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一次“祖国花朵”的小学潮

作者: 杜钧福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5月20日讯】我是一九五二年入初中学习的。那一年,中学教科书全都换成了新编的,初一还新开了《自然地理》课。《自然地理》和《植物学》课本的第一页是彩色的。我从此对生物学发生兴趣。到初二学动物学,初三学达尔文主义基础。我还参加了陈婉芙老师组织的课余生物研究小组,用显微镜看洋葱皮。

但那时正逢学习苏联的高潮。生物课本中,充满了对苏联科学家的丰功伟绩的吹捧。我见了这些内容,气就不打一处儿来。

我的愤怒有两个层次。一是反对米邱林学说。我当时就已经阅读完了我姐姐解放前的高中生物学课本,而且把孟德尔的那一套遗传学说,隐性显性的什么,学了进去。不但学了,而且崇拜得很,第一次真正体会到科学理性的力量。至于教科书所宣扬的米邱林、李森科所谓“获得性遗传”一套,认为完全是胡说八道,是真正的唯心主义伪科学。

我的愤怒的第二个层次已脱离生物学。我想,退一步说,苏联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制度先进,各方面也都应该是最先进的,包括科学研究。所以生物学方面先进也说得过去。但是,这些教科书上,所宣扬的不止是苏联,还竭力吹捧革命前的俄国。这就毫无道理了,简直叫人恶心。

为了发泄我的愤懑,我做的第一件事是把教科书上的那几位俄国科学家的画像涂成鬼脸,尽管我一向爱护教科书。这其中包括季米里亚捷夫、勒伯辛斯卡娅(她的后半生在俄罗斯时代),还有那个发现野马叫什么斯基的。其实他们都是货真价实的科学家。现在想起来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

第二件事是在期末考试试卷上借答题之机发表我的看法。我说,俄国在革命前,社会发展程度远逊于西欧,生物学的发展不是那么先进。我不知道,陈婉芙老师看了我写在考卷上的意见后有什么感想。但是她没有给我扣分,也没什么反馈意见。

这事情后来闹得有点出圈。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议论时事的同学,都有点愤世嫉俗,但原因各异。我主要是这个教科书的问题想不通。另一位同学从东北来,经常说当年苏联红军如何横行不法。还两个同学,就不知道详细了。总之我们几个,经过讨论,决定向少先队领导提出集体退出少先队。当然,处于策略的考虑,我们不说想退队的真实理由,而只是说,少先队活动没意思,都是小孩子玩艺,而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不喜欢少先队的活动也是实情。当时少先队活动的主调就是如同《让我们荡起双桨》那首歌所唱的,仿佛一切都安排好了,就等着享受幸福生活,除去在北海公园划划船,没什么事可干了。我们几个的家庭接近城市底层,生活颇为贫苦,而且看不到短时期改善的前景。个人则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找不到一点“祖国花朵”的感觉,只觉得那首歌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是虚伪,似乎属于另一世界。

少先队辅导员和中队委经过研究,由辅导员出面分别向我们做工作。他说,你们的想法我们理解,但是,一年多以后你们年龄一到(十五周岁),就会自然退队了,今天何必多此一举呢?我想,他们肯定想不到我们的思想有那么复杂。

我们其实就是想表达我们对一些时事的不满,并不十分认真,既然辅导员给了台阶下,就不再坚持了。一场微型学潮就此结束。直到前几年,我碰到我们的一位前中队委,才告诉他我们几个的真实想法。这已是五十年后的事了。

我说的大概是一九五四年的事。当时斯大林已去世,赫鲁晓夫的报告还未出来,人们思想有所松动。我们的行为,和那时的社会大气候也许有些关系。

“往事微痕”供稿

(转自看中国/责任编辑:张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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