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12月07日讯】在中共极端的防控政策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想逃离。如中产阶级想移民外国，而在封空区的民众想逃离居住地。
极端防控政策下 中高阶层民众想逃离中国
据海外自由亚洲电台12月6日报导，40多岁从事教育工作的许香城，早在2019年香港爆发“反送中”抗争，以及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后，已下定决心要移民，当时他属少数，但近期他发现身边有不少朋友有同样的想法。
许香城表示，他虽然从小受共产主义教育，但他们这批人对香港和台湾的感情非常深。在香港被共产党强行征服时，对他是受很大的刺激，他原本还抱着中国社会会会变好的想法。但香港反送中运动被镇压，让他最后幻都破灭掉。
“我一直不想让孩子在这样的环境、接受这样的教育，起了移民的念头，我是3年前下决心要走，我在上海的好几个朋友都说要走，他们是今年才下定决心，因为形势的恶化，觉得这个地方没有希望，所以要走。” 许香城说。
由于碰上长达3年的疫情封锁，许香城的移民计划也不断延后，但他还是希望能在明年带家人离开中国。
据彭博社今年7月19日报导，总部位于伦敦的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 & Partners估计，2022年将有约1万名高净值中国富人（资产过百万美金）迁移出中国，人均带走大约480万美元，总计会从中国撤出480亿美元。
报导提到，防疫清零政策令中国富人和中共当局出现了新一轮的紧张关系。此前，在习近平的“共同富裕”运动中，双方的关系已十分紧绷。“清零”政策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长期经济损失，将由“中国人才和财富外流的最终规模所决定”。
封控区的民众想逃离居住地
中高阶层民众出逃潮，也出现在社会不同阶层，近期，“逃离广州”、“逃离郑州”及“逃离上海”等都成了微博常见词，他们想逃离是因为无法接受严格封控而要离开。
微博原创视频博主“马志海”说，“说一说我为什么‘逃离’广州。上个月10号，广州黑云压境，水马围城。我真的怕了。怕什么呢？怕感染病毒？扯淡。”
“当时，是怕饿死在城里。我的‘生意’——如果说是个生意的话，是靠活人与活人之间的交往支撑的。但即使到了现在，我想请个人到工作室谈事情，对方都吓得像是我要对他电锯分尸似的。无奈，我只好逃，我真怕饿死。”
马志海说，“这二十天，我躲开了我深爱的广州。我怕的，不是Covid-19的第n代孙Omicron，我害怕的是那些感染了真正可怕的病毒的……僵尸……而僵尸……它们没有思想没有灵魂，但它们永远在行动，一步步逼近你，要把你活活地……变成它们。”
作家“韦观Pro”说，“震惊！大批农民工逃离广州，是什么原因？……首先我们来分析下为什么会那么多农民工逃离广州，广州疫情已经持续将近两个月，这两个月是广州封控最严格的，特别是海珠区，封控的农民工不能上班，没有收入，加上停工停产，你要知道广州很多城中村的小工厂接纳了很多农民工，疫情下，小工厂基本也停了，有些老板干脆都不干了，所以解封后，大批农民工还会待在广州等过年吗？肯定早点回去啦。”
还有人说，“上海这座城市已经待不下去了，实在想逃离。”“我没话说了，想逃离临港逃离上海。”“终于也轮到我润了，逃离郑州ing……”“太令人窒息了 都在逃离郑州。”
河南的时事评论员李法天对海外自由亚洲电台表示，郑州受到村镇银行爆雷，以及当地政府使用极端的防疫手段影响，使民怨沸腾，在富士康大逃亡事件后，大大打击当地经济，不止大批外来的打工族想逃离，不少老家在农村的当地人，也计划离开。
李法天说：“这两年的疫情防控，郑州也是比较极端，他的管理能力也实在太差劲，河南是一个1亿人口的大省，郑州又是一个有1000万左右人口的城市，不像新疆、西藏的人少，防疫期间出现食物短缺，也因为防疫使中小企业受到的打击特别大。工作没有了，做生意房租要交，但不让你开门，生活举步维艰。房贷、车贷怎么办呢？这是导致人道危机？这种愚蠢的管理方式，一刀切的管理方式，导致很多人没法在那边生存，他不‘润’的话，在那儿待的生活成本那么高，只有活活饿死，所以现在真的是很惨。”
李法天表示，虽然中共开始放松防疫要求，清零政策早已破坏郑州的经济动力，但中共和地方政府没有措施安抚民众，相信当权者也乐见城市人口往农村转移。
时事评论员方原表示，过度防控已超出民众的承受力，导致出现集体盲目逃离的心态。各个地方的这种从大中小城市向农村逃离为主，向疫情防控比较松的地区逃离为主，这种底层的逃离，他们所带走的是一些基础的产业工人，以及一些劳动的技能，这种逃离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产业工人的有序流动被打乱，产业结构被打乱，经济有序运转也就被打乱了。
方原表示，这种情况会增加中国经济下行的压力，也可能社会因有太多“流民”，影响社会稳定。
（责任编辑：李恩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