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序言
一，周洪许的简要履历
二，周洪许的派系背景
三，周洪许的入选审核
四，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一）：炮兵业务
五，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二）：作战训练
六，周洪许的专业素质（三）：抢险救灾
七，周洪许的个性特征
八，周洪许的前瞻眼光
九，二十大代表周洪许
十，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
附录一，周洪许与周小周、赵宗歧、张海阳、张又侠的交集情况
附录二，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部分武器装备 （2017年）
附录三，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师炮兵团军官及建制 （2008年5月至8月）
附录四，周洪许文章之一 （会议发言稿）
附录五，周洪许文章之二 （报刊专栏文章）
序言
周洪许少将于2021年7月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之后不久，笔者即根据有关信息撰写了本文初稿，以《中南海一号保镖周洪许其人其事》为标题，连载发表于多个海外媒体。
2022年7月，周洪许又成为中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笔者于是根据与此相关的新资讯，在初稿基础上写成此增订稿，并更其名为《中共二十大代表周洪许的民间档案》。该标题的寓意显而易见——每一位二十大代表（及军队将领）请切记：您的所作所为，自有档案留在民间。笔者希望借此稿为广大公众提供更多相关内容和资料，同时也为中共二十大代表、军队将领提供一份参考读物。对他们而言，此读物自然并非必不可少，或许也可视作无足轻重，但仍然值得一读。因为毕竟其大量内容有关“中南海一号保镖”之生平，而其论述角度又属独到而不可多得。如果实在事务繁忙而无暇通览全篇，建议先选读第十章《对周洪许、陈登铝说两句》。
中共体制内，人与人之间难得发自肺腑地吐真言、说真话、谈真相；而笔者作为海外自由撰稿人则可放言无忌，直接道出得悉的真相，甚至还连带道出若干可供了解在体制内如何生存自保的参考内容。若有缘得到此稿，却未一读为快而错失良篇，岂不惜哉！
一，周洪许的简要履历
基本信息
姓名：周洪许 性别：男 出生年份：1971年
民族：汉族 军衔：少将 学历：硕士
政党：中共党员 职务：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
简历
1971年，出生
1980年代初期和中期，少年时代的周洪许生活于四川省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农村，学业成绩优秀
1980年代后期至1990年代初期，高中毕业后考入初级军校学习
1990年代，曾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部驻地云南昆明）某部作训参谋，尉级军官
1998年，时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31摩托化步兵师（师部驻地云南大理）师部作训科科长
200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学院（院址安徽合肥）硕士生，曾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某部团参谋长
2005年前（或2005年初），获得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炮兵学院硕士学位
2005年初（至约2010年），出任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师部驻地云南开远）炮兵团（团部驻地云南曲靖）团长
2006年11月，周洪许作为优秀指挥军官被列入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颁布的2006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该名单中800名指挥军官、参谋军官大部分为团级）
2007年11月，包括周洪许在内的该炮兵团军官全部通过中国国家计算机、国家公共英语等级考试，炮兵团领导班子9人全部具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2008年2月，周洪许率该炮兵团赴贵州省西部抢险救灾，抗击雨雪冰冻灾害
2008年5月13日，周洪许率该炮兵团赴四川省汶川地震灾区抗震救灾（至8月22日）。团长周洪许抗灾后被记一等功
2008年5月30日，《文汇报》以《绝境突围》为题报道该炮兵团抗震救灾，称团长周洪许为“具有硕士学位的中校”
2009年底，周洪许仍然担任该炮兵团团长
2012年11月，该炮兵团时任团长为陈忠良，周洪许或另有任职或在军校进修
2012年12月18日，周洪许被第十届云南省政协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确定为第十一届云南省政协委员
2013年1月（理论上至2018年1月），周洪许任第十一届云南省政协委员（分组类别：特别邀请人士）
2014年3月前至2015年8月后，即中共军队从2015年至2017年期间所实行的军改前夕，周洪许时任成都军区（司令部驻地四川成都）司令部军训部部长
2021年7月中旬截止，周洪许任北部战区（司令部驻地辽宁沈阳）陆军（司令部驻地山东济南）副参谋长，军衔少将
2021年7月15日，周洪许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警卫局（驻地北京市）局长
2022年7月19日，周洪许成为中共二十大代表（分组类别：中共中央直属机关）
其他存档信息
1） 外貌特征：“中等个头”，戴眼镜
2） 籍贯极有可能是四川省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区）
3） 周洪许已婚，夫妇俩2008年时居住在云南曲靖炮兵团驻地或附近；是否有子女暂不详
4） 周洪许曾有吸烟习惯，是否已戒烟不详
5） 据推测，周洪许似乎还应具有高级军事院校的进修学历
二，周洪许的派系背景
从周洪许的简历可以得知，他当年任团长的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1980年代番号一度为昆明军区第14军第4炮兵师第18炮兵团），驻扎于云南省曲靖市。曲靖市地处乌蒙山脉南麓，炮兵团团歌也名为《前进，英雄的乌蒙铁军！》，因而该团有“乌蒙铁军”之称。那么，周洪许是如何从乌蒙山麓走向北京城、从而成为“中南海一号保镖”的呢？了解了这一点，也可以大致了解周洪许何以会成为中共二十大代表。
由于中国目前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使然，每一位军队将领皆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党员，所有高级军官的升迁，都离不开中共党内高层纷争的派系背景。事实上，他们不管是属于哪个派系或是不属于党内任何派系，无论参与或没有参与高层派系斗争，其仕途升迁总会多少得益、得咎或得祸于这些背景。既然这些背景无所不在，周洪许少将的仕途升迁自然也不例外。
说到周洪许升迁的背景，首先就要提到原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和他撰写的一篇文章，以及文章里提到的原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防空旅旅长薛爱国。此外，本文还要提及原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两任军长赵宗歧和周小周、现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原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原中共政治局委员兼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等人。
张海阳（2009年授衔上将）曾任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政委（1996年8月至2002年1月）、北京军区副政委（2002年1月至 2005年12月）、成都军区政委（2005年12月至2009年12月）、第二炮兵政委（2009年12月至2014年12月），约于2014年12月退役。[参见附录一]
张海阳的那篇文章写于2009年成都军区政委任上，标题为《为时代先锋树碑——我亲历的四个重大典型宣传的回顾》，收录于《强军之路——亲历中国军队重大改革与发展》（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一书。另有《钢铁团记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一书也收录了该文。张海阳撰文使用的自然是中共官方话语，不过本文所关注的则是他在文章中提及的两个“先进典型”，以及它们与高层派系相关的背景——
我到成都军区工作时，炮兵某团已经是宣传多年的老典型了，军委转发他们按照江泽民主席“五句话”* 总要求，“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的基本经验，在全军叫得很响。七年多之后，经胡锦涛主席批准，军委又根据新时期部队建设形势的需要，树立了防空旅这个典型，“两面旗帜”交相辉映，影响和带动着全军部队的发展。[1]
[* 江泽民的所谓“五句话”为：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
张海阳笔下的“炮兵某团”即当时的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驻地云南曲靖），1998年起以“乌蒙铁军”在中共军内闻名，2000年记集体一等功，时任团长周洪许在2008年记一等功。而“防空旅”则为当时的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防空旅（驻地河北石家庄），2005年起被中共军方誉为“防空劲旅”，时任旅长薛爱国记二等功。2006年该旅记集体一等功。
据中共官方媒体报道，防空旅的“突出事迹”，是以防空导弹信息化建设开路，组建成了中共陆军所有集团军中导弹信息化程度首屈一指的防空部队；至于炮兵团，则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各类长项多、素质比较全面。
[* 众所周知，中共树立“先进典型”一向有弄虚作假的传统。一般而言，“先进个人”虚假成分要多于“先进集体”，政治“先进典型”虚假成分要多于军事“先进典型”。以中共军队实行第一套军衔制的1955年至1965年期间所树立的若干“典型”为例：雷锋这个被中共吹捧为“英雄”的“先进个人”，其日记多有编造，有关他“先进事迹”的大部分照片是摆拍出来的。不过，为“先进单位”或“先进集体”编造“先进事迹”的难度毕竟要大一些。就“先进单位”或“先进集体”而言，“南京路上好八连”为政治“先进典型”，其“事迹”有相当水分（但比“先进个人”雷锋“事迹”水分少）；“硬骨头六连”为军事“先进典型”，其“事迹”虽也带有夸张性成分，但大部分毕竟还是“干货”。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炮兵团和防空旅这两个军事“先进典型”的真实性，姑且给予谨慎而有保留的认可。]
如上所述，中共军内的“先进典型”与中共高层派系背景都有关联。这“两面旗帜”，炮兵团是前任军委主席江泽民树的，防空旅是时任军委主席胡锦涛树的。对“两面旗帜”，张海阳在其文章里各给了一个章节，标题分别为《防空旅——推进军事变革的一面旗帜》、《炮兵某团——创新焕发新风采》。张海阳任第27集团军政委及北京军区副政委时，是防空旅的上级；任成都军区政委时，又成了炮兵团的上级。防空旅和炮兵团先后成为他麾下的“先进典型”。他“亲历的四个重大典型宣传”，其中两个典型就是“先进集体”防空旅和炮兵团（另外两个典型是“先进个人”）。
依照中共体制及军队内部惯例，张海阳既然是军区领导，中共官方媒体要采访其下辖部队、了解他先后扶持的两个“先进典型”，自然会听取、参考甚至体现他有关“重大典型宣传”报道的意见和建议。像薛爱国、周洪许那样的旅、团级中层军官通常距离党内高层纷争的旋涡相对较远，但张海阳身为正军级及以上的高级军官，而且是政工主官，自然要对近在咫尺的高层纷争格外留意，因而对宣传报道的敏感性也会予以充分考虑。而他的主要做法之一，显然是在“两面旗帜”之间保持宣传口径、报道规格方面的“平衡”。
就2002年秋中共十六大至2012年秋十八大这一胡锦涛执政时期而言，党内高层主要有三大派系：前党魁江泽民为首的“江派”、时任党魁胡锦涛为首的共青团派即“团派”、中共1949年建政后第一代高层领导人子女自成派系的“太子党”。总体上，“江派”强势而胜过一筹，“团派”虽弱势但并不甘居下风；“太子党”大部分人如张海阳（其父张震为1955年授衔的上将）则从旁观望、持表面中立态度，少数人如薄熙来（其父薄一波曾任国务院副总理）与“江派”结盟，另有少数人如李源潮（其父李干城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同时也属于“团派”。
不过就胡锦涛执政时期中的2005年至2009年这一段时间而言，中共党内高层斗争表面上相对缓和。与大部分“太子党”一样，张海阳当时应属观望、中立者，他似乎尽量避免在宣传报道上介入“江派”与“团派”之间的纷争，力图在“两面旗帜”之间寻求“平衡”。人民网军事频道的两个专题报道，多少也反映出张海阳在“重大典型宣传”中力求保持的某些“平衡”点。
2005年，人民网军事频道开设[2005专题]《“防空劲旅”利剑啸苍穹》，表彰胡锦涛树的“旗帜”，但开口就是“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此处提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乃“平衡”术之一。专题置顶第一篇《跨越千里的握手》，报道炮兵团团长周洪许赴防空旅驻地参观学习一事。此事涉及“两面旗帜”握手言欢，虽说有事实依据，但置顶头条的处理手法也是力求“平衡”的一招。
2008年，人民网军事频道开设[2008专题]《乌蒙铁军：科学发展观引领我成长》，更是热闹非凡。首页上不仅有炮兵团团歌《前进，英雄的乌蒙铁军！》，还有一栏近似“荣誉编年史集锦”之类的文字，以配合宣传该团成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10周年纪念——
1998年，中共中央军委8号文件转发炮兵团“全面搞建设，扎实打基础，反复抓落实”经验，时任团长卢兴波、政委沈俊镔受到江泽民接见；
1999年，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为炮兵团题词；
2000年，中央军委（时任主席江泽民）记炮兵团集体一等功，四总部联合表彰炮兵团为“全军基层建设先进单位”，炮兵团党委被总政评为“先进团党委”，等等。
密集提及江泽民的同时，“科学发展观引领我成长”赫然成为专题报道的标题。此处冠之以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这又是一种“平衡”。
在上述有关“重大典型宣传”的文章里，张海阳写到了自己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时的一件往事：
2005年9月6日，中央军委转发了防空旅“瞄着信息化、主动有作为、科学搞建设、实干求发展”的经验后，干部调整使用提上议事日程。我向军区党委建议，像旅长薛爱国这样的优秀干部，可以小步快跑或破格提升。军区党委研究决定，将薛爱国提升为师长，一年后提升为集团军参谋长。[2]
这篇文章还另外提及一个“小插曲”：作为北京军区副政委，张海阳下老部队第27集团军、去薛爱国的防空旅蹲点，当时曾与周洪许不期而遇，对这位后来成为自己部下的校级军官印象相当不错：
2005年秋天，炮兵某团团长周洪许到北京参加完一个会议，独自一人顺道跑到防空旅参观学习。当时，我正在防空旅蹲点，听说他来了，约他见了面，一起吃了个早餐。小伙子很年轻，研究生毕业，刚上任不久，比较腼腆，一说话就脸红。我问了炮兵某团的近况，赞扬他视野开阔，思想敏锐，懂得学习先进经验，让他顺便再到西柏坡 * 看看。他说时间来不及了，以后有机会再去，上午就回部队去了。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 [3]
[* 西柏坡是一个山村，位于河北省西部的太行山区，离防空旅驻地石家庄市不远。1946年至1950年的国共内战即所谓“解放战争”期间，西柏坡曾是中共中央机关与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因而后来被中共官方奉为“革命圣地”。]
张海阳该文中对炮兵团抗灾抢险行动也颇为赞赏，用了两段文字加以描述：一段提及“2008年2月，炮兵某团奉命紧急赴贵州抗击雨雪冰冻灾害”；另一段涉及汶川地震，摘要如下：
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发生特大地震，炮兵某团千里机动，赶赴重灾区绵竹市汉旺镇，团长周洪许、政委曾祥明带领官兵冒着余震飞石，徒步翻山越岭，跋涉8个小时，赶到与世隔绝的“孤岛”清平，转移出200多名被围困群众。后又接到紧急通知，再次冒着死亡威胁，跋涉五个多小时，到达云湖国家森林公园，救出17名中科院专家。[……] 成都军区报请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表彰炮兵某团为“全国抗震救灾英雄集体”，给团长周洪许记了一等功。[4]
[* 据相当部分中国大陆媒体报道，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18名专家因地震而受困于云湖国家森林公园。炮兵团抵达前，其中已有2人遇难、3人重伤。炮兵团最终共救出15人。张海阳的文章所叙与事实似有出入。]
从张海阳的这篇文章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薛爱国、周洪许都提携有加，堪称二者的“贵人”。
张海阳于2014年底至2015年初期间从第二炮兵政委任上退役之际，薛爱国任职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最后一任军长（2011年2月至2016年8月），周洪许则担任成都军区司令部军训部最后一任部长（2014年6月前至2015年8月后）。因为此后不久的2016年2月，七大军区在中共的军队改革中撤销，五大战区随之设立。
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2016年3月转隶中部战区陆军，集团军建制约于当年8月撤销，不过军长薛爱国升任中部战区陆军副司令员。防空旅情况不详。
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2016年转隶南部战区陆军，集团军建制于2017年撤销。炮兵团于2017年4月29日整建制转隶南部战区陆军某旅。
第27集团军建制撤销，多少与该集团军因1989年“六四”时残暴镇压北京学生、市民而遗留的狼藉声名有关，因为中共最高层有淡化老百姓历史记忆的需要。而第14集团军建制撤销，则是由于该集团军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前涉嫌卷入薄熙来的政变图谋。
说到薄熙来的政变图谋，就要提到时任第14集团军军长的周小周（2003年授衔少将；此后2013年授衔中将）。周小周曾任北京军区第27集团军副军长（2001年至2003年6月）、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2003年6月至 2007年5月）、成都军区第14集团军军长（2007年5月至2012年7月）、成都军区参谋长（2012年7月至2014年12月），成都军区副司令员（2014年12月至 2015年12月），成都军区善后办主任（2015年12月至2016年），约于2016年退役。[参见附录一]
差不多与张海阳一样，周小周的升迁之路也是从驻河北的第27集团军起跳，经由北京中转，然后任职于成都军区。2001年至2002年1月，张海阳和周小周曾同在第27集团军领导班子内，一为政委，一为副军长，两人共过事。2007年5月至2009年12月，即2012年薄熙来事发前若干年，两人又曾同在成都军区，一为军区政委，一为集团军军长，正好是上下级。[参见附录一]
在周小周的第14集团军军部至周洪许的炮兵团团部这条指挥链上，两者只隔着第40师师部一个中间环节，工作关系形成的上下级日常交集应该是相当频繁、密切的。第14集团军有着炮兵团这个全军“先进典型”，当军长的也少不了多加关注、视察和栽培。2004年至2007年赵宗歧任集团军军长期间是这样，2007年至2012年周小周任军长期间也同样如此。
2008年5月，第14集团军赴四川汶川地震灾区抢险救灾，周小周和周洪许两人在行动中更是互动默契。5月14日，周洪许率炮兵团数百名官兵从绵竹市汉旺镇出发进入重灾区清平乡之后，曾与外界失去无线通讯联系达32小时以上；而当周洪许用新配发的无线通讯设备重新联系上位于汉旺镇的第14集团军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时，那边拿着话筒的正是军长周小周。在此无线通讯联系中断的时间段内，周小周给过炮兵团一纸命令：立即前往位于同一片重灾区内的云湖国家森林公园救援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18名专家。该纸命令及新配发的无线通讯设备，均交由炮兵团装备处处长赵岗等人携带，徒步进入余震频发的险区送达周洪许手中 [5]。
周洪许当时与郭伯雄（1999年授衔上将）也有交集。一位报告文学作者记录了2008年5月14日发生在汉旺镇东方汽轮机厂厂区的事情——
上午10时左右，五连政治指导员雍小波正带着一个排在东汽厂区搜救，突然看见来了一长串小车，小车上走下了几位将军，将军们一下子就被在场的军地领导和记者们包围了起来。
雍小波等炮团官兵们认出来了，这几位将军是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等军委领导——炮团在开赴“抗震救灾前方”的前一天，他们刚来炮团视察过……
“炮团的部队在哪里？”一位将军问道。
“报告首长，炮团二营五连正在搜救，请您指示！五连政治指导员雍小波！”
雍小波跑步向前，向首长们立正敬礼，汇报情况。
首长们认真听取了汇报后，特地从在场的军地领导人群中叫出了炮团团长周洪许。
“这次抗震救灾，你们炮团要榜上有名！”
军委副主席郭伯雄上将握着周洪许的手说。[6]
当天中午时分，周洪许向地方领导机构请战要去重灾区清平乡。对方同意了炮兵团的请战要求，并对周洪许说，“告诉你吧，其实陪同军委首长来的成都军区张海阳政委刚才已经给我们打了招呼，要把你们团放到最艰苦最危险的环境中去！”
整个2012年，为中共十八大上的权力分配或再分配，党内高层权斗异常激烈。当年2月8日至10日间，时任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的薄熙来赴云南昆明第14集团军军部及军史陈列馆，“缅怀先辈”，窥测时机。第14集团军前身为薄熙来之父薄一波组建于1937年的“山西青年决死队”。此时，薄熙来利用其父亲的影响力，欲挟持第14集团军在西南边陲云南起事，与在北京的“江派”大员周永康等人互相策应，图谋攫取中共体制的最高权力，对抗时任总书记胡锦涛，剑指下任总书记习近平。因此，作为第14集团军军长的周小周多少难辞干系，至少难逃嫌疑。另外，2012年3月薄熙来事发后，张海阳（时任第二炮兵政委）也曾放弃中立态度，随同刘源（其父刘少奇）、王军（其父王震）、朱和平（其祖父朱德）等“太子党”致信中南海，为薄熙来说情。
2012年2月至十八大前夕的中共高层实际上已经严重分裂，而且“江派”、“团派”、“太子党”各派内部也同样如此。比如，“江派”中一部分人继续支持薄熙来；另一些人则认为，继续与薄熙来结盟要坏事，不如舍弃薄熙来。同为“江派”人马，周永康积极配合、参与薄熙来谋反，而郭伯雄则主张化解政变并为此作了些工作。“团派”当时一般都比较支持习近平在中共十八大上接棒胡锦涛，但同为“团派”的令计划则与周永康密谋，就十八大人事安排作私下交易。“太子党”中，既有习近平（其父习仲勋）、叶选宁（其父叶剑英）那样赞同处置薄熙来的，也有“浏阳河”* 那样为薄熙来说情的。
[* “浏阳河”为2012年广泛流传于中共政坛及民间的暗喻性代名词。“浏”为“刘”的谐音，对应刘源的“刘”；“阳”取自张海阳的“阳”；“河”为“和”的谐音，对应朱和平的“和”。“浏阳河”指当时军中出面为薄熙来说情的刘源上将（2009年授衔）、张海阳上将（2009年授衔）、朱和平少将（2008年授衔）三位“太子党”将军。]
第14集团军既涉嫌卷入薄熙来的政变图谋，又多少受到为薄熙来说情的前任上司张海阳之牵累，按理说，从时任军长周小周到包括周洪许在内的各中层军官，此后应当很难再有机会得到高度信任。
2012年，郭伯雄并未卷入薄熙来政变，而且还为化解政变做过一些工作。但2016年，他在习近平的“反腐败斗争”中落马，以收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如果说，周小周、张海阳等“太子党”后来都还是“软着陆”，而平民出身的郭伯雄则无疑是“硬落马”。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来说，前二人是“犯错误”，性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矛盾”；郭则是“犯罪”获刑，性质上属于“敌我矛盾”，问题的严重性着实非同小可。
就周洪许个人来说，至少从2005年起直至2012年秋中共召开十八大，他一直在驻守云南的第14集团军这支“疑似叛军”的中、高层军官序列之内。他的上司兼“贵人”张海阳又是军队中挑头为薄熙来说情的“浏阳河”之一。此外，他2008年还在抗震救灾前线受到过郭伯雄“接见”。因此，周洪许能够得到信任并通过政审而入选中央警卫局局长，应当堪称奇迹。
约2018年起，周洪许出任北部战区陆军副参谋长（军衔少将）。这一升职当然尚不足以说明习近平及中央军委对他具有高度信任。如第14集团军时任军长周小周，虽然在2012年2月至3月涉嫌卷入、支持薄熙来谋反，但仍然于同年7月升任成都军区参谋长，2013年由少将晋升中将，2014年（至2015年）升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约2016年才淡出[参见附录一]。之所以这样处理，一是为了避免第14集团军及其下辖各部队“逼上梁山”，铤而走险，违抗中南海；二是为了安抚周小周之父、原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1988年授衔中将）等若干位有子弟在第14集团军任职的中共高官。这种迂回性策略或过渡性安抚举措可以概括为“先在职务、军衔上给台阶上，随后在政治上给台阶下”。当时，胡锦涛为首的中央军委对第14集团军的将级、校级军官乃至整个成都军区的将级军官都曾疑虑重重、高度戒备，其处理手法可谓小心翼翼。
周洪许2021年7月15日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警卫局局长，成为中共党魁习近平保镖团队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事实足以说明：周洪许得到了高度信任。由此看来，笼罩于中共党内、军内高层的派系纷争背景，似乎并没有对周洪许的此次任命造成太多的不利影响。
三，周洪许的入选审核
至迟自1942年“延安整风”以来，中共党内就形成了极其严密的政治审查制度。1949年中共建政后，这种“政审”的范围又逐步覆盖到党内、党外的所有人，即政审对象全民化。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政审不仅要按中共的“阶级路线”及有关政策来审查被审查者的“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还要从“路线斗争”角度来审查被审查者在党内斗争中的派系归属及立场。
对毛泽东时代有关“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的政审标准，长篇小说《亮剑》里的一段话说得十分到位而又直白：
各级党委组织部、干部部门的负责人们都有一条内部掌握的原则，出身不好的人绝不可升学、参军、入党、提干。在军队中，这条原则执行得更不含糊，甚至有些特殊军种譬如空军飞行员、警卫首都的卫戍部队，都需要上查五代、旁查五服之内，哪怕是你二大爷的小舅子的表叔曾在国民党军队伍里当过半年伙夫，也是一句话，政审不合格。”[7]
这段话里提及北京卫戍区官兵的政审标准。而中央警卫局官兵的政审标准显然更为严苛。至于中央警卫局局长的政审标准，那就自不待言了。
周洪许的“家庭出身”，想必上初级军校时已经政审过了，否则他不可能“升学、参军、入党、提干”一应俱全。有一位记者用以下文字谈及这位农家子弟的身世——
[* 汶川地震时，周洪许的中学同学、四川省德阳市消防支队罗江大队教导员] 陈怀清还特别向我介绍了他的这位老同学从军前那令人感慨的特殊身世：重庆万州农家子弟，自幼聪颖好学，但家境贫寒，学业延续颇为艰难，全赖父亲在山城当“棒棒军”筹攒学资才得以完成高中学业；原本“考清华[、]北大绝对没有问题”，却因不忍累及渐趋年迈的老父而携笔从戎，报考了勿需巨额学资的军校……
“洪许每次回乡省亲，都要摸着老父扛‘棒棒’的肩膀流泪……”陈怀清说。[8]
用毛泽东时代的话语来说，周洪许的父亲属于“贫下中农”。周父或许不能算中共“阶级分析”传统界定的“贫下中农”，因为他已经离开土地和农耕，常年进城务工扛活。不过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日益普遍化的现象，而且还出现了“农民工”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新群体。在当今中共高层不时显现向“文化大革命”倒退倾向的情况下，用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方法来生搬硬套地“分析”一下，周洪许大概还是应归入“红五类”吧。
按照“阶级分析”初审合格之后，接下来就要从“路线斗争”角度来进一步审核被审查者在党内斗争中的派系归属及立场了。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话语来说，这叫作调查被审查者是否“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用现今的说法，就是看看被审查者如何“选边站队”。因此，周洪许与周小周、张海阳、郭伯雄的交集，自然会招来政审人员高度警惕加上高度挑剔的目光。中共组织部门、特别是中南海内的中央办公厅通常会以其审查标准，断然删除这类人脉交集上“有问题”的所有人选。原因很简单：既然中央警卫局局长人选政审要求严得无以复加，为什么不考虑更为“放心”的人选呢？跟“有问题”的人没有交集的人选不是更好吗？
但接下来的问题是，跟“有问题”的人没有交集的人选存在吗？且不说已经在军委、总部、大军区、军兵种当上“大领导”的将军们，中共军队的其他将级军官哪个跟军委、总部、大军区、军兵种的领导没有过交集呢？包括郭伯雄、徐才厚、房峰辉、张阳、刘源、张海阳在内的一大批有着不同程度或不同性质“问题”的几乎所有“大领导”们，哪个将领没有跟他们（中的某个人或某些人）照过面、握过手、谈过话，甚至合过影呢？哪个将领没有向他们请过示、汇报过工作，甚至接受过他们的指示或命令呢？恐怕极少有例外吧？再说了，当时谁知道这些“大领导”以后要出“问题”以及会出什么“问题”呢？谁又知道今天的军委及其部委、战区、军兵种的“首长”们，还有现任中南海政审部门的领导们今后会不会出“问题”以及出什么“问题”呢？
周洪许少将当时虽然还只是校官，不过作为炮兵团这个全军闻名的“先进单位”的当家人，接待、接触“大领导”的机会自然比不少将官还要多。甚至他此前接触频繁的第14集团军的两任军长后来都成了“大领导”——赵宗歧任职济南军区司令员及西部战区司令员；周小周也任职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周洪许与赵宗歧当年的工作交集应该不致于被置疑，因为赵宗歧看来与薄熙来案没有牵扯。其实只要不吹毛求疵，周洪许与张海阳、郭伯雄等“大领导”非经常性的低频度工作交集或许也不应该被置疑。不过，他与周小周工作上的高频度密切联系毕竟还是会令政审人员出于本能而担忧、按照惯例而置疑的。现在，周洪许被委之以确保包括习近平在内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安全的“超级重任”，显然是受到了“超级信任”。至于“超级信任”的前提，应当是有习近平亲信的推荐或担保；至于“超级重任”的前提，应该是周洪许军事素质方面有过人的专长，且正好切合中南海当前警卫工作的实际需要。
那么，习近平的哪位亲信或哪些亲信会推荐或担保周洪许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得问一下：习近平有哪些亲信呢？习近平都信任谁呢？
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海外中文媒体和各国媒体的长期报道及相关评论，以及从习近平的经历和个性等方面来分析，习近平比较信任的首先是其故交旧知，还有就是他主政福建、浙江以及短期主政上海时的旧部（即所谓“习家军”），另外可能还会包括驻扎于福建的原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现东部战区第73集团军，军部驻地福建厦门）的时任军政主官。
周洪许现在的搭档、至迟于2019年7月就已任中央警卫局政委的陈登铝即出身于驻守福建的原第31集团军。这位“闽籍少将”或许正是经由具有该集团军背景者推举而任职于中南海的。但与习近平任职福建同一时期的该集团军的军长、政委，与现已撤销建制的第14集团军似乎都没有（或极少有）直接交集，因此周洪许应该极少有可能是由他们推荐和介绍的。
一般被公认为习近平亲信即“习家军”人物主要有：丁薛祥、钟绍军、黄坤明、蔡奇、陈敏尔、李强、李希、杨晓渡、张又侠、刘鹤、陈希、栗战书、王小洪，等等。其中张又侠、刘鹤、陈希、栗战书等人为习的故交（或可仿照“文化大革命”中“老红卫兵”的叫法，称之为“老习家军”），钟绍军、丁薛祥、黄坤明、陈敏尔、李强、蔡奇、李希、杨晓渡、王小洪等人为习的旧部。
以上故交中的栗战书和陈希两人，以上旧部中除钟绍军、丁薛祥、黄坤明以外的其他人，他们不仅与周洪许、第14集团军没有交集，而且其阅历及工作与军队基本无涉。比之原第31集团军时任军长、政委，他们推荐和介绍周洪许的可能性更小，几乎为零。
上述人员中仅五人有军旅生涯或从事有关军队的工作，他们分别是张又侠、钟绍军、丁薛祥、刘鹤、黄坤明。
黄坤明仅于1970年代在原福州军区厦门守备区服役三年，刘鹤仅于1970年代在原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服役三年，两人此后的工作与军队、与第14集团军均无关。丁薛祥没有军旅生涯，不过或可称“兼军职干部”，因为他兼任的中央警卫局第一政委一职为军事性质职务。丁薛祥2013年起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总书记办公室主任，2017年10月起任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第一政委，应该会参与对周洪许候选资格和入选过程的审查、把关，但极少有可能推荐、介绍周洪许。钟绍军（2019年授衔中将），原非军方干部，没有在军营生活过，2012年起进入中央军委办公厅工作，2017年8月起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钟绍军的工作应该较多涉及薄熙来事件的后续处理、2015年至2017年的军队改革，等等。比之于其他人，他可能较多接触过第14集团军的问题及有关材料，应该会参与对周洪许候选资格和入选过程的审查、把关。不过钟绍军属于政工干部，而非军事干部，而且与第14集团军人员很可能没有什么物理交集，因此推荐、介绍周洪许的可能性也比较小。
与以上其他人相比，张又侠（2011年授衔上将）不仅现任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且六年前曾主持过改编、重组中央警卫局人事。
2015年3月上旬某日，随同中央政治局常委、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张又侠以中央军委委员兼总装备部部长的身份，率北京军区第38集团军（现中部战区第82集团军）一部突然入驻中南海，宣布奉习近平之命，当即在现场开始改编、重组中央警卫局。第38军部分官兵当即编入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局原局长曹清中将（2011年授衔）当即被迫转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并被要求立刻上车赴任。但这个突发调令的内容实在有点离谱，所以若干天之后，曹清这个非政工干部总算又被正式改任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
张又侠当年此举，正与习近平2021年起用野战部队指挥官的中南海安保警卫措施颇有契合之处。此外，张又侠早年的军旅生涯、实战经验就出自第14集团军。
1979年2月17日至3月5日的中越边境战争，北京方面称之为“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或“对越自卫反击战”，论其规模已经是一场大型局部战争。张又侠当时任第14军（1985年改编为第14集团军）第40师第118团3营8连连长，奉命率部从云南省金平一线越过边境向越南黄连山省老街等地发起攻击。据说该连战绩还不错。
1979年至1989年，中越两国在边境地区的纠纷时断时续。战事集中于1984年4月至7月的“老山战役”为双方在此期间一次规模最大的边境军事冲突。时任第14军第40师第119团团长的张又侠率部参战，并且在7月12日老山地区的战斗中挫败了数倍于己之越军的轮番进攻，全团记集体一等功。此次战役中，张又侠在步炮协同、攻防转换等方面指挥出色，一战而闻名。
1990年至1994年，张又侠任第14集团军第40师师长期间，周洪许先在初级军校学习，然后在第14集团军任尉级军官。不过两人为上下级关系的可能性较小，因为周洪许当时在该集团军第31师当尉官的可能性较大[参见附录一]。虽然此后的1994年至2005年期间，张又侠转任成都军区第13集团军（司令部驻地重庆市；现西部战区第77集团军，司令部驻地四川成都崇州）的副军长、军长，但不管怎样，周洪许后来任职的炮兵团毕竟在第40师这个张又侠指挥过的老部队的编成之内，而且第13集团军和第14集团军又同属成都军区。因此，张又侠在第40师、第14集团军、成都军区都有较多老战友、老部下以及老上级，有条件比较全面、切实地了解并掌握周洪许的情况，而且还可能与周洪许有过若干直接交集。2012年，时任中共总书记兼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平息薄熙来政变图谋之际，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受命负责向成都军区和第14集团军派出共5个调查组，调查政变事件并做有关人员的思想工作，以化解政变危机。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的张又侠，因其熟悉成都军区和第14集团军情况并在那里拥有人脉和威信，亦因其“太子党”身份所带来的其父张宗逊（1955年授衔上将）在军内的影响力，或许也介入过有关调查组事宜。即便张又侠没有介入或参与该次调查行动，他也还是中共军方高层中最了解第14集团军情况即周洪许成长背景的人之一。作为谙熟步炮协同的职业军人和军事主官，张又侠也有能力对周洪许这位炮兵团长的专业素质和指挥才能作出恰如其分的中肯评价。因此，张又侠推荐、介绍周洪许的可能性显然大于以上其他人。至于对周洪许的军事素质及其指挥能力考察的最后把关，应该非张又侠莫属。
中共体制通行的用人规则重派系、轻才干，至於潜规则就更不用说了。但军事才能毕竟还是多少起作用的，尤其是在事关最高领导人安全生死的问题上。
周洪许之所以能够任职中南海警卫局局长，多少还是取决于他的军事素质及指挥能力所带来的知名度。而他的知名度主要源于三件事：一是他2005年出任全军闻名的“基层建设先进单位”第14集团军第40丛林战步兵师炮兵团的军事主官，二是他2006年被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列入该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三是他2008年在四川汶川地震灾区领导、指挥炮兵团抢险救灾得力并被记功。
周洪许被列入解放军四总部颁布的2006年度《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和全军优秀参谋人才名单》的时间为当年11月。这是四总部首次颁布这一全军性、年度性名单。该年度名单中800名军官大部分为团级，其中全军优秀指挥军官507名，全军优秀参谋293名。该名单上，周洪许在全军优秀指挥军官之列，后来继周洪许接任炮兵团团长的陈忠良在全军优秀参谋之列 [9]。
周洪许在四川汶川抗震救灾时，第14集团军时任军长为周小周（2007年至2012年）。周洪许出任炮兵团团长以及被四总部列为全军优秀军官时，第14集团军时任军长为赵宗歧（2004年至2007年）。比起张又侠来，这两任军长（尤其是赵宗歧）显然更为了解周洪许。
赵宗歧（2015年授衔上将）出生于平民家庭，军旅生涯中最高级别任职为原济南军区司令员（2012年至2016年）、西部战区司令员（2016年至2020年）。据海内外媒体报道的各种信息来看，他属于比较典型的职业军人，似乎没有像周小周、张海阳那样贴近高层派系政治斗争旋涡。
赵宗歧1970年入伍，开始在第14军第40师第118团服役，与张又侠同样出身于第14军第40师，两人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另外，张又侠、赵宗歧两人之间的关系与张海阳、周小周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几分类似。赵宗歧参加过1979年的中越边境战争，时任第14军第40师第118团侦察股参谋（张又侠时任第118团3营8连连长），多次率侦察分队潜入越南境内执行侦察任务。战后升任第14军第40师侦察科科长（张又侠时任第40师第118团参谋长）。后来同样参加了1984年4月至7月的“老山战役”；在此期间，任第14军军部侦察处处长（张又侠时任第14军第40师第119团团长），多次部署作战区域的敌情侦察，还曾带队驰援友邻部队。1985年至1989年任第14集团军第40师第118团团长（张又侠时任第40师师长，为赵的顶头上司）。此后担任过驻外武官。1991年至1992年首度重回老部队第14集团军任第40师副参谋长（此时张又侠仍任第40师师长，两人共过事）。1992年至2004年期间在西藏军区、重庆警备区任职。2004年至2007年二度重回老部队第14集团军出任军长 [10]。[参见附录一] 由此可见，张又侠曾是赵宗歧的顶头上司，而赵宗歧又曾是周洪许的上司。[或可顺便一提的是，在第14集团军军长任上，赵宗歧于2006年被聘任为著名军旅题材电视剧《士兵突击》的军事顾问。2016年出任西部战区司令员后，他又是本战区军歌《西部战区战歌》的词作者。这样的事例在中共军队将领中实属罕见。]
2005年提拔周洪许担任炮兵团团长、2006年提名周洪许作为全军优秀指挥军官候选人，应该都是赵宗歧这个第14集团军时任军长所为。不过，2021年向中南海推荐周洪许作为中央警卫局局长这个有着高度政治色彩的非纯军事职务人选，应该不太会是赵宗歧这个西部战区前任司令员所为。
如上文所言，除了事涉直接的人事交集之外，周洪许的政审始终和中共党内高层派系斗争大背景的不断变动相关。中共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开始主政，由其亲信所构成的“习家军”开始崛起，“江派”明显遭打击。十九大前夕，“习家军”继续崛起，“团派”明显被排挤。十九大期间，“习家军”大幅崛起，“太子党”明显受冷落。十九大之后，“习家军”初步掌控政局，但其队伍尚有限，还无法全面清除其他派系人马，所以只能与“江派”、“团派”、“太子党”三派余部共存。在此四大派系及若干较小派系共存的背景下，习近平一方面继续大力提拔作为其“嫡系部队”的“习家军”。另一方面，在“嫡系部队”初具规模后，习近平开始注意收编“庶系部队”，比如周洪许那样与“江派”、“团派”或“太子党”有交集但不属于其中任何一派者。如果有“习家军”人马推举担保和特殊工作需要，“庶系”甚至也有可能任职要津而变为“嫡系”或“准嫡系”。所以，中共党内高层派系斗争大背景的变化，也是周洪许能够通过政审而得以任职中南海的原因之一。
（待续）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作者提供/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