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带给我们生活上哪些改变?

文/林安柏编译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0年07月08日讯】今年年初以来,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的大流行对我们而言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经历,近代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事件像中共病毒一样如此深刻和广泛地影响著全球人类,而且这种经历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中共病毒提醒了我们身而为人脆弱的一面,不仅重创了全球的经济,搅乱了我们原有的人生计划,更让我们不得不跟亲友保持社交距离。

外在环境的改变:

韩国媒体《朝鲜日报》在采访了二十多位政治及经济学者后,提出中共病毒对社会与生活层面带来的改变:

● 居家办公成主流

防疫期间,居家办公与远距工作或教学,均已成为主要的工作模式。在疫情过后,许多公司为了避免再次遭受冲击,也可能开始衡量采用远距办公的可行性,颠覆以往的工作模式。

● 脱离全球化经济

以往各国间的经贸合作非常密切,但在疫情爆发以后,各国皆采取了严格的入境管控措施,这也使各国开始使用境内重振经济的方式来恢复经济水平。产业链与经济活动因此将会开始重组,减少海外工作而转回母国发展。

● 握手寒暄模式已过去

社交距离是各国政府不断宣导的观念。例如拱手代替握手,或是握拳击掌代替先前的握手方式。这些习惯已逐渐深植人心。 即便在疫情过后,避免肢体接触的寒暄方式也可能逐渐取代传统方式。

● 各国债台高筑

各国为了挽救几乎停摆的经济活动,采取许多对民间企业的紧急援助措施,积极发放现金试图提振消费。然而,这却会使各国政府的债务增长,陷入经济低成长模式。

内在心理的改变:

美国社会心理学家阿里.克鲁格兰斯基(Arie Kruglanski)是一位研究人类行为动机对他人影响的学者,他认为中共病毒改变了我们的想法、对待他人的方式以及我们的价值观。

● 安全感改变

疫情带来了许多的不确定性,人们手足无措,无法从这个完全陌生的危机中理出头绪。面临许许多多未知的问题,如谁会感染病毒?我们的家人会受到感染吗?我们能活下来吗? 疫情将持续多久?工作怎么办?总总的不确定性和生命的威胁是焦虑的根源。

面对不确定性,原来的安全感顿失,人们开始拼命地寻找可靠的资讯,黏在电视机前看突发新闻,希望能在隧道的尽头看到光明;然而,疫情的不确定性却没有那么快消失,持续的焦虑使得人们渴望尽快得到确定的答案,重新建立安全感。于是人们像磁铁的两极一样,有的人选择回避问题,假装什么问题都没有,另一种则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再理性思考各类的看法,而凭直觉做出错误的判断,如看了媒体夸大的报导就认定最坏的情况一定会到来。

心理学家称这种现象为认知闭合的需求(The Need of Cognitive Closure),认为人们在面临危险时,为了尽快达到确定感,反而容易做出回避或最坏的选择。

● 依赖心增强

当安全感下降,人们 变得更加依赖他人,爱国主义的思想也会升高,相信我的国家会处理这个危机。但中共病毒没有人可以豁免, 无论是何种身份、地位,它都可能受到影响。这又更唤起了人们压倒性的脆弱感。当人感到自己的控制能力愈来愈衰退时,就像婴儿、生病或老人的状态,对他人的依赖心就会增强。

这种依赖心反应在对人际交往上,对所爱的人、家人或好友的依赖增强。

● 价值观改变

随着对他人的依赖日益加深,人们开始优先考虑合作、关怀、体贴等共同价值观,而声望和权力等个人主义价值观则逐渐退场。在危机时期,人们赞扬为大众付出的人:向他人伸出援手,为别人而牺牲自己,展现同情心、或是发挥人性光明面的人。人们对名利的迷恋减少了,简单的善行反而令人感到钦佩 。

在这巨大的危机面前,人性流露出善的一面,但也可能暴露出恶的一面,变得更加封闭,或受鼓惑做出违反常理的事情,如美国发生一些左派激进份子鼓动暴力攻击警察机关或摧毁建国者的雕像等。

在这巨大的疫情冲击下,外在环境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而人们的内心也正面临着善与恶之间的选择,而这一切似乎也正决定着人类的未来。若能选择以善的力量彼此关怀与合作,我们才能共同度过难关,在严峻的考验下找到出路。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张信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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