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文
我妈差点自杀
1967年夏天，集中营被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接管，又关进来一批八大院校的“反动学术权威”，都是教授、博导、有名的院士，顶级专家，不少人是从国外回来的。集中营改名叫“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就是人们说的“关牛棚”，每天组织这些“牛鬼蛇神”学习，在毛主席像前“早请示，晚汇报”。
早上起床头一件事，要求我们面对面两排坐在铺上，背毛主席语录，每天背的头一条都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必须一边背，一边指着对面那个人，他指着我，我指着他，互相指着骂对方“反动的东西”。
渐渐地，有人被送去劳改，其他人被发配回原系统监督劳动。我被分到交通部下边一个工厂，一周放一天假可以回家了。经过这个漫长的冬天，我第一次见到了我母亲。
我后来听说我妈当时都想自杀，跳紫竹院那个河去，她把衣服什么的都准备好了。我弟弟好歹劝住了她。她想：唉，都是因为我嫁给了一个“混蛋”，把这孩子弄成这样……她一个太柔弱的女子，带俩孩子，没有任何靠山，你让她怎么活？
受教于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
我们这批黑五类，当时被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比在外边挨斗、受冲击的人更惨。我在那里边是最小的，现在都70多了，绝大部分人可能都不在世了。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说话的权利，等人再出去，已经说不了话了。而且受过这种刺激，相当长时间根本不敢思考。
我能活着出来，就感觉：唉，到底能让活了啊！现在我怎么活呀？下一步我怎么活着？
每个星期天一早我就出去转悠，去这么几个地方：虎坊桥、前门的中国书店，那年头新华书店没有书，但是你去中国书店，抄家扔的各种各样的书、专业书太多了，而且极便宜。还去王府井外文书店，它在金鱼胡同，原来外文出版社内部的一个小楼上，上那儿找一些国外有关装备方面的书。别人搞阶级斗争去了，我想把专业和外语拾起来。
有一天，我在东单公园里溜达，看见一个老头，在那椅子上坐着，眯缝着眼睛。哎，这不是华罗庚吗？我见过他照片，大学毕业时在人民大会堂听过他做报告。他是中科院数学所的研究员，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那时也靠边儿站了，正憋着没事儿呢。
我就过去跟他搭讪。他一看，一个小孩儿。聊几句，知道是个大学生。我是学应用物理的，但里边有些数学的逻辑问题，我就请教大师。那个年代，没人跟他讲话，突然有人跟他讨论科学，他高兴死了，那意思“我可碰上你了！”
他住在崇文门，离东单公园很近。从那以后，我遇到科学上的问题，经常跑去向他请教，我们成了忘年交。这是文革中比较快乐的一件事。
大师嘴里聊出的东西，跟学校老师照本宣课教的很不一样。大师讲的是他脑子里成天琢磨的事，一定是精华，很自然地聊出来。我知道这是非常难得的机会，那些年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鼓励着我在苦难中活下去。
纯粹出于对自由探求思想的热爱，出于追求智慧的天性，想听听大师们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我自己又设计了去找钱学森。我知道他住在永明路那个大门里头。我就坐公交车去踩点，费了不少劲侦察。他家对面有个卖主食的小饭铺，边上有个菜站。他下班都是一辆伏尔加送他回来，我不能过去拦着他，那太唐突了，于是就买个炒饼，来碗馄饨，坐那儿花半天时间等候，边想着自己的事。
那天，他下车后上菜站买了点菜，我就走过去毕恭毕敬向他鞠了一躬。钱先生说：“哦，你认识我呀？”这时他身后的大门打开了，他夫人蒋英开门问：“哎，你怎么还不回家呀？”我一听，坏了。没想到，钱先生说：“你把菜拿回去吧，这里有个年轻人愿意跟我聊两句。”我一看有戏，乐坏了！
我请他在边上的小饭铺坐一坐，从他发表的某些文章开头，向他请教力学方面的基础问题。
他讲的非常深，当时我没太听懂，后来才慢慢悟懂的。那次之后，我又跟他交谈过五六次，都是我在那儿等着他，有时也等不着，碰巧他正好有功夫的时候，他会说：“啊，小伙子你又来啦。”我俩就还在那个小饭铺里坐着聊会儿。这有点像带研究生、博士生，互聊互动的思想课，挺有意思。
跟钱学森接触后，才懂得了自动控制系统工程方面的思考，属于系统论，比清华学的深得多。一切按照系统的概念整理思想，才能做得有序，实现起来就是系统工程。
我不是大师，但这个阶段打下的基础，使我很多年后再碰到那些中科院院士，可以横扫，跟他们进行思想对话。
烧煅工炉
我们那个厂是亚洲最大的汽车修理厂，我作为监督改造对象，前前后后在那儿待了11年。
刚去时分配我修理汽车。过了一年，厂里突然做出决定，你这反动分子不能干技术活，得去干粗活，就把我调到煅工车间，做钣金煅工。我学着打了两天铁，又说，这也是技术活，你不能干，你去烧煅工炉吧。
煅工车间的炉子比烧煤的火车炉子要大得多，有一个大撬门，大概38斤重。从煤堆到炉前大约70米，下料的小推车装一车煤是半吨，每天我得把48车煤，也就是24吨，从70米外推到炉前，再通过小炉口，把煤全部扔进去，炉子内长11米，你得扔那么远。每天七八个小时，不断给炉子加热，得保持炉温老在1100度左右。
清炉，一般一个人干不了。炉子会结渣，结成瘤子似的，粘在大炉子底下的通风铁条上。得把它们撬起来，再用大耙子耙出来，晾凉了之后送到废料场。必须一天一清，原来三个人弄个大铁杠，才能清得动。
过去三个人的活，现在让我一个人完全凭体力完成，而且没有任何防护措施。新来的复员军人说：“他们真欺负人嘿。”
下了班，别人可以走了，我还得去改造班，跟厂里的黑五类一起接着干。去工厂的大煤库撮煤，挪到另一边去。有个资本家说：“小李，你那么卖力气干什么？你挪到那边去，你看着，待会他还会让你挪回来。他不是真需要，他成心折腾你呢。”
我下班都晚上七八点了，早上还要赶在八点钟上班，每天干活十几个小时。厂里有班车，我早上坐过两次班车，让车间主任把我轰下去了。他说“你下去！”那意思，你是反革命，不能坐这车。我就下去了。从此，我每天早上五点就起来坐头班车，途中要倒三趟车，还得走很长的路。
我像个木偶似的，到处当靶子让人批斗
整个文革是一个大的时期，中间还分成很多小的阶段：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抓5.16、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
每次运动来了，都要把我翻出来再揭批一通，跑不了。还要千方百计找出我有什么新的现行反革命行为。我被看管起来，不能回家。
有个书记特别坏，他让我把日记交出来。我觉得我日记里没写什么，无非是日常在哪儿买了什么书之类的，你就拿去看吧。结果就变成了反动日记，成了我的反革命罪证。
比如我日记里写道，我站在学校的楼顶上，站在西山，看北京城，北京城就像一个火柴盒。他们就说：北京是革命圣地，世界革命的中心，你把它说成火柴盒！
我日记里还有这么一句：“这里在播种仇恨。”我忘了自己写过这句话，结果让他们揪住了，这又是反动本质的大暴露。
每个星期有两次固定的全厂批斗大会，站在台上挨斗的准有我。身后两个工人把我撅起来，人们在台下高喊：“打倒李XX！”
刚开始，我差点就受不了了。我在的煅工车间有个游泳池，当时我真想……真不想活了。
没人跟我这个反动分子说话，常常整个一天，一句话都没有。谁都不拿正眼看你。打饭的时候，跟师傅说要哪个菜，他给你盛菜那个表情就跟打发狗似的。也许有人心里有点同情，但他不敢表露。
我作为典型标杆，还要巡回到各小组挨批斗，这班批完上那班，一天两三个地方。后来我就疲了。那么大一个厂子，我就像个木偶似的，到处站那儿当靶子，让他们批。十几个人的小组，喊几句“打倒李XX！李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就让我走了，到哪都这一套。我面无表情，木呆呆的。有表情更麻烦，当时就会问你：为什么笑（哭）？新的批判词又出来了，会延长批斗时间。
他们批斗我时，我没听见，在想我自己的事。我已经成熟了，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生存技巧。日记也根本不写了，对歧视也已习以为常。让我回家就在家想事，不让回家就在单位想。主要是在自然科学里积累，探索一直没停。允许休息就转一转，找哪个专家，谈谈这段时间的思考，再学习他们的思维方法，看看师傅领的路上我有什么偏差，有新的问题问一问。
逐渐地，我形成了自己的活法：有功夫就学本事，有时也探索人生观问题，在旧书店找些书看，像西方哲学家罗素的书，佛学的大乘小乘，小说之类。我没有深陷痛苦，也不刻意逃避，宠辱不惊，顺着天命的安排，完成我这辈子完善自己的过程，走我自己的路。后来我看到几本佛教故事，觉得是很高的境界，很合我当时的心境。
在工厂的十一年，就是这么熬过来的。对宇宙万物关系的思考，对人生的思考，在若干年后最终把我引入了天主教。
“毁我长城一块砖”
有一批当兵的来我们厂实习。我去干活时，把手表放在更衣柜里，那时更衣柜都不上锁。下班回来发现手表没了，我说了出来。起初那些当兵的没敢走，后来领导说，“解放军同志先走吧。”又在工人中查了半天，没结果，最后指着我说：“你是不是就为了毁我长城啊？”那意思，早不丢晚不丢，解放军在这你丢手表，是想拉黑、污蔑解放军。
又开了我一个批判会，大字报也出来了：“李北海反革命本性不改，毁我长城一块砖。”我辩解：手表确确实实丢了，我也许不该说，但我根本没说解放军，绝对没有攻击解放军的意思。以后也就不敢再提，新买了一块手表完事。
结果还真是那块砖有问题。转过年，书记找我说，你那个表给你还回来了，就是解放军里一个人偷的。原来那批小兵快复员时，他才敢把那块表戴出来，让另一个小兵看出来，给报告了。书记说，你就不要声张了，不然你这不是臭解放军吗？
共产党的政治斗争怎么把人性变坏的？
每次运动来了，先开动员大会，敲打说：阶级斗争动向我们已经有所洞察，掌握了一些情况，你自己掂量着点儿，革命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台下每个人心里都得嘀咕：这是不是说我呢？我平常是不是有这种表现啊？然后就互相算计上了：我们之间说过什么，我如果不把他说出来，他该把我说出来了，我赶紧先把他说出来吧。
每轮运动都有指标，上边还会来掺沙子，做工作。比方说，一个单位一定要抓出两个典型来。人们心里就想：反正别是我，赶紧弄出俩来，我就安全了。有的人为了自保，有的人甚至想投机立功，就充分表演自己的革命性，从人群中找个替死鬼，踹你一脚：去死吧你！而我，恰好可以填充那个替死鬼位置。
经常有这样的，平时他俩关系挺好，如果都能自保，谁也不会说谁，一旦有了危险，有人揭发咱俩了，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哥俩好，哥们实在对不起了！”——是当时工人中的一句流行语。
尤其到文革后期，这种心理很普遍。人人都想自保，就人人互害，人与人的斗争变得非常残酷，结果人人都不安全。就变成这么一个社会了，人性就完了，很可怕。
再一次被打回地狱
1971年，9.13林彪事件爆发，毛泽东受到刺激，邓小平复出。之后，整个大气候有个变化，开始搞抓革命促生产，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绳子松动了一点。车间主任让我给新盖的煅工车间做个加热系统，那个大车间的加热系统全是我做的。又让我把原来烧煤的炉子改成烧油的，能烧轻油又能烧重油，我也做出来了。批斗的事少些了。
有了新炉子，我不用推煤了，也没炉渣了，坐那看着炉子，调调炉温，挺舒服。下班后也不用参加反动分子的改造了。还让我参加了厂子的足球队。我妈戏唱得好，从小就有名角调教过我练基本功，所以我又参加了厂子的文艺宣传队，还帮着编导舞蹈。大学时，我苦练过吹笛子，达到专业水平，厂子就叫我把乐队组织起来，我还当上了乐队指挥。
1972年12月21日，工厂在礼堂开大会宣布我“解放了”。
人们看我的眼光变了，之前没人敢跟我说话，突然有人跟我说话了，他们好奇：这么年轻一个反革命，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有人问我：“斗你时你自己一个人在上面，大家伙都看着你，害臊不害臊？”我说：“有什么害臊的，都是革命群众，你们不是在搞革命斗争呢吗？”
我从来不跟他们开玩笑，仍然夹着尾巴做人，保持低调。我心想，做的事要显示出，从我这个家族出来的，从人性上、从各方面比一般人都强。我追求的是高格调、更高级的人生。
从1972年到1975年，太平了三年，又刮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我再一次被打回地狱，作为典型上台挨批斗：你看这反革命，现在还得了势了，整天忙忙叨叨，跟个明星似的，人五人六的，他从根儿里就反动，一辈子都是这个。
原来厂里把我吸收进技术革新三结合小组，让我设计汽车的二级减速。一个书记说，“他就是能设计出来没齿轮的汽车，我们共产党也不用他的。”共产党永远不会把我当自己人，我只是它改造监督利用的对象，永远是敌人阵营的。
什么足球、宣传队、技术革新，一下子全停下来！重回煅工车间，让我去打铁。星期天别人休息我不能休息，得去弄花生。这种日子大概有半年多。
与恋爱、成家无缘
技校学生里有几个小姑娘，看我在那弄花生，这不是宣传队那个李师傅吗？她们不参加工厂的运动，不知道我正在挨批斗，就过来跟我聊天，往书包里装花生，觉得挺高兴。书记过来了，走走走走！把她们轰走了。
1975年我已经三十出头，说实话，根本没产生过对异性的感情，也没人敢跟我。有不知根不知底的人，偶尔提一句，我就当句笑话。我经常拿本聊斋翻看，觉的挺有意思。谁要给我介绍对象，我就说，你拿这个看看。意思是，你知道我是“狐狸精”的时候，你还敢找我吗？
很早我就把恋爱、婚姻的可能性推到一边，逼着自己连想都不想。我明白，跟别人有这种接触，对别人就是灾难。那时候，人的正常情感、愿望完全被抑制了。
人心起了微妙的变化
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文革非常重要的节点，我渐渐看出来，大家都有点诙谐、调侃的意味在里面了，那意思，你小子怎么又来了？怎么又是你呀？我从台上下来，感觉脚有点麻，在那儿缓缓，有几个工人路过：“嚯，还活动活动啊！”气氛轻松，没有了那种虔诚、真把我当反动死敌看待了。
有几个岁数跟我相仿的工人说，“你这命啊就这样，共产党到了啃节上准得把你弄出来，你小子是老运动员了。”
整个社会，包括统治体系内部，对文革普遍感到不满，心灰意冷，已经不拿它当回事了。所有人都感觉，整个一个胡闹！过去说，大饥荒是因为苏联逼债，农业欠收，大家都咬牙忍着，跟党和国家一块渡过难关吧。现在突然发现，毛泽东、共产党一直在人为瞎折腾！根本没个头。前两天还让邓小平复出，说变脸就变脸，今天说煤球是黑的，明天又说是白的，所有的说辞都是假的。既然都乱成这样了，那就再乱一次吧，跟着演场闹剧而已。
当初人们之间为了某种主义，能瞪眼，能分家，能离婚，现在就是一笑：咱们那会太幼稚，太荒唐了，让人家给耍了，骗了。
就说涨工资，连着涨了两次，工人说的一句标准话就是：“您几旗儿呀？噢，还是您的旗高，您先上。”指的是毛泽东思想红旗举的高不高，决定着你能不能涨工资。旗举得不高，这回还没您的事。完全是一种嘲讽。
我还记得，有一次军代表给党员讲党课，正面宣传中共所谓的抗日史。他们下来在那议论：“闹了半天共产党就是一个怂尖尖，躲在后边，净是不光明正大的事。”
这都是天地间的，整个社会非常大的变化，人心变了。逐渐形成了一个全社会的觉醒反思，不再受某种组织的控制，人性和理性开始复苏。
1976年清明节：反抗爆发
1976年是非常关键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重要的事：周恩来、朱德、毛泽东连续死去，唐山大地震。四五运动并不是表面的悼念周恩来，也不是单纯针对四人帮，是人们憋在心里多年的东西，借着四人帮这个出气阀，一下子爆发出来。
那时候纪念碑还可以随便上，到处都是花圈、挽联、诗抄。周围不知谁拉了好多铁丝，铁丝上挂满了小字报、纸贴。胆子大的人写出自己对政治的看法，有的很尖锐。
四·五我也去了天安门，跟着我们厂好几百人去的。我看了看，没有人组织，人们都是自发的，真是人心所向。我看到马路对面，有文化艺术界的人在游行，喊的口号很激烈，我认识的著名歌唱家也在队伍里。他们都比我大了十来岁，走在整个文化部队伍的第一排。
工人纠察队的棒子队冲进广场，打人、抓人——中共政府动用专政机器想灭掉人们的怒火。但是老百姓已经不太听它的了，开始挣搏，反抗。虽然运动被镇压下去，很多中国人还不太敢想这个根源是毛泽东和共产党造成的，但人们对阶级斗争这套东西感到厌倦，事后的整肃已经发动不起来了。更多的人开始以不同的视角、不同的思维方式深入反思。
这个体系明显走向穷途末路，毛泽东也明白，他建立的这一套已开始瓦解，玩不灵了。他预感到，自己也快要死了。
党给我平反，我没有任何感恩
“四·五”之后，我就不怎么去工厂了。我反思了很多：共产党这个统治集团控制整个社会的能力，不是一种自然力，而是一种抗自然的，完全丧失人性、反人类的势力，就像把每个人的锁骨都穿上一根钢丝，强制拽着你。你们说这个国家是你们的，那只是你们通过非法手段，窃取了这个国家的权力，你不是民选的。你口口声声说你是为了人民，实际上人民一直被你奴役着。可是用各种钢丝、绑绳、手铐，改变不了人心。越这么做，时间越长，越是触及不到人思想灵魂上真谛的东西，结果适得其反。
我母亲1974年就故去了。母亲走后，我把家归置归置，没事就东遛遛西逛逛。1976年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倒台，据说厂子里开了一次大会，宣布彻底给我平反。那天我正好没在。我没有任何激动，感恩。
你说给我平反，赏赐我点什么，我从此断绝这一块，我不让你来这个！我是天地间一个独立的个体，遵从天地人的法则，具有顶天立地的人格。我决定从此彰显自己的个性，有尊严地活在世上。
这时期我想的最多的是，我往后这辈子应该怎么活呀？我得安排我的事情，做点什么。
告别体制 不食周粟
1977年恢复高考，原来跟我一起蹲牛棚的北航崔教授说：“你报考我的研究生吧，作为导师，我有这个权力，你报我马上就能让你来。”
我参加了研究生考试，很有信心地等入学通知。因为我在文革时买了很多书自学，加上名师的指点，肯定比别人成绩好。可等来的却是，招生办老师告诉我：你的政审没通过。北航属于军工系统，政审很严。
工厂知道我参加高考，不愿意让我走。有一天我跟车间主任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他以为我临时有什么事请个假呢，说：“你去吧。”按他们的意思，我应该完成个什么手续，我的人事档案关系还在他们那儿呢。可是我从根儿上就不承认那个东西，我也不归你管，我不要了！就这样告别了这个体制，从此再没进去过。
我放弃了获取文凭这条路。在共产党的天下，家里有历史问题，要文凭有用吗？最后，还是在华罗庚先生的帮助和引荐下，我进入到科研系统，做过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的评论、中国汽车工业发展的政策研究，参与了中国科技咨询服务中心的筹建，还做过科学技术的预测等等。我个人的兴趣还是在具体的专利、设计方面，所以后面几十年，我等于成了科技专业户，做了很多高科技研发的大项目，与不同单位、不同地域进行过跨越不同科技领域的合作，涉及很前沿的创新，到哪都是担任总工程师。
这一切都受益于文革期间从华罗庚、钱学森、北航的崔教授等先生那里打下的基础，打的比较深远、深厚。
直到现在，我不隶属于任何一个地方，走了自己的一条比较艰辛但自由的路。我在共产党非常高端的机构里干过好多事，但是我从来不粘你们一点东西。我一不要你们的劳保，二不要你们的待遇，靠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养活自己和家庭。我就相当于古人的“不食周粟”。你们认为我应该按照你们的要求爱你们的党，爱你们的国，爱你们的政府，我没那个义务。
尾声
1978年的一天，我正在楼下跟几个高中孩子聊天，前边开过来一辆车，停得远远的。从车上下来一个老太太，走到我跟前。我说：“您是找我吧？”她问：“你是李XX吧？”我就带她回家了。其实我知道她是谁，我有感觉，她是我的五姨。我等着她说，但是她不说，她只说，“我来看看。”我说：“我妈已经去世了。”她说她知道。我告诉她，我也辞职不干了。
她说她在东北，我估计，可能是从抚顺战犯管教所出来的吧？她为什么直到七十年代末才来？是没解除管教，还是就业了？我不敢直接问她。
我怕共产党让她带着窃听器，记录下来对她也不好。我说，您就自己照顾好自己，我自己这都好办。没说几句，她就走了。平时根本没来往，后来也没再来往，她也没说明来意。我估计中共是想让她验证一下，我是不是那个李北海。那个车肯定是公安局给找的。
我结婚多年后，妻子因信仰被抓捕。警察审讯她时说：他们怀疑我是台湾特务！时间已经来到2000年以后了，他们还在怀疑我。
编后记
整理完李北海先生锥心泣血的自述，不禁掩卷长叹，它堪称一部中共统治下中华民族受难的缩微史，又是一部中国人的个人心灵史。感谢他，在时间的流水还未来得及冲淡记忆之前，为我们留下了这篇宝贵的历史记实，以及每一个节点上的深入思考。
对于从未在中共治下生活过一天的台湾人来说，包括1949年离开大陆的国民党一代、二代，对于已经习惯了中共的话术、自愿或无奈地顺从着中共极权控制的大陆人来说，读这篇回忆，无异于一副醒脑剂，一本教科书，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中共奴役人、毁灭人的本性是在骨子里的，永远不会变。
（全文完）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责任编辑：刘明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