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征文】赤难史脉:从“大革命”到“大饥荒”(一) (1921~1961)

《九评》20周年有奖征文 作者:裴毅然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5年04月06日讯】2005年1月,笔者访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从《大纪元时报》首次读到〈九评共产党〉。当然知道“九评”的出处(1963~1964年中共驳评“苏修”的九篇檄文),也明白《大纪元时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赤难浩劫盘结总账——从意识形态到赤政赤灾。

1949年后,中共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好像给国人带来莫大幸福,实则吾华进入有史以来最黑暗最荒谬的“毛泽东时代”——唱着动听红歌,肇娩惨烈巨祸。红朝赤政是灾是福是骡是马,当然不可能取决中共自评,中共也不可能永霸话筒。历史无情,后人铁面,史实史据,铁证如山。

得承认中共极为擅长宣传,硬能颠倒黑白指鹿为马。那么反人性反理性的共产赤政,硬能说成接续五千年中华文明;就是饿死四千余万人的大饥荒、[1]“死了两千万、整了一亿人”[2]的文革,也成了“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为此,与中共“说清楚”很必要。《九评》以通俗明晓的语言向大众“介绍”中共,揭谎戳假,指悖拎谬,结论铿锵:“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从历史宏观角度,1917年以来的国际共运乃人类历史进程中一次试错,但这是怎样惨烈的实验:至少一亿殉难者、前后至少25亿人“非正常生存”(生活穷困、精神恐惧、遭受各种迫害)。

1976年后,中国赤难还在延续(“六·四”、迫害法轮功、打压异议),绵绵至今,言禁未解,贪腐难绝。囿于篇幅,本文截止于毛时代的“大饥荒”。列示史据(出处一一),史论自明。

一、暴力起家

马克思主义以穷为据,以“剩余价值”论证阶级斗争合法性,鼓动穷人夺回“被侵占的财产”,共运赤列没出站就已错了轨道(无论宗旨还是途径)。1921年4月7日,第一份赤刊《共产党》第三号〈告中国的农民〉——

共产主义就能使你们脱出一切的痛苦,使你们享没有享过的福。可怜的穷苦农民呀!你们快起来抢回你们被抢的田地呵![3]

1927年“八七会议”高举武装斗争大旗,10月初中共在广西海陆丰暴动,占领县城;截至1928年1月,海丰县杀了1686名“土豪劣绅”、“反革命”;海丰、陆丰两县万余人外逃汕头、香港。[4]

1927年8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

尽量杀戮土豪劣绅与反革命派。

8月29日,中共政治局常委通过〈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

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与没收其财产……暴动杀尽土豪劣绅反革命的大地主及一切反动派……屠杀政府的官吏……[5]

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政治局候委、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1898~1927):

我们现在要放胆去干,不应像以前太规矩,要平民式的干,不要有仁慈,打破好人的观念,对土豪应该乱杀,绝对不要恐怕冤枉了。[6]

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福建省委信——

毫不顾惜的……杀土豪劣绅,杀政府官吏,杀一切反革命派……尽量施行红色恐怖。[7]

10月19日,〈中共中央关于工农运动的路线与策略给江苏省委的指示〉:

我们必须要认识土匪运动是农民运动的一部分,要使土匪农会化。……土匪运动的策略可包括在农运计划中。[8]

11月13日湖北黄(安)麻(城)暴动,中共鄂东北特委文件:“四处杀土劣、烧土劣的房屋,甚至不论老少男女。”[9]

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周鲁(1899~1928)巡视井冈山,批评毛泽东:

我们的政策是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人。可是你们呢,一幢房子都没有烧,行动太右了。我们烧房子的目的就是要让小资产者变成无产者,然后强迫他们革命。[10]

1928年9月,湖南省委巡视员夏尺冰(1904~1931):

大烧(如负责人说同志及群众的房屋烧了,没有屋住了,便会出来革命)、大杀(如负责人说平江有七十万口人,至少要杀去一半)、大劫是布尔雪维克的精神。因此,平铜的党及一部群众无目的无意义的乱烧乱杀乱劫……[11]

湘南特委领导人放言——

站在高山上看,哪里的火焰冒得多,房子烧得多,哪里的革命就搞得好。

烧!烧!烧!烧尽一切反动派的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反动派的人![12]

1928年1月湘南暴动(朱德率南昌暴动残部),3月国军进剿,中共湘南特委决定焦土政策,拟烧尽宜章至耒阳一线公路(二百多公里)两侧各五里之内房屋,乡农顶抗,追杀千余赤色分子。[13]

1952年7月16日,中共高干李锐日记——

湖南暴动时杀(土豪)政策实不如太平天国。[14]

1933年2月3日,国府江西省主席熊式辉(1893~1974)日记——

江西匪乱七年,社会残破,农工百业无不凋敝,共匪一本历代造乱之手法,如黄巾、赤眉以及白狼(朗)之类,叫出利诱的口号,说是为穷人,而事实摆在眼前,他们杀人放火搜财掠物。没有一天没有一处不是在拚命制造穷人,想把全国的人都失业破产,无衣无食,无路可走,好裹胁去帮他们当替死鬼。[15]

二、肃杀苏区

1929年2月25日,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克敏(1906~1930,即杨开明,杨开慧堂弟)报告中共中央——

因为红军经济唯一的来源全靠打土豪,又因对土地革命政策的错误,连小资产阶级、富农、小商也在被打倒之列,又以大破坏之后,没有注意到建设问题,没有注意到经济恐慌的危机,以致造成乡村全部的破产,日益激烈的崩溃。……因为供不应求之故,价值的昂贵,等于上海的物价,因为经济如此的崩溃,经济恐慌到了如此程度,一般民众感觉得非常痛苦,而找不到出路,所以富中农多反水,中农动摇,贫农不安……逃出境外的(酃县、茶陵)其数目达四千之多。在分了田后苏维埃政权之下,而有此事发生,固然还有其他原因,而经济的没出路,农民一般生活的不安定应是他的根本原因,这个经济恐慌的危机,是边界割据的致命伤。[16]

1930年,湖南平江闹红,全县70万人口锐减至40万。[17]1934年5月底,中央苏区机关报《红色中华》:“总计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12万担。”[18]

1933年11月,毛泽东〈才溪乡调查〉:

暴动后(1929~1931年),生产低落约20%。1932年恢复了10%,今年(1933)比去年增加二成……暴动后全区荒了许多田,去年开发了一小部分。[19]

1932年5月〈江西苏区省委工作总结报告〉:“老苏区因为土地革命已有了几年,土地分配了无数次。”[20]有的农民说:“分来分去,到底分到哪年哪月止?我不要了!”许多农民“怕上升为富农小地主,拚命吃穿,不想扩大生产”,以至根据地“荒废了许多土地,生产降低了。”《红色中华》记载,1934年5月底,“总计各地尚未莳好的荒田,不下12万担。”[21]

贫雇农从地富处分到的土地有限,加上苏区狭小,战争负担甚重,农民并未得什么实利。1930年2月7日〈苏维埃土地法〉,制订的“土地税”甚重——

每人收谷5担以下免税,6担1%,7担1.5%,8担2.5担,9担4%,10担5.5担,11担7%,12担8%;13担以上每加1担,增税1.5%。[22]

1934年1月23日瑞金“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毛泽东报告中:

红色区域在建立的头一二年,农业生产往往是下降的。[23]

毛泽东后在延安总结:

把赤白对立绝对化;对中小资产阶级实行过左政策;片面强调工人利益而把工商业很快搞垮了;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并损伤了一部分中农的利益。[24]

1933年7月11日,《申报》记者陈赓雅(1905~1995)录述江西苏区临川、鄂豫皖苏区黄安:

惟物质缺乏恐将为其致命伤。盖自赤区封锁政策实施以后,每盐一斤今已涨价至二元、米一斗三元。生活极苦,衣服亦多破褴不堪。

彼方物质匮乏,盖亦足为离散群众之一原因也。

黄安城乡前被赤化……民二十一年国军进剿,克复县城,一般土着人民流离转徒,无可觅食,恒至掘取草根树皮,用代饔飧,饥馑情形极为惨重……对该地虽经贷款救济,究嫌粥少僧多,收效有限。今春二三月间,流为饿殍,无虑千百。其幸得茍延残喘至秋稻熟者,然以菜色饥民,骤得玉粒,饱餐肆嚼,又染瘟疫……侥幸不死,什难得一。每当战事杀伐最激烈之村乡,军民死伤逃亡,数均极大。犬以家人死亡,饥不得食,初食死尸,后则惯噬活人,往往孩童出门,鲜有全尸而归者,即大人熟睡不慎,其耳鼻亦多被噬于狗。[25]

加上竭泽而渔的“扩红”,苏区已无法维持简单再生产。兴国籍共军上将、总政主任萧华(1916~1985):“(兴国)全县青壮年80%以上都扛起枪走上前线。其中许多模范区,90%以上的青壮年都参加了红军。只有20多万人口的兴国县,参军人数竟达八万之多。这是何等的壮举!何等的英勇牺牲!”[26]女红军危秀英(1910~2005):“兴国当年人口二十多万,一年就扩大红军三个师,有八万人当红军,光红军家属就有十多万。”[27]青壮全参军,只剩童与姑,田里农活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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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中央苏区寻乌县反水农民8336人。[28]于都县“查出的地主土豪富农有2/3乘着天雨水涨,星夜乘船顺水而逃,浸死颇多。”[29]湘赣苏区上犹县“营前一区逃跑了三千余群众到白区去,至今大部未回”。[30]

1934年9月16日《中央日报》,——

三个月前,当收复连城之初,所到之处,田园寥落,十室九空,行军二三十里,看不见一个老百姓。今者,被难在外之人民陆续归来,重整家园,地方无事,百业复兴。农民们专心农事,正忙在田间秋收;商贾们亦开始买卖、货担络绎来往。凡此,足以证明闽西匪区元气日渐恢复,而归还旧日状态也。[31]

红军逃兵极多。〈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1932年4月11日):

一师尚仅2400余名,八师仅千余名……许多党团员不愿当红军。[32]

截止1933年底,瑞金县逃兵2500人。[33]1932年10月17日〈湘赣省委给中央局的报告〉——

最近比较严重的问题是战斗员的减少,因为扩大红军工作比较以前迟缓,各县都没有新兵派来补充……开小差的约有二千以上,现在八军全部不满二千人(只有以前一师这样多),还有一千上下的枪支没有人背。[34]

1933年11月,红军总政治部统计:

一军团补充区域到11月15日集中到区的是1663人,到补充师的只有728人,路上跑了935人。这儿还没有计算在乡村报了名根本未集中以及从乡到区逃跑的人数。大概算起来我们只集中了报名人数中的十分之三、四。[35]

一军团补充师1933年12月20天内,逃亡138人,占新兵1/10。三军团补充师8~12月逃亡879名,占新兵15%。五军团补充师从9~11月逃亡788名,占新兵25%。[36]

苏区中央局宣传部副部长潘汉年(1906~1977):

长汀模范团因为是被欺骗加入工人师的,到瑞金集中时只剩下1/3,2/3开小差走了。[37]

公略县动员2400多人参军,中途千人开小差。[38]

1933年5~10月——

永定从5月到现在仅扩大200余人,武平则仅160余人,代英县成绩也很微弱。……逃跑现象的严重,报名后不能集中,或集中后逃跑。……宁化模范团成千人送博生,沿途开小差只剩二百余,四都模范营二百多人开小差,宁化在“九一八”送去前方的新战士一千多人也逃跑三四百人,汀东兆征有许多报告的不能集中,甚至有党团员带领逃跑,以及比较负责的干部也有逃跑(如汀市少共书记)。……这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动员工作的缺点(如强迫欺骗)……以及优待红军的工作没有切实执行。[39]

1934年9月,要求于都“扩红”五千,实募仅255名(5%),“最严重的问题是群众逃跑登山”,新陂区窑坑乡“精壮男子完全跑光了”。[40]9月中旬,李维汉派刘英上于都“扩红”,半月内4500人。刘英(1905~2002)为难:“于都现在妇女是多数。”刘英拉上毛泽东帮忙,月底也才“动员了将近一千人参加红军,已经很不简单了。”[41]1934年9月23日《红色中华》载文〈惊人落后的统计〉,公布各县扩红计划完成百分比——

太雷(7%),会昌(23.5%),洛口(3.7%),博生(17%),龙岗(3.5%),于都(8.5%),宁化(13.5%),赣县(21.1%),杨殷(4.7%)。[42]

1933年8~9月,红一军团每月逃跑200余人。[43]1934年5~7月,第一补充师逃跑317名,第二补充师逃跑44名,第三补充师逃跑467名,福建补充团逃跑265名。[44]1934年9月,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1910~1974)日记:“逃亡现象十分严重,总计六天约两百余。”(1934年9月4日);“这月减员现象空前未有,尤以病、逃亡二项最为严重,总计全月共减少1800余人。”(1934年9月27日)。[45]

〈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江西军区总指挥部联合通令——关于模范赤少队开小差问题〉(1933年4月16日):

江西全省动员到前方配合红军参战的赤卫军模范营、模范少队在几天内开小差已达全数的四分之三,剩下的不过四分之一。所逃跑的不仅是队员,尤其是主要的领导干部也同样逃跑,如胜利、博生之送去一团12个连,而逃跑了11个团营连长,带去少队拐公家伙食逃跑。永丰的营长政委也逃跑了,兴国的连长跑了几个,特别是那些司务长拐带公家的伙食大批的逃跑。[46]

宜乐黄陂新游击队长排长政委于12月21日带所属人枪廿余,藉打土豪为名,降了崇三都敌人,以后接连又是东陂新游击队一百余人在八都去投降敌人。[47]

连中央机关都有人开小差。董必武(1886~1975):中央政府机关人员都有40人“消极怠工自由回家”;“万泰(1934年)2月份逃跑了2600人,三月份还更厉害。……杨殷在4月份逃出的群众有二千。……甚至有领导群众逃跑反水的(如乐安、万泰、广昌、代英、门岭、公略都发生过这种现象)。”[48]

1934年1月14日《红星报》载文:〈补充师团应该为完全消灭逃亡现象而斗争〉、〈开小差的领导者与组织者枪决三个〉。[49]1934年7月21日《红色中华》,〈消灭逃跑现象来纪念“八一”〉。[50]

恐怖肃反

湘赣省酃县肃反,“把16岁以上30岁以下豪绅家属的壮丁无论男女都杀掉了(如酃县)”。[51]因为,最高领导人张闻天(1899~1976)“谆谆教导”——

从法律上说来某个反革命分子枪决的法律根据还没有找到,但是在群众的热烈要求枪决的条件之下,我们把他拿来枪决,以满足群众的要求,发动群众的斗争,还是为我们所容许的。……对于地主资本家与富农等反革命分子的慈悲、宽容与公平,对于我们苏维埃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不存在的。……必须把这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教育,教育我们每个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52]

1932年5月~1934年7月,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先后四次大肃反,连续杀了几个月,有的连队连杀十几个连长,一次肃反就杀了万余人,洪湖县区级干部都杀光了。红三军从两万人削弱至三千余人,苏区各独立团、赤卫队亦损失殆尽。逮捕干部时,夏曦下条子给关向应,贺龙都没资格看。白天捉人,夜里杀人。甚至两度企图对贺龙下手。直到1950年代,洪湖仍挖出一坑坑的白骨。红六军团的肃反也很邪乎,王震、张平化都上了黑名单。王震因九渡冲一仗打得好,才从黑名单上解除。[53]

李锐:“从1985年开始,十多年中我主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时,曾统计过十年内战期间各苏区的肃反,从打AB团起,共杀了十万人。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数字。(按:红军最多时才30万人)”[54]苏区“肃反”公开喊出:“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55]

1945年春,中共“七大”,一位代表:

内战时期,老根据地的人口减少了近20%。人哪里去了?……共产党杀的甚至比国民党杀的还要多。许多好干部都是自己杀的呀。[56]

自杀式“肃反”一直延续至文革,无案不冤:高岗、饶漱石、冯雪峰、丁玲、彭黄张周、刘邓陶、林彪、黄吴叶李邱……,周恩来都摇摇欲坠。真是要革命就得有牺牲,最高党性就在于忍冤耐屈,就得为党接受如此这般的歪拧逻辑。

三、抗战坐大

毛泽东:我们在抗战初期只是一个很小的党(不超过四万有组织的党员)和一个很小的军队(只有4.5万人)……当1935年冬季中央苏区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7000人,成了“皮包骨”。[57]

抗战之初八路军仅3.2万人,[58]江南新四军(南方八省游击队合编)1.03万余人(6300余支枪),[59]东北抗联一万人,[60]总共五万余人。在国统区,中共力量更是微如星火。1935年“一二·九”运动之初,北平仅九名中共党员,加上团员也仅约20人。[61]1936年春,经冯雪峰与潘汉年审定的上海中共党员约二百余,而得中组部承认的骨干仅47人。[62]四川地下党直至1936年秋尚未恢复活动。[63]1936年6月,徐州地下党遭大逮捕,“大破坏之后,至1937年8月期间,整个处于瓦解停顿状态。”[64]1938年春,中共重建湖北省委,因湖北已不存在中共组织,只有极少数幸存党员有一点个别活动。[65]

1938年3月2日《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三天内仅订出四份,至4月中旬才近百份。[66]并不像中共后来宣传的——国人对中共如仰天露。

中共价值序列上,夺政高于一切,也高于抗日高于民主。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1912~1992);“抗日战争成为真正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67]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别人要问:‘你们共产党是利用抗战来壮大自己的力量。’发问的人若是自己人或是可靠的朋友,你可以向他点点头,要是别有用心,你可以回答:‘没有人民力量的发展就没有全民抗战。’”1929年加入江西兴国县赤卫队的共军中将邱会作(1914~2002):“从1942年起,各根据地就逐渐将干部送到延安‘保存培养’去了,这一决策对解放战争起了重大作用。”[68]

胡乔木(1912~1992)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到1940年抗日战争三周年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抗日军队已由三年前的四万多人发展到近50万人……解放区和游击区人口发展到近一万万。共产党员也由三年前的四万人发展到80万人。[69]

1944年11月,国军200万,共军63万;[70]1945年4月中共党员121万,[71]军队91万、民兵220万。[72]19块赤区(95万平方公里),人口9550万。[73] 《抗日军政大学史》:“1937年8月,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时有4.6万余人。到1945年8月,八路军、新四军部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 [74]新四军“由统一改编时10300余人发展到31万余人,民兵、自卫武装发展到96万余人。”[75]

很清楚,中共大发“国难财”——依靠抗战坐大。抗战结束时,中共能向国府比权量力叫板了。

(未完待续)

附注:

[1] 杨先材主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北京)1998年,页608。裴毅然:《赤难史证——大饥荒成因》,秀威资讯公司(台北)2019年,页356~358。
[2] 数据出自叶剑英讲话(1978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李锐:〈如何看待毛泽东〉,《李锐文集》第5册,香港社会科学教育出版公司2009年,卷九,页279。
[3] 中国社科院现代史研究室、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选编:《“一大”前后》(一),人民出版社(北京)1980年,页213~214。
[4] 〈中共海丰县委关于各种工作的统计给广东省委的报告〉(1928年1月),《东江革命根据地史》,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页58。
[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384、490~491。
[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3册(192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425。
[7] 〈中央致福建省(委)信〉(1927年10月15日),《中央通讯》(上海)第7、8期。转引赵效民主编:《中国革命根据地经济史(1927~1937)》,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87。
[8]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4册,页560。
[9] 中共鄂东北特委:〈黄安工作报告——关于“黄麻暴动”的经过〉(1927年12月14日),《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第3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页11。
[10] 饶道良、李春祥:《血泊罗霄——井冈山重大历史事件揭密》,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

页33。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横排版,页77。
[11] 夏尺冰:〈关于平铜农村党的概况的报告〉(1928年9月5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31~32。
[12] 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35。
[13] 《百战归来认此身——曾志回忆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页40~47。
[14]《李锐日记》第1册,溪流出版社(美国)2008年,页371。
[15] 《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1907~1949)》,明镜出版社(纽约)2008年,页144。
[16]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江西省档案馆、中共江西省委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19~20。
[17] 王西彦:《湘东老苏区杂记》,新文艺出版社(上海)1953年,页2。
[18]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51。
[1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344。
[20]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443。
[21] 余伯流:《中央苏区经济史》,江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151。
[2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21~1949)》第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659。
[23] 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页117。
[24] 毛泽东:〈在杨家沟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230。
[25] 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申报月刊社(上海)1934年,页6、72。
[26] 萧华:〈模范的兴国·英雄的人民〉,《中共党史资料》第7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页254。
[27] 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258。
[28]〈中共寻乌县委一个半月动员工作总结报告〉(1933年3月4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92年编印,页32~33。
[29]〈胜利、于都地主富农企图逃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瑞金)第96期(1933年7月26日),版6。参见《红色中华》(复印本)第1册,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页231。
[30] 红三军团政治部:〈关于崇犹两苏区路线和红军情况的报告〉(1932年5月15日),《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1年,页290。
[31] 叶如音:〈视察连城前方记〉,《中央日报》(南京)1934年9月16日。万大鋐主编:《共匪祸国史料汇编》第5册,中华民国开国文献编纂委员会、中华民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台北)1973年,页398。
[32] 《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1991年,页270。
[33] 瑞金县委:〈胜利的瑞金突击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机关报《斗争》(瑞金)第43期(1934年1月19日),版10。参见《斗争》(复印本)第2册,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页22。
[34] 江西省档案馆:《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页7。
[35] 王稼祥:〈为扩大红军两万五千人而斗争〉,《斗争》(瑞金)第37期(1933年12月5日)。转引自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1年,页332。
[36] 〈严重的问题摆在补充师团的面前〉,红军总政治部:《红星报》(瑞金)第21期(1933年12月23日),版2。参见《红星》复印本,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页23。
[37] 潘汉年:〈工人师少共国际师的动员总结与今后四个月的动员计划〉,《斗争》(瑞金),第24期(1933年8月29日),版18。参见《斗争》(复印本)第1册,页107。
[38]〈中共公略县委七、八、九三个月工作总结报告〉,《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2)》(二),中央档案馆、江西档案馆1988年编印,页238。
[39] 〈中共福建省委工作报告大纲〉(1933年10月2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页505。
[40] 赣南省委通讯:〈于都在坚决执行党的指示中已经开始转变过来〉,《红色中华》(瑞金),第238期(1934年9月26日),版1。参见《红色中华》(复印本)第2册,页194。
[41] 江西省妇联编:《女英自述》,江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页186。
[42]《红色中华》(瑞金)第237期(1934年9月23日),版3。
[43] 聂云臻:〈与逃亡现象斗争的一年〉,红军总政治部:《红星》(瑞金)第56期(1934年8月1日),版7。参见《红星》(复印本),页94。
[44] 〈消灭逃跑现象来纪念“八一”〉,《红色中华》(瑞金)第217期(1934年7月21日),版2。参见《红色中华》(复印本)第2册,页152。
[45]《陈伯钧日记(1933~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页289、304。
[46]《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3~1934)》,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1992年编印,页107。
[47] 〈警钟——向着军区分区敲〉,《红星》(瑞金)第26期(1934年1月28日),版2。参见《红星》(复印本),页34。
[48] 董必武:〈把检举运动更广大的开展起来〉,《斗争》(瑞金)第61期(1934年5月26日),版4~5。参见《斗争》(复印本)第2册,页178~179。
[49] 《红星》(瑞金)第24期(1934年1月14日),版2。参见《红星》复印本,页30。
[50]《红色中华》(瑞金),第217期(1934年7月21日),版2。
[51] 〈中共湘赣苏区省委报告〉(1932年4月11日),《湘赣革命根据地》(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页270。
[52] 洛甫(张闻天):〈无情的去对付我们的阶级敌人〉,《斗争》(瑞金),第49期(1934年3月2日),版6。参见《斗争》复印本,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华盛顿)1974年,第2册,页74。
[53]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北京)1981年第1期,页23~25、30。
[54] 李锐:〈关于唐纵日记的回忆〉,《炎黄春秋》2007年第9期,页26。
[55]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480。
[56] 《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及传媒公司(香港)2011年,页139。
[57]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139。
[58] 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思想万岁》第5册,“钢二司”武汉大学总部等1968年编印(亦称“1968年汉版”),页23。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北京)、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页223。
[59] 袁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页328。《七十年征程——江渭清回忆录》,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页90。
[60]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2013年,页109。
[61] 冯兰瑞:〈“一二·九”运动到底是谁发动的〉,《炎黄春秋》(北京)2009年第1期,页10。
[62] 陈修良:《拒绝奴性》,香港中和出版公司2012年,页130。
[63] 《青春岁月——胡绩伟自述》,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60。
[64] 《往事漫忆——郭影秋回忆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2009年,页58。
[65] 马识途:《风雨人生》,《马识途文集》第9集(上),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页147。
[66] 曹孟泉:〈回忆《新华日报》成都推销处(1938年2月~1939年7月)〉,《四川党史研究资料》(成都)1985年第1期,页13~16。
[67]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49。
[68] 《邱会作回忆录》上册,新世纪出版公司(香港)2011年,页112、119。
[69]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49。
[70]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页354。
[71] 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人民出版社2008年,页56。
[72]  中共中央文献编委会:《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页149。
[73] 何干之主编:《中国现代革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页274~275。
[74] 王茂润主编:《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北京)2000年,页3。
[75] 袁伟:〈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沿革概况〉,《中共党史资料》第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页346。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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