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商天下】消费疲弱拖累经济 农民工进城“救火”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24日讯】最近有中共专家表示,今年中国很可能会达到人口峰值,这意味着中国即将迎来人口变化的第二个重要转折点。继劳动年龄人口在2010年达到峰值后,人口总量也将迎来负增长,而这比中共官方和其它机构的预测,提前了很多年。另外,中共发改委也在近日下发通知,要求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尤其是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要在今年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那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这和中国的人口变化有什么关系呢?对中国的经济又将产生什么影响呢?我们今天就来谈谈这些内容。

中国人口危机 影响长期经济增长

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数字,2021年中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为24,100元,扣除价格因素后,两年平均实际增长为4.0%,低于GDP的两年平均增速1.1个百分点。

另外,202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两年实际平均增速只有3.9%,到了今年1-2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6.7%,但是,扣除价格因素之后,实际增长是4.9%。

也就是说,不管是用哪个指标,都显示出,中国的消费落后于经济增长。虽然1-2月的经济数据显示,基建投资显着回升,出口继续保持高增长,但是房地产投资低迷、消费疲弱都是不争的事实。

而且,这两者除了受到行业监管、以及疫情等短期冲击以外,从长期来看,还受到一个共同因素的影响,那就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加速到来,不仅减少了长期的购房需求,也对消费造成了负面冲击。

《中国统计年鉴2021》显示,2020年全中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同期人口自然增长率仅为1.45‰,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全年净增长,只有204万人。专家认为,相对于中国14亿的人口基数,这个净增长数字意味着,中国人口已经进入了“零增长”阶段。

根据中共统计局1月17日公布的数字,2021年中国的出生人口是1,062万人,人口出生率进一步降到了7.52‰。减去死亡人口数后,中国总人口仅仅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低到了0.34‰。

据“澎湃新闻”报导,在上周的一个会议上,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中国人口完全有可能在2022年达到峰值,换句话说,就是中国人口即将进入“负增长”阶段。

那么,如果中国人口今年或是明年开始负增长,就比中共官方(中国社科院)、联合国、美国普查局的预测提前了很多年。根据BBC的报导,这三个机构分别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9年、2032年和2031年开始负增长。

人口学家易富贤则在媒体访问时提到,中国的人口危机超过中共官方和国际社会的想像,中国面临人口雪崩。他还指出,这两年的严厉抗疫政策导致中国人减少结婚和生育的意愿,造成两年间少出生上百万的孩子,这可能影响今后几十年的经济。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是不是这样。根据大陆媒体的报导,中共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创下36年以来的新低,而且已经是连续八年下降;结婚率也从2013年的9.9‰,下降到2021年的5.4‰,也是连续八年下降。

而导致结婚登记人数持续下降的原因,包括年轻人数量下降、适婚人口男多女少、初婚年龄推迟、城市高房价和农村高彩礼,以及就业压力大等等。由于步入婚龄的人口数量呈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可以预计,未来几年中国的结婚登记人数仍然会继续下降。

结婚率低,自然就会影响人口出生率,一手制造了这一切的中共,现在也是着急了,记得中共这次的两会上,一位政协委员提议,允许中国年满30周岁以上的未婚女性生育一胎。且不说中共政府是否有这个权力去规定别人生不生育,单从社会道德导向上来讲,也会成为导致伦理崩塌的催化剂。也有大陆民众评论,这其实就是给中共官员的“二奶”生孩奠定法律基础。

目前,随着人口增长减速和老龄化人口增加,中国的经济增长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长期增长最突出的因素。

对此,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表示,过去“三驾马车”中,出口、投资起到主要拉动经济的作用,今后需要转向消费需求的拉动,要更加依靠消费。但是人口峰值和人口负增长,都伴随着消费收缩。如果应对不当,就会陷入低通胀、低利率、低增长、高负债的长期停滞或“日本化”。

那么,有什么解决办法呢?

总的来说,老龄化通过三个效应产生抑制消费的影响。

一是人口总量效应。人口增长快,消费就会增长快;人口负增长,消费也许就会负增长。二是年龄结构效应。老龄化趋势的不断发展,将会直接导致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三是收入分配效应。收入上的两极分化,会降低总消费倾向,就会发生过度储蓄。

但是,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已经难以改变,唯一可以有所改变的,就是收入分配。所以,蔡昉强调要通过收入分配,尤其是加大再分配,来缩小收入差距。

什么意思呢?因为收入差距太大,高收入群体会得到更多的收入份额,但是它们并没有那么多可消费的需求;而穷人的消费需求又得不到充分满足,因此收入差距太大,会导致消费的萎缩。

那么,要怎样通过再分配增加消费呢?再分配主要表现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均等化的提高,这就需要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比如户籍制度的改革,因为户籍带来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蔡昉提出,在不增加常住人口的情况下,仅仅是消除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之间的差别,就会产生巨大的效果。

比如,如果2.6亿人可以从城市常驻人口变成城市户籍人口,就可以让他们在消费时没有后顾之忧,据经合组织(OECD)估算,可能会提高30%的消费。

早在2020年10月时,蔡昉就曾提出,中国有2.27亿人口,常住在城镇却没有取得城镇户口。而这个人群的主体,就是高达1.74亿的外出务工的农民工,如果把这些农民工转换成城镇户口,即使工资没有提高,都能提升27%的消费。

放宽户籍制度可以激发消费潜力吗?

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中国对于城镇化水平的度量,一直以来存在两个指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2021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了64.72%,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46.7%,这是2016年以来,两个指标首次缩小差距,但两者差距仍然达到18个百分点。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金融学院的院长易行健,把这两个城镇化率之间的差距称为“半城镇化率”,并把这一现象称为“半城镇化”。他认为,城镇化没有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原因就在于“半城镇化人口”。

因为2亿多的农村居民,进入到城市工作生活,但是,因为不能获得城镇户籍,就难以享受和城镇户籍居民同样的社保、医疗以及教育等各种公共服务,因此在城镇的农村劳动力,他们的消费意愿必然不足。

为此,易行健提出,要激发居民消费潜力,就需要推进户籍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真正的融入城镇,让农业转移人口“愿意消费”。

近日,中共发改委刚刚印发了一份文件,内容是关于中国“2022年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的重点任务”,文件称,今年将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

具体措施包括: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今年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加强农民工就业服务和技能培训等。

目前,中国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有30个,像是浙江温州、广东佛山、珠海、甘肃兰州等城市,人数都在300万以下。

有分析认为,中共官方急于对户籍制度进行松绑,是迫于中国糟糕的经济。比如,有大陆智库中心的研究总监就表示,这是中央政府首度明确宣布详尽的户口改革计划,松绑户口制度,将会刺激三、四线城市的买房需求。

事实上,为了拉动消费,确实有地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农民在城里买房,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吉林省。原因就是,去年吉林的房价和商品房销售额,都跌得很厉害。

但问题是,农民能买得起城市的住房吗?

中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表在《瞭望智库》的文章显示,中国城乡生活水平差别巨大。

比如,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倍差,在2020年下降到2.56,但从世界范围来看仍然属于较高水平。对36个国家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原来的计划经济国家,大多数都低于1.5。

而且城乡收入差距还在不断扩大。2020年,城乡居民收入的绝对差距,从大约0.4万元扩大到了大约2.7万元,扩大了近6倍;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只有城镇居民的一半。

此外,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居民社会保障水平,都显着低于城镇。

就连中共自己的官员,都认为农民进城买房不太可能。

比如,在3月2日的中共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共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说,中国目前有大约3亿多的“新市民”,他们没有确定的工作,有的是个体工商户,有的是农民工,这些人到银行申请贷款都有困难。

另外,中国建设银行董事长田国立提到,今后房价再怎么降,也很难真正解决工薪阶层的住房问题,特别是满足普通老百姓、没有积蓄的、进城务工、新市民这些阶层的住房需求,未来是需要靠租赁住房来解决。

换句话说,中共即使放开户籍制度,也不一定能够促进消费,因为这取决于“新市民”的消费能力。如果农民工的收入得不到提高,自然就没有能力消费,即使拥有城市户口,也不会有所改变。

要想扩大消费,关键是要保持收入与经济同步增长,增加劳动报酬,提高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占社会总体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但这也意味着要相应降低政府和企业的收入比重。而中共政府显然没有这样做的动力,这是造成居民收入增长慢、以及中国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另外,户籍制度本身,就是中共为了掠夺农村和农民设计出来的制度,为的是能够帮助中共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但是现在,城乡差别、贫富悬殊,已经导致消费整体疲弱,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障碍,所以中共才不得已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壁垒,因为经济下滑可能导致民怨沸腾,从而影响到中共的政权稳定。

但就像原来要实行计划生育,现在又要鼓励生三胎一样,中共做事,从来都只是急功近利地从维护眼前的党的利益出发,而不是全面考虑国计民生的长远利益,这也就注定了任何这类改革,并不能真正改善人民的生活。

财商经济研究所
策划:宇文铭
撰文:李松筠
编辑:蔚然、宇文铭
剪辑:曲歌
监制:文静
订阅财商天下http://bit.ly/3hvUfr7

(责任编辑:李红)

相关文章
评论
新版即将上线。评论功能暂时关闭。请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