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为什么反对开枪杀人?

【新唐人2013年6月16日讯】(新唐人记者李剑综合报导)中共“六‧四”屠城24周年已过去10多天,世界各地悼念反对独裁专制政权而被中共屠杀的爱国学生的活动刚刚平息下来。港媒发表署名为鲁直人的文章,分析了赵紫阳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为什么反对中共当局开枪杀人的原因。

赵紫阳的人性良知

《动向》杂志第334期发表鲁直人的文章说,1947年6月1日中共冀鲁豫区党委民运部出版的《工作通讯──第31期土改会议专号》,标注为“党内刊物”。此时,中共“以完全消灭地主阶级”为目的的土改工作,正在冀鲁豫所谓解放区境内地展开,不计其数的所谓地主阶级,正在遭受着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倾巢之灾,肉体被消灭、土地被分割、财产被充公。

这本工作通讯就是记述土改运动中,冀鲁豫区主要领导,对土改工作的总结动员和讨论发言,先是文革中第一个被迫害致死的煤炭工业部部长、时任中共冀鲁豫区党委书记张霖之在5月17日的总结报告;接着就是文革期间曾任黑龙江革委会主任后,又被打成叛徒赶下台的冀鲁豫区委书记潘复生的动员报告,然后是各级领导干部的关于如何“彻底消灭封建势力问题的讨论”,其中也收录了作为四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赵紫阳的一篇讲话。

这次土改会议中,28岁的赵紫阳的发言不长,摘录如下:“我们小组讨论了个杀人与肉刑问题。我和张华(曾任濮阳县委书记)的意见有点不一致。镇压地主,一般执行是右的。我们的两种意见,一是镇压坏的,控制一般;一是地主没有好的,尽可能多杀。最后多数是赞成杀是为了控制。在追浮财上,主要是在群众发动充分,不用肉刑也是可以,肉刑会把发动群众轻易放松了,因为肉刑是几个人就可以做的。

另一方面的意见是肉刑是不可怕的,地主视财如命,不用肉刑是说不出来的。有的还说肉刑是提高落后群众的策略。我想发动落后群众不用艰苦的教育工作,而以打着骡子叫马听的办法,是危险的。当然我们出布告禁止肉刑是不对,但这不能成为领导的方向。最后我还声明一点,四地委才收复,土改运动才开始,我参加运动不多,张华在寿张是参加了一段,我的意见还不肯定。”

鲁直人表示,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中共土改运动中普遍对地主滥用酷刑、这次会议也充斥着一片肃杀之气的情况下,赵紫阳的发言却还是理性的。他谨慎地反对滥用肉刑,认为杀人和肉刑并不是发动群众的唯一办法。

他认为,这也说明了,一直到42年后的89年“六四”期间,在邓小平决定调动十几万大军在北京实行全城戒严,为什么作为中共总书记赵紫阳能坚持以不妥协的态度,宁可丢官去职,依然无怨无悔,力主“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坚决反对以暴力手段对学潮进行镇压,并亲自来到天安门广场,含泪劝解学生隐忍保重,避免无谓牺牲。

在“六四”惨案24年后的今天,尽管中共当局采用暴力手段维稳,继续压制自由派人士,但却有越来越多中国老百姓更加怀念赵紫阳,称道他在“六四”期间的仁慈宽厚与大义凛然。历史证明,坚决反对向人民开枪的赵紫阳是中共党内少有的人性未泯、良知尚存的开明领导人,他的历史地位将随着人民对民主宪政的渴望而彰显得更为高大!

89年六四事件始末

1989年4月15日,时任中共主席和中共总书记的的胡耀邦突然心脏病发作而猝逝。消息传到全国各地校园后,引起许多学生的强烈反应,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于上海数间大学纷纷挂上大字报和挽联表示敬意,学生于海报上悼念的口号除了赞扬胡耀邦外,同时要中共当局“反官倒”、给中国民众“民主、自由”的权利。

4月26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社论,把爱国学生运动定性为动乱。

4月27日,看到风向的江泽民派刘吉、陈至立负责的“上海市委整顿领导小组”进驻《导报》,停止了钦本立的领导职务,遣散《导报》员工,还特别下禁令不许《导报》的编辑再做记者。《导报》事件引发了8千余人的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游行。

《中国“六四”真相》一书揭露,江泽民在89年“六‧四”前,写了一封密信呈送“李鹏总理并呈邓小平主席”,原存中共中央办公厅档案室,后来清查,发现这封信已不翼而飞。

信中说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人是“反党集团”是“阴谋家和野心家”,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任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就要亡党亡国。”等等。

书中说,从江泽民在信中对形势的估计(亡党亡国)和对策(果断措施),可以看出他在怂恿邓小平下令屠城中所起的非常关键的作用,密信揭开了江把赵紫阳赶下台,使自己成为三位一体领导人的真正内幕!

江泽民踩着“六四”学生的血上位

5月21日,邓小平密召江泽民到北京,要他阻止出访加拿大提前回国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回京。25日,万里的飞机在上海机场降落,立即受到江的“软禁”,不能回京的万里不得不公开表示,同意中央颁布的戒严令。

江泽民“软禁”人大委员长万里,阻断了赵紫阳想利用人大的权利和平解决学生运动的想法。

5月27日,邓小平召来中共八位大佬开会,江泽民被内定为中共总书记,30日,江泽民取代了赵紫阳的职务,并开始批阅文件;6月1日,中共军队才有了进城的新部署,6月3日夜,中共中央决定已调集的20万人规模之戒严部队展开清场作业。

江泽民利用溜须拍马、投机的方式,获取了中共最高权力,成为“六四”屠城的最大受益者,实际上也是“六四”屠城的最大罪犯之一。

在2002年江卸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时,他给政治局常委定了几条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许给“六四”翻案。

赵紫阳: “我输了”

6月8日,日本《朝日新闻》采访了赵紫阳的池时的政治秘书鲍彤。鲍彤介绍,1989年5月17日,邓小平在他家召集了赵紫阳、李鹏和姚依林等政治局常委,商讨针对学生民主化运动的应对措施。

当天下午,赵紫阳从邓小平家回到中南海后对鲍彤说:“刚刚在邓小平家里,已经做出了个决定。我输了,姚依林(时任副总理)和李鹏赢了。”,“至于是怎样的决定不能告诉你,但是我无法执行,我必须辞职。”

5月19日的清晨,赵紫阳到天安门广场上含泪看望了绝食的学生,并说道,“我们来得太晚了”。当晚10时,时任中共总理的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中央的立场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在李鹏讲话后不久,江泽民立即表态坚决支持中共中央的决定。

从那以后赵紫阳便无法在公共场合露面,并被辞去总书记一职。直到2005年离世,赵紫阳一直被软禁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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