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彪:如果阳光普照大地

【新唐人2012年1月13日讯】 中国目前人们最反映强烈的问题,是官员的腐败问题。

进入新世纪以来,落马的副省部级高官,就超过了100名。仅2008年,中纪委就查处了15万人以上。国际反腐败监察组织“透明国际”2009年对180个国家“清廉度”的排位,中国大陆名列79名,比2007年下滑7位。社会发展了,人们的利益显得多元,但是,至少,在反腐败上,我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是完全一致的共识。现在媒体发达,通信发达,要禁止信息的传播,在技术上也有困难,大道与小道的腐败消息,每天都有,对一般的几十万元腐败的小鱼小虾,还真引不起读者的注意。所以,现在的反腐新闻,更多的,着眼于桃色与黑色上了,因为不如此,百万元级别的贪污新闻,根本没人理睬。

但是,系统地看一本中国的贪官录,倒是第一次。看过这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年4月出版、46万字、380多页、内有250位中国贪官事迹的书之后,第一感觉是:这官场,怎一个愁字了得!贪官们的所作所为,一直在挑战人的道德底线,以致一看完此书,我赶紧去窗口张望–天上还有没有太阳?

书中的大部分名字,读者都熟悉。广东政协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书记王华元、北京副市长刘志华、天津政协主席宋平顺、国土部长田凤山、药监局长郑筱萸……我们台州榜上有名的是谢再兴。世界上有两种名,一种是好名声,一种是坏名声。得贪官之名,没有一个人会愿意。为什么这么多的聪明人,都愿意自污其名、成为贪官污吏呢?

读史让我们明白,贪婪,是人的本性,中今中外并无例外。贪污现象,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西方的文明社会,也不是一朝一夕建成的。它们同样经历过痛苦的反腐经历。在反腐上,并无制度上的不同,也无人性上的差异,只是表现方式上的不同。在贪欲面前,不存在特殊材料制成的超人,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包公。

任何社会,在杜绝贪官,是不可能的。世界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更重视反腐败工作,我们仅是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反腐败的理论研究、红头文件、领导讲话,就是汗牛充栋、不可胜计。但是,为什么口号越响,效果越差?化的人力物力越多,效果却不明显?如我们这样拥有如此庞大的贪官队伍,不能说世界上是绝后,至少也是空前的。贪污的人群,上到省部级的京城高官、封疆大吏,小到不入品的村民委员,单位的出纳,有高官,也有小吏,贪污的领域,有传统的基本建设领域,也有教育卫生,甚至于有人将黑手伸向慈善事业。贪污的可以说已经地不分南北,人无分老幼。

是中国人特别贪婪?显然不是。新加坡是华人占多数的国家,它的廉洁度,是世界的榜样。我们国内台湾、香港地区的清廉度排名,照样是世界的第37和第12位,名列前茅。

是东方文化的贪婪基因作怪吗?日本、韩国都属于东方文化圈,它们并没有如中国般“集体沦陷”,他们排名在18和39位。

是中国的市场经济造成的吗?这也是无稽之谈。因为西方许多国家,市场经济已有几百年了,当然也有腐败,但如我们这样的规模和普遍,倒还是少见。如美国和法国这样的老牌市场经济大国,清廉度排名是18和23位。

我们习惯以运动的方式反腐败,当然这也是一种手段,但是,这不是长效机制,也容易给一些别有用心者当成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核武器–只要以腐败的原因被清除,就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官场腐败,本质上说,都是因为官员掌控着太多的利益资源,而权力缺少或者说没有实质的监督所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

人类社会治理的实践和理论发展到今天,证明对权力制衡最有效的方式是三种,一是多党制下反对党制衡,在野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盯住执政者的任何违法活动。二是自由竞选制度下的选民制衡,选民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会用选票选择公正廉明的人作公仆。三是言论自由条件下的舆论监督,就是通过媒体的公开,暴露社会的不法与不公,引起人们的关注,以达到纠正的目的。这三种方式,既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也非其所专属。在目前的中国现状下,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是比较切实可行的反腐手段。从实践看,我们的许多案子,就是舆论制衡的成果。特别是互联网出现之后,这种作用更加明显,一个网名叫“花果山总书记”的人,就通过官员的手表,揭出了不少贪官。因为在现代法治国家,舆论被称作独立于立法、司法、行政之外的第四权力。它的真正威力在于阳光–让真相呈现在全社会的目光之下。

任何暗箱操作,不论出于什么理由,都有腐败的嫌疑。让阳光普照大地,让权力暴露在民众的目光之下,才是限制权力、遏制腐败的治本之道。当然,这都是常识,并无高深莫测的理论,事实上也没有多少操作上的疑难问题,关键在于它的实施。

文章来源:《共识网》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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