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密档案】民国时的中国人什么样?

【新唐人2012年4月29日讯】在你的印象里1949以前的中国是什么样的?黑暗?腐朽?堕落?恐怖?民不聊生?等等一些邪恶的词汇,当然这可能不是你的想法,但这的确是许多人大脑中一贯的看法。

哲学讲,人的意识就是客观事物在人脑中的反映,也就是说,我大脑中的意识是一个结果,起作用的原因就是影响我大脑的客观事物,比如说接受的教育,教科书,媒体宣传等等。

1949年前是中华民国的统治中国的时代,从1912年到1949年的37年间,中国是不是真的就只是我大脑中印象的那几个词汇?准确吗?随着我社会阅历的不断丰富,我开始越来越怀疑我大脑中的很多意识及导致它们的客观存在。

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建立中华民国,借鉴美国的三权分立案例,在中国创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中国播下了文明政治学说的种子,中国应该会有些许光明才对。就算最后掌权的蒋介石像有些人说的“跋扈”,但他一直以光大总理遗愿为己任。照这个逻辑推断,加上国民党内未爆发诸如“文革”、各种全国范围内政治迫害运动的人间惨剧的实例,很多教科书上的说教恐怕很难站得住脚。 这里不妨可以挖掘一下它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的“真面目”。

经济:曾经的辉煌光芒万丈

1920年11月,上海的“火柴大王”刘鸿生创办“鸿生火柴公司”。工厂技术人员经过半年多的试验研究,采用高强度的胶粘剂,解决了火柴头受潮脱落的难题;并购置磨磷机,提高了赤磷面的质量。改进后的鸿生火柴,头大,发火快,火苗白,磷面经久耐用。此后,他们又对生产技术进行了大大小小的多次改进,火柴质量一再提高,鸿生成为众口一词的名牌产品,不但在国内成了抢手货,一度还打入了南洋市场。工厂的利润也逐年上升。 1935年7月,刘鸿生首先邀集国产火柴制造同业成立联合办事处,继而以此名义与美商火柴公司达成协定,成立了华中地区火柴产销管理委员会,并制定了​​相应的火柴生产、销售限制办法。最后,刘鸿生又以中华火柴同业联合会首席代表名义,与日商在华火柴同业会进行谈判。日商迫于华商联合会与华中管理委员会的一致行动,不得不加入中华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

留学海外的侯德榜,带来了在美国设计好的图纸,与工程技术人员一道,测试各种机器,经过调整改进,终于揭开了苏尔维制碱法的秘密,解决了大规模制碱的一系列技术难题。 1926年,永利碱厂生产的红三角牌纯碱,质量已经超过了英国卜内门公司的洋碱。这年秋天,在美国建国150周年国际博览会上,红三角牌纯碱荣获金质奖,不但使中国人扬眉吐气,而且打开了广阔的国际市场。

1906年周学熙筹建“启新洋灰公司”。由于产品质量好,所以销路很​​畅。启新水泥很快被全国重大的建筑工程所采用,津浦铁路上的淮河铁路桥、黄河大桥,京汉铁路上的洛河铁桥,北宁铁路上的渭水铁桥,以及青岛、烟台、厦门、威海等地的海坝、码头,用的都是启新生产的马牌水泥;北京图书馆、辅仁大学、燕京大学、大陆银行、交通银行、河北体育馆、上海邮政总​​局等当时的有名建筑,也都是用马牌水泥建造的。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这些建筑大部分仍然完好无损,与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并肩挺立。外国商人、特别是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启新公司展开了一场殊死的竞争大战。日本商人仗着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又离中国最近,大量运到中国倾销。为了挤垮启新公司,他们孤注一掷,拚命压低价格。他们的水泥在日本的销售价是每袋2.97两白银,运来中国的运费合到每袋2.5两白银,但他们却以每袋3两白银的价格出售,也就是说每卖出一袋就要亏损白银2.47两。这是一场不见刀光血影、没有呐喊冲杀的战争。启新公司也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原来每桶的售价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从每包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由于周学熙十分重视生产设备的更新与改良,启新公司的水泥生产在产量和质量上不断提高,成本不断降低,并且多次在国际赛会、博览会及国内展览会上获得奖章和奖状,所以日本商人那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启新公司垄断中国的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销量达到全国水泥总销量的92%以上。启新公司的成功,为多灾多难的中国民族工业争了光,也为中国人在国际上赢得了宝贵的荣誉。

1929年5月,天津永明漆厂在鞭炮声中开工了。经过3年多的苦战、几百次的试验,陈调甫终于如愿以偿,研制出了物美价廉的油漆新配方。陈调甫把新产品定名为“永明漆”,它成为中国油漆工业的第一个名牌产品,当年就获得了实业部颁发的奖状,不但风行国内,而且美、英、日、荷、德等国的150多家厂商都和永明公司建立了业务联系。永明公司成了令全国同行刮目相看的名牌企业。陈调甫一天都没有放松过自己的研究工作。 1945年,他研制出一种醇酸树脂漆,是我国合成树脂漆中的第一代品种。这种漆才在恢复后的永明漆厂投产成功,陈调甫将它取名为“三宝漆”。这是中国油漆工业中又一个超越西方的名牌产品。

现在很多资料上说“解放后”中国才能制造万吨轮,事实是这样的吗?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8年至19​​19年接受美国订货,制造四艘同一类型的万吨货轮,都是全遮蔽甲板、蒸汽机型货船。分别命名为“官府号”(MANDARIN)、“天朝号”(CELESTIAL)、“东方号”(ORIENTAL)、“震旦号”(CATHEY)。船长135米,宽16.7米,深11.6米,排水量14750吨。其中第一艘“官府号”于1920年6月3日下水,四船经美国运输部验收,工程坚固、配置精良,美国政府对其建造质量十分满意。

教育:大学真正独立的时代

都说鲁迅有骨气,其实民国时候,有骨气的文人何止他一个。我常常想: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太软弱,还是当时的大学和学者骨头太硬? 今天,有几个文人敢说自己有骨气?甚至又有几个敢说自己能算“文人”?

蔡元培:不做不自由的大学校长

蔡元培一生辞职无数次,其中仅在北大校长任上就先后多次辞职。他1917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7月3日就向黎元洪总统提出辞职,抗议张勋复辟。

1918年5月22日,为抗议“中日防敌军事协定”,又向大总统提出辞呈。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为抗议逮捕学生,于5月8日提交辞呈,9日悄然离京。这次辞职引发广大师生挽蔡大行动,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于5月13日齐上辞呈。

1923年1月17日,蔡元培再度愤而辞职,次日他在《晨报》刊发辞去北大校长职务的声明:元培为保持人格起见,不能与主张干涉司法独立、人权之教育当局再生关系,业已呈请总统辞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之职,自本日起,不再到校办事,特此声明。

蔡元培的几次辞职,诞生了两篇杰出的宣言:《关于不合作宣言》和《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前者为了正义,后者为了自由。 1919年6月15日发布的《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掷地有声: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德意志帝政时代,是世界著名专制的国家,他的大学何等自由。那美、法等国,更不必说了。北京大学,向来受旧思想的拘束,是很不自由的。我进去了,想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用世界的新思想来比较,用我的理想来批评,还算是半新的。在新的一方面偶有点儿沾沾自喜的,我还觉得好笑。那知道旧的一方面,看了这点半新的,就算“洪水猛兽”一样了。又不能用正当的辩论法来辩论,鬼鬼祟祟,想借着强权来干涉。于是教育部来干涉了,国务院来干涉了,甚而什么参议院也来干涉了,世界有这种不自由的大学么?还要我去充这种大学的校长么?

马寅初:“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抗战期间担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兼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多次在公开演讲中指责孔祥熙大发国难财。 1940年他给陆军大学将官班讲抗战财政问题,他说: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全国上下应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同心同德、共赴国难。但是现在不是这样,现在是“下等人”出力,“中等人”出钱,“上等人”则既不出钱,又不出力,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还有一种“上上等人”依靠权势,利用国家经济机密从事外汇投机,大发超级国难财。这种猪狗不如的“上上等人”就是孔祥熙和宋子文之流……必须把孔祥熙、宋子文撤职,把他们不义的家财拿出来充作抗战经费。

马寅初连续发表文章与演讲,揭露国民党的腐败,痛斥孔宋之流的无耻,使国民党政府大为头疼,也遭到很多权贵的忌恨。宋霭龄、宋美龄等人向蒋介石施加影响,要求对马寅初进行严厉处置。

一天,蒋介石召见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狠狠训斥他:“你真糊涂,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末了,蒋介石说:“下星期四你陪他到我这儿来,我要当面跟他谈谈。他是长辈,又是同乡,总要以大局为重!”

校长怕碰钉子,让侄子去向马寅初转达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一听,火冒三丈地说:“叫我去见他,我不去!让宪兵来陪我去吧!”又说:“文职不去拜见军事长官,没有这个必要!见了面就要吵嘴,犯不着!再说,从前我给他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应当来看老师,哪有老师去看学生的道理!他如果有话说,就叫他来看我!”

蒋介石知道后很生气,又无计可施,只好对校长说:“我是想同他谈谈经济问题。你回去告诉他,以后有时间,随时都可以来找我。”但马寅初始终置之不理。孔祥熙为了拉拢马寅初,想请他出任财政部长,也遭到他了的严词拒绝。

众学者拒绝“奉旨选举”

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中央研究院院长职位空缺,需要补选。按当时程序,应先由数十名资深学者组成的中研院评议会推举候选人,再由政府遴选任命。胡适、翁文灏、朱家骅三人被学界目为主要候选人,其中又以胡适呼声最高。

中研院长原为无权无钱的闲差,本不至于引发连最高层都卷入其中的风波。但胡适此时正担任驻美大使,力促美国对日作战。 “驻美大使”却是个各方趋之若鹜的“肥差”,不少人想取而代之。权势炙人的孔祥熙更是觊觎已久,想乘机以亲信颜惠庆取代。由于孔氏一家向为学界所鄙薄厌恶,所以,孔氏图谋一经披露,便引起学界公愤。不少人虽然希望胡适回国领导中研院,但又不愿让孔氏得逞,便不拟投胡适的票。此时蒋介石也想对选举施加影响,在选举前亲自下条子要“举顾孟余出来。”

此举触怒了学界,学者们就此对权贵进行了坚决的抵制。选举前夕,担任评议员的学者聚会,陈寅恪大谈学术自由主义,主张“院长必须在外国学界有声望”,“我们总不能单举几个蒋先生的秘书。”他的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

学界的态度为蒋介石所知,他虽很不高兴,却又无可奈何。最终,评议会正式选举的结果是: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胡适二十票,李四光六票,王世杰四票,顾孟余只得一票。顾氏惨败,实乃蒋介石帮了倒忙的结果,也反映了学界对权势的漠视、对学术自由的珍视及维护这种自由的风骨与勇气。依据程序,得票最多的三人即为中央研究院院长候选人,经过一番踌躇后,蒋介石等最后决定由朱家骅代理中研院院长,胡适仍为驻美大使,这场风波始得平息。

从上述这些历史记述来看,主政大陆时期的中华民国政府,在昏暗腐朽之外,的确还是有不少建树的,当时的人物也都个个丰满有型,不像如今这么平面化。历史应该怎么写?历史应该怎么样读?对历史有什么样的记录和解读,决定着我们这个民族未来的道路,但愿我们民族的未来道路越来越通达顺畅,上面的行人也都丰满而矫健。

文章来源:《铁血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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