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作品，不是乔治‧奥威尔的《1984》，而是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在这本书中，极权主义国家通过让人们感到舒适来让他们顺从。

在《美丽新世界》中有一个很精彩的场景，有个叫野蛮人约翰的持不同政见者，他来见了欧洲世界统治者。他不想折磨约翰来使他接受他们的权威，他就想问，“你为什么不这么做呢？我们给你你需要的一切，我们给你毒品让你开心，给你色情用品，各种性爱等等，应有尽有，满足你所有物质需求，你过得很好。那么，那你为什么想活在这个世界之外呢？”

野蛮人约翰说，“因为我需要自由，我需要上帝，我需要诗歌，我需要赎罪，我需要受苦，因为这就是人生，就是人生的意义。”这个世界控制者说，“听起来你是在争取你不快乐的权利。”

约翰说，“对了，我在为自己不快乐的权利而斗争。”好吧，我们快进到我们今天的处境，如果你是一个反对这种“觉醒”、反对这种舒适暴政的异见者，那么你是在为你不快乐的权利而斗争，那会有多受欢迎吗？

在《不靠谎言活着》中，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我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与我的翻译一起乘坐有轨电车，她是一个年轻的匈牙利女人，是天主教徒，我们前去采访，她对我说，“罗德，我总是在和我自己的朋友，我在这儿的天主教朋友争吵。”她三十出头。

“当我告诉他们，我和我丈夫一直在争吵，或者我和我们的小男孩在争吵，抚养孩子不容易，他们就打断我，说‘安娜，干脆跟你丈夫离婚，把孩子送到日托所，回去工作。你必须快乐。’”

她说，“我试着努力告诉他们，我其实很开心，我很高兴做妻子。我很高兴做母亲，但这并不总是容易的。”“他们无法理解”，她说，“苦难和挣扎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

“事实上，那是美好生活的一部分。而他们害怕任何让他们焦虑的事情，害怕任何挣扎。”我看着她说，“安娜，听起来就像你在为自己不快乐的权利而斗争。”她看着我说，“就这样，你这话是从哪儿来的？”

我拿出智能手机，找到了《美丽新世界》的第17章。无论如何，这就是暴政的来源：我们是如此害怕成为穷人，我们如此害怕焦虑，害怕不快乐。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尽一切努力避免麻烦，保护我们的中产阶级舒适。

当精英们对体制失去信心俄国君主就崩溃了

杨杰凯：嗯，好吧，我想谈的问题有很多，因为既有这个可怕的讽刺，正如你所谈到的，我接受你的说法，但与此同时，奇怪的是，我们在社会上看到的是不快乐在增加，伴随着这种对幸福和舒适等方面的过度关注。我想谈一谈这个问题。但在此之前，我想谈谈一个有趣的因素。

当我们想到这些革命，比如布尔什维克革命或者发生在中国的革命，你不会想到背后有精英在起作用。你可以想像一小群革命者以某种方式接管了这个体系并重新分配了财富。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

我的意思是，你我都知道这是怎么发生的，但是，你在书中给出的理由是，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支持它，比如在俄罗斯。我觉得这很引人深思，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违反直觉的。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在这一点上展开讨论一下。

德瑞尔：当然。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发表了《共产主义宣言》之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俄罗斯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都在努力寻找立足点。没人想听他们说什么。激进分子的规模仍然很小。

然后，在19世纪90年代初，一场可怕的饥荒席卷了俄罗斯的部分地区，帝国政府未能很好地应对。我想有50万人死于饥饿。这是沙俄政权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打击，表明了它的无能。

这是第一次，社会上的利益相关者，中产阶级，商人阶级，诸如此类的人开始怀疑，“这个系统是否如人们所吹嘘的那样好？”他们开始听取自己受过教育的孩子的意见，这些孩子大多是马克思主义者。然后，在20世纪之交，爆发了俄日战争，沙俄军队被日本军队重重击败。

这也对政权的合法性造成了巨大的打击。与此同时，在精英知识分子圈子里激进主义甚嚣尘上。事实上，让我震惊的一件事是，我发现在20世纪早期的俄罗斯，撒旦崇拜相当让人着迷。

这并不是说他们实际上是撒旦信徒，而是在文学和艺术领域，他们把路西法看作是至高无上意志的代表，他不在乎任何事，而只在乎他自己的快乐和意志。他们向往这样做，所有这些都在俄罗斯社会中酝酿着。当精英们对体制失去信心时，俄国君主就完蛋了，甚至在枪杀方生之前。

希特勒的德国和列宁的苏联：割断人们的联系

当然，正如我们所知，俄罗斯在1914年卷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输得很惨，没有人再支持俄国君主。虽说布尔什维克党本身规模很小，但却很残忍。它利用民众普遍的不满和对体制的信心丧失，冲进去夺取政权。我们都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所以，我想让你的观众从中学到的是，不要认为这些革命来自于下层的群众，革命阶级实际上是知识分子、社会及经济精英们。

杨杰凯：你提到了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t）的那本书（《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那是她关于极权主义根源的里程碑式著作。令人惊讶的是，对该书内容的了解是如此之少，我猜，在今天的知识阶层中，坦率地说，在广大接受过教育的人中（对其一无所知），而你认为这是一本必读书。

德瑞尔：汉娜‧阿伦特是逃避纳粹主义的德国犹太难民。二战结束后，她开始着手研究、试图了解：在德国的右翼极权主义和在俄罗斯的左翼极权主义是如何夺取政权的？这些国家的社会生活的哪些方面使他们容易受到极权主义的影响？从21世纪的角度来读这本书是非常令人震惊的，如果你能联想到我们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

阿伦特说，到目前为止，让这些国家向极权主义敞开大门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人民的原子化，大规模的原子化和普遍的孤独。

她说，这两个国家都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工业化，所有这些经历把社会撕得粉碎，切断了人们与制度和以往的生活方式的联系，甚至切断了他们与家庭和社区的联系，失去了其所赋予的生活结构和意义。这一切都让很多人感到孤独，不知道他们可以信任谁。

他们的生活没有任何方向。从而，希特勒出现在德国，列宁则出现在苏联或俄罗斯，他们说，“看过来，我们可以为你提供生活的意义。我们可以赋予你们一种使命感和团结感。”这样那些感到孤独和孤立的人们为之一振。我们今天在西方也有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