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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发生了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大饥荒。据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墓碑》一书考证，当时全国饿死3600万人。其中，受害最惨烈的是河南省信阳地区。
信阳位于河南省东南部，原本是个山青水秀的好地方，素有“鱼米之乡”的美称。但是，1959年至1960年，信阳竟然饿死105万人。
今天，我就根据杨继绳的《墓碑》等资料，跟大家探寻一下信阳饿死105万人的真相。
信阳大饥荒的惨状
1960年11月12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率工作组到达信阳。在调查五个月后，陶铸在一次讲话中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信阳地区光山县，是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的家乡。
据当年新华社驻信阳记者鲁保国回忆：“光山县饿死人最多，死了三分之一，整家整家地被饿死。”
据杨继绳的《墓碑》记载：光山县槐店公社原有36,691人，1959年9月到1960年6月，死亡12,134人。全家死绝的有780户。姜湾一个村原有45人，死亡44人，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老太太也疯了。
《光山县志》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四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但光山县高大店大队吴园子小队的吴永宽老人的回忆却不是这样：
“1959年我们生产队同历年比，算是个丰收年，夏季小麦就收12,000斤，豆类3500斤。上述这些油料、棉花全部上交到国库，其中夏季小麦每人提留30斤，秋季水稻提留30斤，说把国家任务完成后再提留。可是后来搞起了反瞒产，把收的粮食全部交到国库还不罢休，说还有好多粮食（要）交出来，实际上一点粮食也没有了。”
“没有粮食吃，都到外面找野菜和刮树皮吃，到了最后野菜也没有了，树皮也刮光了，后来都磨起糠渣子吃……就这样把人连饿带折磨，每天都死去几个人；有的小孩死了，被大人把小孩的肉煮着吃……不到半个月，120人的小村庄，就死了70多人。”
2004年清明节，吴永宽老人在自家的庄稼地里，为大饥荒时死去的村里人立了两块碑，一块是吴姓的，一块是外姓的，72个死人的姓名都刻在上面。
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鸿是淮滨县人。他回忆说：“这个县40多万人，死了18万；我家所在的防胡公社5万人，死了2万多；我家所在的生产队共75人，1959年冬天两三个月就死了38人；我家里死了六口：我父亲、二伯父、二伯母、三伯父、三伯母、三伯父的继子……人吃人的情况几乎村村有之。”
关于人吃人的现象，关于信阳事件的记载中有很多。
当时任河南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的姚学智回忆：“（嵖岈山）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据《炎黄春秋》作者李素立的文章《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讲，1959年冬、1960年春，信阳地区一家老小全部饿死的死绝户高达5万多户，1万多个村庄被毁灭。
信阳为什么会饿死105万人？
第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发动大跃进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1958年，毛发动了旨在“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跃进运动。
怎么“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呢？毛的做法是：“拍脑袋”，随意确定“高指标”；然后，将这些“高指标”层层下压。
1957年，中国的粮食总产量是3700亿斤。
但是，到了1958年，当年中共的粮食生产计划指标却不断加码：2月，确定的指标是3920亿斤；3月，改成4316亿斤；8月，改成6000亿至7000亿斤；12月，改成7500亿斤。
到了1959年2月，中共将当年粮食生产的计划指标定为10,500亿斤。
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带头放“高产卫星”。1958年6月7日，河南信阳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小麦亩产2105斤；之后是第二颗、第三颗——小麦亩产3530斤、7320斤。然后，全国各地竞相放“高产卫星”。
1958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称：“我国小麦产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二位了。我国小麦增产速度是古今中外历史上所没有的，更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望尘莫及的。”“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多少粮食出来。”
随后，《人民日报》大张旗鼓地宣传“人有多大的胆，地有多大的产”。
毛泽东头脑发热，带动全党头脑发烧。在毛的“高指标”驱使下，全国农村迅速刮起“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由此导致一系列非常严重的问题。
1958年10月，还没转过年，信阳就已出现逃荒、饿死人现象。
第二个原因，是毛泽东发动的反右倾运动中的极左做法。
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上，就“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中共元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却引起毛的雷霆大怒。彭德怀被打成“反党集团”头子。之后，在全国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
1959年，信阳地区的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却虚报为72亿斤。上级据此确定的征购粮任务比上一年增加18%，达到总产量的50%。
如何才能完成征购任务呢？就靠反右倾。如何反右倾呢？就是根据毛泽东“反瞒产私分”的指示，搞批斗、抄家、打人、杀人。
据当时信阳地委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全区挨批斗的大约有1万2000人次。在此过程中，成千上万的人被活活打死。
据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李立的调查，光山县槐店公社，有公社、大队、小队干部1510人，打过人的就有628人。被打的有3528人，当场打死群众558人，打后致死的636人，致残的141人，逼死14人，打跑43人。
据中央调查组的报告，息县共打死、逼死社员1065人，其中，当场打死226人，打后死亡360人，被逼自杀479人。其中，基层干部被打死29人，打残46人。
罗山县彭新公社有17名预备党员，16人因在“反瞒产”中打人而被转正，只剩一个因没有打人不得转正。
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之外，还采取冷水浇头、拔头发、割耳朵、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
1959年，信阳地区在各级干部和民兵的斗、批、逼、搜、打之下，粮食征购任务完成了，农民全年的口粮却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三四个月，大饥荒随之而来。
基层官员成替罪羊
信阳大量饿死人事件，最终被反映到中共最高层。1960年2月至1960年10月，中央内务部、中央监察委、中南局等，都派人到信阳做了调查。
毛泽东得出的结论是：“信阳事件是地主阶级复辟，是反革命的阶级报复”，“要进行彻底的民主革命补课，像土改一样，把敌人彻底打倒，把坏事彻底揭出来，把领导权夺过来，把局面彻底扭转过来。”
1960年11月，中共中央派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等到信阳落实中央精神。为此，分别从中央各部委、河南省委、信阳地委抽调干部，到信阳地区进行整风整社。几乎在同一时间内，夺了信阳地委、各县、公社、大队的领导权。对被夺权的人，或进行专案审查，或进行集训。
包括信阳地委第一书记路宪文在内的39人受到中央专案组的审查。
最后，路宪文被判刑3年；光山县委第一书记马龙山被判死缓。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刘文彩和另外7个县的县委书记，以及遂平县县长张庆林、信阳法院院长丁张喜、信阳专署公安局长韩仁炳等，分别判了几年刑。
文革结束后，这些被处理的人得知全国各地都发生类似信阳的问题后，很不服气，不断写信上诉，要求彻底平反。
他们认为，信阳事件根本不是反革命复辟，其责任不完全在下面，省委、地委、县委都有责任，中央更有责任。
毛泽东的极左政策是信阳饿死100多万人的总源头。但是，毛没有为此承担任何党纪政纪责任，更不要说承担法律责任了。
积极追随毛极左政策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对此负直接领导责任。但他也没有受到任何党纪政纪和法律处分，而是被调离河南，转任中南局书记。
据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当时信阳地区饿死那么多人，并非没有粮食，所属大小粮库都是满满的。”
张树藩的秘书余鸿德回忆：当年信阳粮库里有粮10亿多斤，当年产量29亿多斤，共40亿斤。守着这么多粮食还饿死人，真不应该。如果开仓放粮，就不会饿死人。
也就是说，信阳饿死105万人，完全是“人祸”。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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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