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5月09日讯】“我们的精英如何破坏公众信任并为极端主义创造招募场所”，马吉德‧纳瓦兹说。
在《美国思想领袖》节目第一部分的采访中……
马吉德‧纳瓦兹说：“我曾经反对民主，是一名伊斯兰革命者，试图建立哈里发国。我在埃及被监禁，并被判处五年徒刑，因为我试图推翻埃及政府。”
在我采访马吉德‧纳瓦兹（Maajid Nawaz）的第二部分中，我们看到，他现在是一位反极端主义活动领袖，我们深入探讨了他所看到的席卷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战争，以及不良行为者如何利用宣传和混淆手段使社会变得激进化。
纳瓦兹说：“你如何反对暴政？如果你不知道真相，你如何追究政府的责任？这就是它的目的，让我们都陷入迷茫和混乱，再也不知道真相在哪里了。”
为什么共产主义政权会因精神信仰感到大受威胁？
纳瓦兹：“如果你没有那种（信仰的）精神基础，就会出现真空，而这一真空就会被国家填补，然后你的道德就由国家来定义。”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杨杰凯：那么你认为加拿大发生了什么？我的意思是，政府（在2月14日）出于各种强化性的目的援引了《紧急权力法》（注：它授权政府列部分地区为禁区，亦容许警方冻结涉事货车司机的银行账户，以及拖走堵路汽车等）。有些人甚至预计该法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后才会（在议会）批准，而其已经（由政府）在实施了，该法，我想，事实上，由加拿大议会（在2月21日）授权实施一个月，然后在一两天内就……
纳瓦兹：撤销了，对吧？
杨杰凯：（2月23日）它就终止了。
纳瓦兹：对。
杨杰凯：有一些看法认为，这个卡车司机运动实际上不只是卡车司机的运动。其实它始于卡车司机反对针对跨境司机的疫苗强制令。我的意思是，在那之后不久（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或者（发生的事情）至少（与该运动）有很强的相关性，也可能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萨斯喀彻温省和阿尔伯塔省等一些省份很快决定放弃疫苗强制令。此后不久，英国宣布一切开放，或者至少在英格兰（一切开放）。
纳瓦兹：对，是在英格兰，是的。
杨杰凯：坦率地说，在（美国的）许多州（也有卡车司机运动），整个卡车司机运动始于美国。同样，在我们此刻讲话时，那儿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所以，我不知道（该运动未来会如何），我看到了整个画面，我的想法是卡车司机（运动）确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纳瓦兹：（他们）是英雄，是的。
杨杰凯：当然，为此承受了不少，至少是加拿大卡车司机，（聚集在）渥太华的加拿大卡车司机。那么你认为情况是什么样？
纳瓦兹：我认为特鲁多和他在政府中的、政党中的、掌权的各种盟友玩过了头，低估了这些卡车司机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他们低估了可能产生的全球性的共鸣、情绪、世界各地对此的愿望以及对它的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我相信，不久之后，正如你所提到的，在（议会批准）延长《紧急状态法》之后不久，事情会突然崩溃，他干脆放弃并取消了整个《紧急状态法》。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持续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斗争已经结束。
央行数字货币将继续推出。他们将继续为此而努力。我认为人们唯一的选项是，纸币即将被淘汰，因为人们无法控制那一领域。我认为你会同意这一点。纸币会消失，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但最终会消失，也许很快就会消失。唯一的问题是，是否会有某种东西以加密货币的形式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竞争，是否我们都会被中央银行凭证系统所绑定？如果是，我们如何在该系统中保护我们的隐私和权利？这将成为下一次对话的话题。
杨杰凯：你提到这一点很有趣，因为不久前，我在节目中采访了埃里克‧贝瑟尔（Erik Bethel），他曾是美国驻世界银行的代表，开发了……跟你一样，他相信按照现在的趋势，某种数字货币将会出现，没有办法绕开，这些央行数字货币将成为现实。因此他构想出了一套原则，他称之为墨卡托原则。他在努力推动，把它们展示给了一些非常知名的人士。
很多人不一定会接受这些原则。这些原则，当然，如你所说，涉及隐私等等。但是我想我一直有的问题是，似乎我们试图设计的每一个系统中，总有一些人有独裁冲动，他们有这种欲望，而且总能找到一种方法。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制度，我在过去三年里发现了这一点，它的结构非常特别，效率低下，却给那些有这种冲动的人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美国的制度）允许系统自我纠正，保证人们继续发声，对吧？
纳瓦兹：美国人的运气非常好！
杨杰凯：但是，我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尤其是最近，一切都被抛到了脑后。看着这一切真是令人大开眼界。
纳瓦兹：你看，现在有人质疑民主和开放社会，我的意思是，有知识分子在思考我们此刻是否应该复制中国模式，并变得更加专制。
杨杰凯：这种人很多，对吧？
纳瓦兹：是的，他们不懂。我的意思是，你看，你有一些亲身经历和家族经历，了解东欧的极权主义。我有直接的经历，但是他们不知道拥有这个（民主和开放的）体系是多么幸运。我向你保证，甚至在英格兰，在英国也是如此，很多美国人听到这个说法都会感到惊讶。
英国的制度中仍然有中世纪的元素，就像我们的建筑一样，这东西很美丽，但是出现在我们的政治制度中，对吧？所以我们的第二议院（上议院，贵族院），相当于你们的参议院，直到今天都是未经选举的，未经选举的！在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1994年至2007年任工党党魁，1997年至2007年任英国首相）执政时期，那里出现了一个问题，他意识到他要成为一个进步派的首相。所以他说，“好吧，你知道吗？我们会稍微减少他们的权力。”他们（上议院）仍然是未经选举的，但是他说他们只能把（下议院通过的）立法推迟一年。这就是目前的情况。
注：除包括预算案在内之各种拨款案外，所有由下议院通过的法令最多可于上议院搁置十二个月，但不可驳回。据由《1999年上议院法令》（House of Lords Act 1999）所制定进行的革新，世袭贵族的席位予以废除，仅保留两席给国务重臣，以及另外90席由选举产生之贵族代表（representative peer）。
当然，问题在于，这意味着下议院，我们所说的平民院，拥有这种权力，因为上议院是一个未经选举产生的第二议院。所以他们没有民主授权来反对民选的下议院，也就是平民院。因此，他们只能将立法推迟一年。人们支持这一点，因为他们说，“你们甚至一开始就不是经过选举的，所以为什么你们有权搁置任何法令？”
但这意味着，如果你在下议院获得了多数席位，就像鲍里斯‧约翰逊那样目前拥有80个席位的多数，想想这个多数的规模吧，你就可以通过任何你想要通过的计划，这就是所有这些COVID滥用获得授权的方式，对吧？现在，在我们英国，他们已经通过了其它法案。现在的警务法案被上议院拒绝了。但是同样，他们只能搁置它一年，在下议院又通过了。该法案旨在禁止过于嘈杂的抗议活动，而抗议活动的目的就是要制造一些噪音。
注：《警察、犯罪、量刑与法院法案》（Police, Crime, Sentencing and Courts Bill），赋予英格兰及威尔斯警方更大权力，对集会示威施以更多的限制，也降低对违法示威者的起诉门槛。
杨杰凯：这就是问题所在，卡车司机，发出了太多的鸣笛声，坦率地说，确实有太多的鸣笛声。
纳瓦兹：是啊，是啊，但是目前还并没有被禁止，所以现在有人提出立法（加以禁止）。所以英国遇到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对我们的下议院进行牵制。而上议院，如我所说，是不经选举产生的。当然，至于你是如何被任命进入到这个上议院的，英国的《泰晤士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显然，这是一家正规报纸的正规文章。
这不是（谣言），我的意思是，我会这么说，因为这都是在媒体上公开的。大约16个捐助者捐给保守党300万英镑，然后他们都成了该党的主席。那是在他们捐赠之后，也就是给了250万之后。当他们捐赠了最后的50万之后，他们被授予了贵族身份，这意味着他们被任命为上议院的议员。这都是腐败，因为，如果是通过任命而不是通过选举，那么想想你如何才能得到那个任命。
你不得不去贿赂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甚至不是在一个暴政之下，甚至不是在一个极权国家，我说的是议会之母，英国的议会。所以美国人是非常幸运的。（美国的）这种低效的系统与这种权力分立，允许佛罗里达州、田纳西州和德克萨斯州做他们想做的事，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也做他们想做的事。这就是民主。
我不同意加利福尼亚州和纽约州的做法。我同意的是，各州有权选择他们的路线，然后让证据表明什么是正确的方式。而宪法，成文的宪法，我们在英国是没有的，能保障你说话的权利，言论自由和你在宪法中拥有的所有其它权利，这使得一个总统，即使他有意图违反这些基本的公民自由，违反在联邦层面的成文宪法中保障的一些权利，做起来也是非常困难的。
很难，或许不是不可能，那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难以做到。而在英国，这些保护措施一个也没有。所以我认为，那些年轻人，通常是硅谷范儿的人，质疑民主，同时，当他们公开质疑民主，并公开倡导一个更有效的技术官僚的中国模式时，有趣的是，他们表现出一个讽刺：他们大谈特权，大谈工作场所的白人特权，大谈特谈，却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特权有多大，甚至有能力以这种方式质疑民主，并倡导在中国施行的技术官僚暴政等理念。
我的意思是，老实说，这就像一个缩影。如果他们知道在这种制度中会发生什么，那么就会发现，如果你给了一个人太多的权力，那么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保留了一种天真，就像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生活的黑暗面的人所推崇的那种天真。他们自认为已经看到了生活的阴暗面，因为他们经历过某种，我不知道如何形容，他们出了个小车祸，有人出来并威胁要打他们，因为他们开车违规。而（他们惊呼）：“哎呀，生活多艰难呀，令人难以置信啊！”
杨杰凯：坦率地说，很难理解（对民主的质疑）。你说得对，我们家来自共产主义的波兰。实际上，我不得不在某个时间逃出来，当时的波兰，坦率地说，在很多方面是程度相当轻的共产主义，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与中国或苏联相比。我知道我的家庭成员发生了什么，无论痛苦来自苏联方面，还是纳粹德国方面。我知道这些故事。
我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中长大的，直到我真正开始与那些在中共政权手中受苦受难的人一起工作以后，才恍然大悟。我明白了，哦，好吧，我明白了。但是大众不知道，这是很难想像的。我的意思是，我认为，我们生活在历史上最自由的社会中，也许吧，（纳瓦兹：对），因而很难想像生活在一个你总是战战兢兢的社会是什么样子。嗯，坦率地说，我们很多人都开始，我认为很多人都开始意识到这是什么样子。
纳瓦兹：对，我认为这并不是巧合，历史上最自由的社会也恰好是最成功的社会之一，至少根据生物物质指标评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我认为，探索心灵的自由、宗教团体结社自由，我认为这在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中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它仍然受到保护。如果你仔细想想，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
在一个共产主义社会里，唯物主义是一种学说，认为真理这种东西是不存在的，是相对的，你和你的价值观、道德观都是社会和环境的产物。因此，如果我可以定义环境，我就可以定义道德。这就是唯物主义。共产主义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学说基础上的。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极权主义国家讨厌所有团体、尤为讨厌团体的原因，其也讨厌那些相信道德等级可以独立于国家之外的个人。
一个极权主义国家想全程掌控道德。如果你拥有一个独立于国家的道德评价体系，这就意味着你有自己的道德指南针，意味着你会有一些红线，因为你有一个，我们称其为宗教背景，它不一定是正式的宗教，它可以是精神信仰，可以是佛教，不一定是严格的原教旨主义的东西，我们称其为一种精神信仰。
那么，如果你与你的更高力量形成了主权关系，精神关系，那就是一种宗教意义上的与上帝的主权关系。这意味着，你的道德观和人生观中包含了一些不受国家控制的元素，这意味着他们无法从道德的角度来塑造这些元素，也意味着他们无法塑造你的现实。
你对世界的看法有独立的来源。这就是像中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如此憎恨宗教团体的原因，他们对维吾尔族实行种族灭绝，不仅威胁他们，还威胁西藏人、中国的基督徒，威胁他们。这就是为什么共产主义有这样一句话：宗教是大众的鸦片。
他们已经向拥有这种道德评价体系宣战，顺便说一句，尽管（这种道德评价体系）有着种种瑕疵。我并不是说它很完美，它也有缺陷，但是，原则上讲，他们感到受到这种理念的威胁，即你认为凭借你自己的道德可以存在于国家之外，而他们认为实际上只有唯物主义学说可以定义道德，只有国家才能决定这个现实是什么样的。
那麽在这种情况下，回过头来看美国。这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社会，有三权分立和成文的宪法，然而在我看来，在COVID期间出现了强制令，这绝不是巧合，我们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看到我们的公民自由以这种精心策划的全球方式被侵犯。很多宗教团体是最早出来反对这些强制令的，因为他们立刻看到了一种危险：国家正在那些领域里发号施令，该领域是他们与他们的精神信仰，或上帝，或精神存在，已经有了一种既定主权关系的地方。
无论是在加拿大的屡次被逮捕的牧师，还是在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和清真寺，你看调查统计，他们是最不服从的。穆斯林人较少服从COVID强制令，而更信任他们的伊玛目和阿訇。他们的道德原则不需要国家来验证。至于那些没有这种道德原则的人，国家就会填补空白和真空，国家就会出现在宗教曾经出现的地方。
原因就在这儿，如果你想想历史上对苏联的反对，想想宗教，特别是教会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你会开始看到一些这样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在开放和民主的社会里，宗教多元化是一种力量，尽管它有各种不完美之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宗教多样性是一种力量。
因为在教义、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多样性越强，国家就越难以垄断；国家越难以垄断，国家就越难以变得独裁。这就是你们在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特之处，因为有分权。他们无法控制这种多样性。这是一种力量。
杨杰凯：很精彩。我一直在思考人们所说的公私伙伴关系，一种国家或机构、卫生机构，此外还有大型科技公司的合作。
纳瓦兹：还有制药公司。
杨杰凯：还有与大型药厂的合作，以推动特定的叙述，你曾提到，说到底，这些叙述没有多大说服力。它们当然不是基于真正的科学，而是基于“那个科学”，那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这与你所描绘的画面有什么关系？
纳瓦兹：是的，说回到国家企图定义大众道德的理念，国家需要一系列的工具来达到目的。当你审视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相比，区别在于共产主义者想要夺取生产资料，让国家拥有一切。法西斯主义，就是你所说的那种伙伴关系。法西斯主义的一个更好聼的名称实际上是法团主义（Corporatism，又译社团主义、统合主义、协调主义等）。它是国家权力与企业权力的合并，但不是国家攫取生产资料，而是为了利润的目的开始与企业建立伙伴关系。
这就是我们在COVID期间开始目睹的情况。巨大的、强大的、地球上最富有的一些公司，大型科技公司，大型制药公司，如辉瑞公司，对吧？如果你要查一下谁支付了历史上最大的刑事罚款，跳出来的结果是辉瑞和葛兰素史克，这两家大型制药公司。
违规追踪（Violation Tracker）网站记录了这些公司，你可以去该网站查看，它列出了所有的罚款和欺诈，以及所有他们不得不支付的东西，是巨额的罚款，你见过的最大的罚款。这一假设——这些公司的存在是为了你的利益，真的必须被质疑。他们是为利润而存在，而你就是产品。你是被他们利用的东西，帮助他们获得利润。
所以说，当国家开始与这些公司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时，我觉得，特别是在实施COVID强制令期间，我们的国家，无论是在美国这里，还是在英国，都不再是为他们的人民服务，而是为既得利益者服务，以实现利润最大化为目的。那是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就是这样做的。
这就是你如何利用产业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以实现某种目标。而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只是轮子上的齿轮。个人不再重要，这种危险令人难以置信。同样，如果你没有那种（信仰的）精神基础，就会出现真空，而这一真空就会被国家填补，然后你的道德就由国家来定义。
而你没有心理能力去反对国家所称的你存在的目的，即作为一种商品来实现利润最大化，因为在国家为你设定的那个目的之外，你没有任何向往。这就是为什么拥有那种存在于国家范围之外的更高的愿望是如此重要。简单地回答你的问题，这（公私伙伴关系）就是法西斯主义。而不幸的是，这就是我认为我们正在靠近的东西，很危险。
杨杰凯：这真的令我很感关注，我打算用这场战争——俄乌战争，作一个例子。作为来自该地区的人，我是一个波兰人，对吧？我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了，这几乎就像我们本能一样，意识到了俄罗斯的威胁。坦率地说，还有另一边的德国，波兰也已经被其碾压不知多少次了。所有在俄罗斯外围的自由国家都觉得有某种威胁始终存在，因为俄罗斯可能有这种帝国主义野心，而且肯定一直如此，无论是在苏联时期，还是更早的（沙俄时期）。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大力支持乌克兰人，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同一个背景下，我看到，我猜想，同样的行为者、同样的企业媒体、同样的推特账户，可能是因为我在那里花了太多时间，他们在早期都曾，例如，推动“黑命贵”运动。
纳瓦兹：在此之前，先是反恐战争，入侵伊拉克。
杨杰凯：是的，有意思。
纳瓦兹：同样的一群人，然后是“黑命贵”运动，然后是COVID强制令，同样的一群人，然后……
杨杰凯：我是说，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有一种可以说是几乎一致的看法，认为有这种正确的叙述，你必须遵守。坦率地说，我在这里要进一步评论的事情是：我发现自己的判断被蒙蔽了，因为我看到这些同样的行为者，基本上众口一词地来推动某一特定立场。
我一直在思考，媒体和那种值得信赖的组织、信息组织，从追求真相——我认为这是新闻业应该做的事情，转而追求叙事强化、叙事创造，叙事强化，这样做的代价是什么？而且，我认为这对我们所有人都造成很深的伤害。这就是我一直在反思的问题。
纳瓦兹：好吧，你刚刚总结了，这是一个（现成的例子），你的例子证实了你在采访开始时引用的话。如果你无法再定义现实，因为不知道该相信谁，从而，你不知道在某个既定的话题上该持什么立场，你如何去反对暴政？如果你不知道真相，那你如何追究政府的责任？这就是它的目的，以至于我们都糊涂了，不知道真相在哪里了。
如果看看乔治·奥威尔的天才著作《1984》，他在其中完美地展示了为什么这（追求叙事、创造叙事）是为暴政服务的。他在《1984》中使用了很多例子，比如新闻可以一天一天地改变，昨天的标题和今天的相反，而每个人都得相信它，因为你没有任何作为基础，脚下没有任何根基，只有谰言诽谤。
你无法坚定立场，因此没有根据让政府对他们所说或所做的任何事情负责，即使他们昨天所说的或所做的任何事情与他们今天声称他们正在做的事情相反。你能怎么说？“你撒谎了！”（政府说，）“我没有这么说，我现在这么说。”“这是你昨天说的。”（政府说，）“不，我没说。你看，只是情况改变了。”因此，乌克兰的情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从穆斯林的角度看，在波斯尼亚发生了种族灭绝、武器禁运，俄罗斯武装了塞尔维亚人，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无法武装自己。在那之前，是阿富汗事件，苏联入侵阿富汗。我们一家来自巴基斯坦，它搅乱了整个地区，还有反恐战争，还有其它的，都是历史。我恨俄罗斯是有感情原因的，有点像有波兰血统的人，我有情感上的理由痛恨俄罗斯。
我的人生轨迹受到了波斯尼亚种族灭绝和俄罗斯武装塞尔维亚人的影响，所以我有所有发自内心的情感上的理由讨厌他们，但耐人寻味的是，当前的媒体叙事正有赖于这一点。现在，如果我需要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必须记住的第一件事是，外交政策从来都不是二维的，它永远不会是二维的。我们应该从伊拉克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普京入侵乌克兰是错误的。
我们还知道，俄罗斯有这条天然气管道，为德国输送天然气。所以有些事情是比较复杂的。我们还知道，2014年乌克兰发生了一次起义，在那次广场革命中，之前亲俄的政府，后来转而亲美了。然后，因为2014年以前的乌政府已经正式脱离了欧盟，倒向了俄罗斯，2014年以后的这个新政府想加入北约。
所以我们开始从分析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从情感的角度来看。我们仍然可以坚持我们的原则，说入侵一个国家是错误的，就像（入侵）伊拉克是错误的，普京入侵乌克兰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在和你博弈，即使我说这是错误的，因为他入侵了乌克兰，我是在博弈，我需要了解你的策略是什么，以打败你。
所以，如果在博弈的情况下，如果你在写笔记，在记录你下一步的行动和策略，今天发生的事情就相当于我看到这些笔记，却说，“你知道吗？我不需要看那个，我就要假装，我不需要看，我对你打算怎么做不感兴趣。而且我认为我仍然可以获胜。”而实际上，我可以看到它，并意识到你是如何运筹的，然后打败你。
现在我们已经禁止了《今日俄罗斯》，我们要赶走那些俄罗斯公民，他们一开始就和这事毫无关系。我们的反应方式是加强对叙事的控制，禁止任何反对的声音。我倒是宁愿知道对手正在做什么，这样我就能在博弈中打败他们。
杨杰凯：这就是战争，我的意思是，信息战实际上是战争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纳瓦兹：对，你说得对。
杨杰凯：每一方都总是希望进行有效的宣传。我看到亲乌克兰的叙述显然是战争宣传。我甚至能理解那个，理解为什么要审查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审查侵略者的战争宣传。与此同时，我也担心，完全相同的系统——坦率地说，已经被利用——会在国内被进一步用于政治目的。这就是挑战，对吧？所以我在问自己，我真的是言论自由绝对主义者吗？我是这么想的，但在战争时期……
纳瓦兹：它正在被利用，不是说将来会这样，也不是说曾经这样。眼下它正主动被利用，因为我们不仅知道我们被告知在西方不要看俄罗斯的叙述，我们还知道，我们被灌输了乌克兰方面的宣传叙事。我们现在知道这一点，因为它已经被曝光了。以往起作用的是这种理念，即在战争中，第一个牺牲品是真相，你必须通过宣传才能获胜。只有在一个集中化的媒体世界中，用这种理念去思考才有意义。
所以，现在的问题是，你看到，那些运作节目的人仍然认为自己在那样（集中化的媒体）世界中。事实是，看看真相如何被迅速揭露：泽林斯基并没有穿着迷彩服在前线，而且这些照片是一年前的。花了几天时间就爆出了，所以……
杨杰凯：比如“基辅幽灵”等等。
注：“基辅幽灵”是一个未能证实的米格-29乌克兰空军王牌飞行员的绰号，据说“他在2022年2月24日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基辅攻势的空战中击落多达六架俄罗斯战机”，其真实性一直未能被证实。
纳瓦兹：这一切都是错的，是假的。现在的问题是那有什么作用？有人在播放这个节目，他们仍然认为他们正处于伊拉克战争时期。他们实际上可以得逞，要花七、八、九年的时间才会暴露，但是这次花了两天时间。
这表明旧规则不再适用了，因为现在我们处于去中心化的叙事中，而他们还没有调整，仍然按照旧的规则行事，实际上还在做，认为他们做得很好。你看，我从来不关心意图。这对我来说无所谓。我不想说他们是坏人。他们认为自己在做好事，但是我们知道通往地狱的路是由美好的愿望铺成的，对吧？
他们认为自己在做好事，但最终的结果是，人们已经不再信任这个系统，不再相信媒体。信任正处于有史以来的最低点。当你不再信任民主时会发生什么？这就是问题所在。当你不信任这个系统时，就会有像我16岁时遇到的那样的人进来，把你招募到一个专制主义的极端组织。这就是他们通过破坏信任造成的损害。
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他们仍然被困在那个旧世界里，仍然认为可以控制集中叙事。其实他们控制不了。解决方案是他们需要放弃权力，需要让位于数字原生的一代人，这代人接受的观念是，叙事是去中心化的，他们能够并且乐于从多个角度看待问题，能够同时拥有两种想法，可以兼顾并做好事。
他们需要放弃权力，让下一代走上前台。这是问题的一部分，可以称作婴儿潮问题，随便你用什么词吧。我的一些朋友，比如埃里克，布莱特的弟弟，埃里克·温斯坦（Eric Weinstein），他说，婴儿潮一代需要靠边站，不管你想用什么词。他们是一群七八十岁的掌权者。想一想现在是谁在控制这些节目，对吧？他们和佩洛西一样大，和拜登一样大，和索罗斯一样大，而那些人……
我想我老了，因为我记得在手机出现以前的时代。我记得那个时代，如果我想明天见你，我们必须现在就确定见面地点，如果你不来，我会等15分钟，然后去下一个地方，你必须猜我去了哪里。如果我遇见你，你很幸运。如果你没遇到，就会有麻烦，对吧？
15岁时我得到了第一部手机，所以我最初的社交活动是在一个没有YouTube，没有Twitter，没有Facebook，没有手机的时代。我觉得我老了，44岁了，而这些人，佩洛西们，拜登们，索罗斯们都七八十岁了，他们来自一个不同的世界，还有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组织世界经济论坛的创始人和执行主席），他们很难接受现实世界。你不能只是发布“基辅幽灵”的愚蠢消息，以为人们不会识破。当然，有什么后果？它毁了一切，最重要的是，它毁掉了人们对体制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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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