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8年7月14日讯】 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制作组报道：二仟零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倍受关注的‘社会保险法“草案”’，在十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被提请审议。‘社会保险法’的起草始于一九九四年，其“草案”曾两度上报中共国务院，但都因各方观念和利益冲突，引发激烈争议，而未被通过。最新版本的‘社会保险法“草案”’是由中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牵头起草，并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后送审的。
【主持人】二仟零四年九月,中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社会保障状况和政策“白皮书”’, 首次向大众公开社会保障的政策和状况。“白皮书”对中国社会保障体系是这样定义的：
【旁白】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优抚安置、社会救助和住房保障等。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的主体。它包括五大险种，即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
【主持人】世界各国对社会保障的定义各不相同, 但从他们的社会保障实践来看，政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最重要的主体，充当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能否完全履行职责, 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运行和完善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下面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董克用教授，给“社会保障”下的定义：
【旁白】“社会保障”是政府为主体，依据法律，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帮助公民在暂时或永久丧失劳动能力，或者由于各种原因，生活发生困难的时候, 给予物质的帮助。“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三大领域。其中社会保险是“社会保障”的主体。
【主持人】社会保障制度关乎百姓的生、老、病、死，涉及千家万户的经济权益。在今天的‘透视中国’的民生系列的节目中，著名经济学家何清涟女士将从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三个方面，为我们解析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真实状况。
【何清涟】社会保障系统实际上就是“三大保险”。一个是“养老保险”；一个是“失业保险”；还一个呢 就是“医疗保险”。按照西方国家的通行标准，国家应该承担本国国民的社会福利，因为他们是纳税人。“养老保险”就是做到“老有所养”；“医疗保险”就是做到“病有所医”；“失业保险”就是做到你没有工作的时候，也能够按照低标准抚养你一家的人口。
【记者】那目前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状况是什么样的呢？
【何清涟】中国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是“单位福利制度”，就是一个人的福利退休、医疗、住房、子女受教育都跟这个单位本身的性质很有关系。如果是一个很大的国营工厂，比如二汽、 一汽、石油化工，这样的单位基本上就是一个“工业城”。它里面从幼稚园一直到高中，甚至大学、医院都有。这叫做是“企业办福利”。
中国在进行企业改革以后，觉得“企业办福利”压力太大、负担太大，所以开始把这些包袱慢慢甩出来了。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朱镕基的改革，就是从改革这几大福利制度开始的。但是福利制度，你不以这种形式给人民，你就得以另外一种形式给。那麽中国的问题在哪里呢？就是取消了旧的制度，而新的又没有有效地运转；有的就是有名无实。
以养老保险为例，原来是由单位里面支付退休工资，现在单位不支付了，那麽这些人就得参加社会保险的养老保险。按照中国的制度这个养老保险由三块构成：一块是政府补贴；一块就是企业按照你的工龄、工资等等有一个计算标准；还一块个人负担部分，大概是保险金额的百分之十左右。这叫做“三家共同负担”。
比如在深圳，地方经济比较好，所以它的社会保险制度有效地建立起来了，上海也不错，广州也建立起来了。就是说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架子搭起来了，但是在具体运作上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养老保险的覆盖面过于狭窄。那麽就是按照中国政府自己公布的资料，一九九六年已经有百分之九十五的退休人员参加了养老保险；百分之七十九点几的在职职工参加了养老保险。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根据美国“盖保德”公司的调查，只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参加了养老保险，那就是说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没有参加。
中国社会保障基金协会理事长项怀成，也是前中国财政部长，曾经在前年有一个著名的讲话说：中国现在总共只有一亿五千万人参加了养老保险，占总人口只有百分之十二。即使是参保面比较高的城市人口也只有百分之三十的参加了养老保险。至于农村里面呢，只有百分之六点几的人参加了养老保险。
第二个问题呐就是保险的额度过低。比如在农村里面只有四百七十七元人民币一年，那麽就是城市的人，他们的保险额度也是比较低的。
第三个问题就是社会保险基金的缺口非常大。养老保险金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叫做“空账”。“空账”这个词呢，你要翻译成英文，真的找不到对应的词。我问了好多人没办法翻但是要解释，就很简单，就是有账号，没有钱，等于这些人退休了将来拿不到钱，因为政府的补贴进不去，企业有的也不愿意交，那麽个人交的那一块微乎其微，形成了一种特有的“空账”现象。而且“空账”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到底有多少呢？中国政府不讲，我是搜索了多少年，搜到一些资料。
在一九九七年，积欠了一百四十亿；二仟零三年时是六千亿。但是到二零零四年的资料呢，根据项怀成的说法，就是那一年就增长了四千亿，就变成了一万亿。一万亿积欠的养老金，这个数额就相当高，因为相当于中国一年GDP的将近百分之十。那就是说政府偿还的难度很大。
【主持人】二仟零六年二月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的老年人口占全球老年人口总量的五分之一，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那麽老龄化是个什么概念呢？
【旁白】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一个国家六十五岁以上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率在百分之七至十四之间，被称为是老龄化国家。而国际上通常将六十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百分之十，或者六十五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七的国家，被称为老龄化国家。
【主持人】由于中共在人口上政策的失误，导致了一九五三至五七年和一九六二至七三年两次中国的人口生育高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中共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曾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快速增长。然而与此同时，也使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老年人口的比例迅速提高。下面是一则来自上海东方卫视的报道，说的是目前上海人口老龄化的情况，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背景新闻】 上海老年人口最新资料显示,目前上海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八十一点零八岁。其中男性七十八点八七岁，女性八十三点二九岁。这一资料已经双双超过世界发达地区，男性七十三岁，女性八十岁平均预期寿命。统计显示，上海六十岁及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口，到达二百八十六点八三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点八。其中八十岁及八十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口，就约占两成，为五十点二四万人。
【主持人】从上海一地的情况，我们不难窥见到中国大陆所面临的老龄化的形势相当严峻。那麽如何妥善解决老年人的养老保障问题，无疑是执政着应对老龄化挑战,需要重视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中华民族素来有尊老﹑养老的美德，因此家庭养老一直是最主要的养老模式。 然而如今这一传统的模式正在受到冲击。下面这段录像所反映的问题, 可以说在中国大陆非常具有代表性.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录像】青青是北京右安门某小区刚刚诞生的宝宝，由于青青的父母都是独生子女，这个刚出满月的小家伙成了六个大人争相疼爱的孩子，青青是是典型的“四二一”宝宝。
殷小姐：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有爸爸、妈妈都围着他一个人转。但是等她二十几岁了之后，她要把所有的关爱都还给老人的时候，她的压力就大了。
青青的母亲殷小姐现在就开始为孩子担心了，二十年后这个“四二一”宝宝成家了，小家庭很可能要赡养十二位老人。
而目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北京百分之三十五的市民要赡养四位老人；百分之四十九的家庭要赡养二到三名老人。
【主持人】家家有老人, 人人会变老. 随着中国大陆老年人口的不断增加, 为百姓提供养老的社会保障，已经成为执政当局必须面对的挑战。
【何清涟】中国现在“老龄化”面临的最大挑战在哪里呢？就是“老有所养”可能很难做到。为什么呢？其实中国人说“养儿防老”那是寄希望于两点，一个是子女多；第二个就是子女有能力养老。在新唐人‘透视中国’采民生系列的“教育篇”中,我曾讲到过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出现了“啃老一族”；还有就是青年人失业率过高的问题。这个现象现在非常多；而且还出现了上一代还要继续抚养下一代成年子女的问题。在农村很多地方并不养父母，村委会每年要裁决很多这样的案件。所以农村的人等到丧失劳动力了，他们的处境是很悲惨的。我觉得中国现在从一个前现代化的农业社会，往一个现代化社会过渡，一定要完成养老制度的转变，从“养儿防老”变成依赖社会福利制度，这中间政府的责任至关重要。
【记者】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开始逐步地进入老年化的社会，西方的人提出了一个“银发工程”，对中国的老年市场有很高的投资欲望，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何清涟】因为国外许多国家都是高福利制度，其老人的购买力并不太差。因此按照外国人的想象，有三亿人的中国老年市场，其购买力前景应该是非常巨大的。所以大概从五年前就开始有“银发产业”一说。很多人就纷纷到中国去调查，想到中国去办养老院、 养老护理；还有针对老人的各种各样的消费。美国的“盖保德”公司接受了一个调查任务，并完成了一个“银发产业”的报告，得出的结论和大家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报告’说中国参加了养老保险的人只占总人口不到百分之二十五；而公务员只占这百分之二十五中间的百分之三左右。其结论是中国老年消费市场的前景并不好。自从这个‘报告’公布以后，西方有关“银发产业”的梦开始褪色；到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再提了。
【下节导视】
昔日待业 社会保障恩泽难及
今日失业 失业保险不被覆盖
难以承受的重负 – 社保篇 透视中国 正在播出
【旁白】就业是民生之本.。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预测，“十一•五”期间，中国每年需要就业的人数将达到二千四百万人。然而，可安排就业的人数仅为一千二百万人左右。严重的失业问题将成为中国大陆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主持人】失业是个全球化的问题, 许多国家通过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来解决这一难题。中共建政后曾于一九五一年颁布实施过‘劳动保险条例’，其中规定了老年、工伤、生育、遗属等专案的保险办法。然而当时由于执政者不承认社会主义存在“失业”问题，因此“失业保险”被排除在社会保险体系之外，而“失业” 一词也随之在官方的话语系统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待业”和“下岗”。
【旁白】一九八六年，为配合国有企业改革和劳动制度改革，国务院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规定对国营企业职工实行职工“待业保险”制度，但参保者多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一九九九年一月二十二日，国务院发布‘失业保险条例’。正式将“待业保险”改为“失业保险”；将“待业救济金”改为“失业保险金”，并扩大了保险物件的范围。
【主持人】中共发布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所提供的资料显示：“十•五”末，城乡就业人员已达到七点六亿人，但实际参加基本失业保险的却仅为一点零六亿人。这就意味着有百分之八十六点一的从业人员，并未被失业保险制度所覆盖。
【何清涟】中国的“失业保险”存在非常多的问题，首先是有三大群体不在“失业保险”覆盖的范围之内。哪三大群体呢？ 第一个就是私人企业和外资企业员工；第二大就是国营企业。国营企业工人要到二零零七年以后才被承认是失业，目前都是用“下岗”这个称呼；第三大就是“新失业群体”。“新失业群体”指的是十五岁到二十九岁这一个年龄段，具有初中、 高中毕业、或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的人。他们没有任何“失业保险”。这个失业群体其实没有精确的统计资料，但是他们的失业比率高于社会的普遍失业率，达到百分之九。根据对武汉、广州等几个大城市的调查，最后已经得出结论就是“新失业群体”的总数，已经绝对超过“老失业群体”，就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这三大群体不在覆盖之内。
那麽到现在为止到底有多少人参加了“失业保险”呢？二零零五年的最新资料是有一亿零六百多万人参加了“失业保险”，那麽真正领到了失业保险金的人是多少呢？它只占失业人数的百分之十多一点。这就是“失业保险”被称为“强势者俱乐部”的原因。因为能够享受“失业保险”的只有国有企业被承认为“失业”的那部分人。
我也看到一份资料说“失业保险”并不是全额发放。比如这个月要给三百人发失业保险金，但是这个月是这一百人领；下个月是另外一百人领；再下个月轮到另一百人领。但是它在上报时，它都说三百人领到了失业保险金。这就被叫做是“不足额领取”。还有的就是“拖”，就是只发一部分。但是能领到的已经算是很不错了，因为许多人根本就领不到。
【记者】刚才您说“下岗”职工，不在社会“失业保险”里面，那他们的生活出路在哪里呢？
【何清涟】对国营企业的“下岗”职工没称为“失业”的，他们领取的是“下岗”的津贴，现在“失业保险”实际上只有失业者的百分之十左右才能享受到。所以你指望它能够真的给失业者提供多少保障也是一个问题。
“劳动与社会保障部”二仟零七年在公布的公报上并没有写去年的实际的总失业人数达到多少，但是我们要这样去找出资料，就是看今年需要就业的人数和提供的工作机会是有多少。比如“发改委”就说了今年需要就业的人中最后只有一千一百万能够得到工作，还有一千五百万根本得不到工作。那就等于有两千六百万人失业吧。不过中国政府不喜欢把它叫做“失业人口”，因为他们觉得叫“失业”不够体面。
【下节导视】
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
脱贫三五年，一病回从前,
难以承受的重负 – 社保篇 透视中国 正在播出
【背景新闻】中国社科院今天发布的二零零七年‘中国社会蓝皮书’指出，在城乡居民看来“看病难看病贵”、“就业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贫富分化大”是目前最突出的三大社会问题。排在第四到第十位的依此是：“贪污腐败问题”、“养老保障问题”、“教育收费问题”、“住房价格过高”、“社会治安问题”、“社会风气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看病难看病贵”被排在第一位尚属首次。
在二仟零一年至二零零五年的‘社会蓝皮书’中，“下岗就业问题”一直是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焦点。而在二零零六年的‘社会蓝皮书’中，城市居民关注的首要问题是“社会保障”。
【主持人】住房、教育、医疗问题一直是大陆社会关注的焦点，对此有着切身感受的民众，甚至把它们称为新“三座大山”。毛泽东当年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形容为压在中国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而今民众用新“三座大山”来形容教育、住房和医疗带给他们的受剥削、被压迫的感受。那麽相较之住房和教育，医疗带给百姓的重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下面这两段录像是大陆记者在北京两所医院的采访，看了之后您会对大陆百姓的“看病难”有所体验。
【录像_1】 (凌晨六点，北京同仁医院挂号处)
患者A：我们已经三个礼拜没挂上了。
记者：您来这儿多长时间了？
患者B：来这儿有十多天了
记者：来见到医生了吗？
患者B：没见到。 就想下午见。
记者：那这十几天在北京都干什么了呢？
患者B：住着嘛。
记者：就等着挂号
患者B：等着挂号
患者C：太难了，太难了。我们从东北来，到同仁医院看眼睛，好几天都没看上，就这么费劲。
【录像_2】（凌晨六点,北京某三甲医院)。
记者：您好，我想麻烦问一下您是早晨几点过来排队的？
患者A：早晨我们四点钟从家出来，五点半到的这儿。我们是天津的。
患者B：我从河北来的，（夜里）十二点就来了，到这儿也没排上。挺累的，还没有睡醒呐。
在医院的挂号大厅里七点钟开始挂号，六点钟就已经人满为患。许多人由于是异地看病，不仅要承担较高的医疗费；抵抗旅途的疲惫，还平添了许多花销。
患者C：光挂号费就三百，这还没排上队呢到现在。
患者D：来三天了，礼拜一到现在还没看上呢。
记者： 花了多少钱了现在？
患者：光住店还不得花二把百多。
患者E：这次手术费化了三千，第一次手术到第二次手术中间，花的来回的车费、吃饭乱七八糟的，比手术费还贵呐。
【主持人】通过这两段录影，我们对大陆百姓“看病难”有了一定的了解；那麽“看病贵”又是怎样的情况呢，让我们一起来来听听何清涟女士是怎么说的。
【何清涟】中国老百姓承担的医疗费用,在近十年内上涨的非常快.一方面是医疗卫生总体费用大大增加。从一九八四年的一百四十多亿，一直涨到二零零五年的六千六百多亿。中国的经济至今为止已经持续高速增长了二十多年了，但是政府在卫生费用中间的负担比例，却在逐年下降，而百姓的个人投入逐年增加。现在由老百姓负担的医疗卫生费用，占到整个国家投入的百分之五十五点五。
一方面 中国城市的个人收入保持在每年增加平均百分之八点九；农村里是百分之二点四。但是医疗卫生费用的支出，在城市，是人均百分之十三点几；在农村，是百分之十一点几。它远远高于人们收入增长的幅度。与此同时，教育费用、住房增长得更快。
因此大家都害怕生病，对生病的恐惧感是相当大的。有病不去看的，在城市，有五六成；应该住院而不敢住院的人也占了四五成；在农村，百分之七十几的人有病不敢去看，硬要把小病拖成大病，大病拖成不治之症。
近几年来我几乎每年都看到中国登载这样一类的消息，湖北姓陈的夫妇就是因为得了绝症无钱治病，他们最后只好抛下自己的儿子，双双捆在一起跳江自杀。这个案件登出来以后全国各大报纸和网站都纷纷转载。还有的人，家里人有病治不起，他就自己说要卖肾，然后就换取医药费给家里人治病。等于家里原来是一个病人，现在因为要给这个病人治病，还弄出来另外一个不健康的人。这样的故事中国的报纸上登了不少。至于一个小康之家，因为一个人生病就弄得家里最后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这种例子都有很多。
【主持人】下面这段录像讲述的是一个更加悲惨的故事,然而它却是活生生地发生今天的中国大陆.
【录像】
旁白: 为什么人还没死，就被送进了殡仪馆呢？而且还是医院的救护车送来的。原来，十月二十四日因患高血压、脑出血，尤国英住进了台州医院路桥分院。因为没钱支付医疗费，十月二十七日上午尤国英的家人突然提出放弃治疗。
尤国英的女婿：主要是出于这里医院的钱，一天都要四、五千这样，我们负担不起。
在家属的要求下，医院决定派车将病人送回他们在台州的临时租住屋里。但是尤家的房东坚决不同意把尤国英接进屋子，因为死人进屋，在当地是很忌讳的事情。
台州医院路桥院区副院长 徐祖建：他们家属在车上哭了，说已经死掉了，家属就提出要求，直接送她到火葬场。
旁白:为此，救护车司机还让病人家属签了一张要求送殡仪馆的字条。这样，尤国英直接被送到了殡仪馆。
台州市殡仪馆工作人员： 她衣服都穿好的，穿好以后，把氧气拿掉以后，她人还在动。
这时大伙儿都看不过去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和围观的群众当场捐了3700元钱给家属，尤国英被重新送回了台州医院。
尤国英的女婿魏珍：“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啊。”“我们女儿不如那些素不相识的叔叔、阿姨们，他们都慷慨解囊救我妈妈，而我们做儿女的却……”
旁白: 在台州医院路桥院区的重症病房，记者看到了正在接受治疗的尤国英。她仍然处于浅昏迷的状况，依靠呼吸机维持生命。病房门口，尤国英的女儿、女婿这两天就这样一直守侯着。说起送母亲进殡仪馆的事，两人懊悔不已，女儿魏珍更是几次哭倒在丈夫怀里。
【主持人】像这样的惨剧,如果不是被逼到了完全没有办法的地步,是不会发生的, 沉重的医疗负担,已经导致了人伦惨变.
一九八五年，为了改变中国大陆在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医疗卫生体制，中共决定启动医改。中共国务院先后于一九九二年下发了‘关于深化卫生改革的几点意见’；一九九七年发布了‘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二零零零年又出台了‘关于城镇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等等。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医改越改问题越多，越改民怨越大。有人用“七个不满意”来总结中国的医疗保险制改革。
【旁白】
政府不满意；
医院、医生不满意；
病人不满意；
城里人不满意；
乡下人不满意；
有钱人不满意；
穷人也不满意。
【主持人】那麽这么一个招致各方不满的医改，它的问题或者说是弊端究竟在哪里呢？下面是一段是CCTV介绍中国大陆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结构和改革的录像, 我们不妨参考和了解一下。
【背景新闻】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包括四大体系，分别是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包括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等机构。医疗服务体系则指各种功利和非功利的医疗机构。医疗保障体系是指各种医疗保险和救助方面的制度。而药品供应保障体系则包括药品生产和流通等各个环节。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重要方面是加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
一九九四年，国务院在江苏镇江、江西九江启动城镇职工社会医疗保险制度的试点，由此揭开医改序幕。一九九八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覆盖全 体城镇职工、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但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落实艰难，个人逐步成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提供者。二零零三年，全国卫生总费用中个人支付占据了百分之五十六，政府投入仅占了百分之十七。而在德国，至少有百分之八十左右的公共卫生支出由国家负担。在美国，政府也承担百分之四十五左右的支出。
【主持人】从这段录影介绍的情况看, 中国大陆的医疗卫生体系相当庞大，而其中提到的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仅仅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一个方面。在了解了大陆的医疗卫生体制结构后，我们还需要对它具体实施的政策制度有所了解。
【何清涟】一九八五年医疗体制改革以前，在城市里呢主要是职工的“公费医疗”制度。那麽你没有工作当然就不能享有“公费医疗”。而在农村里就是“合作医疗”制度。记得文化革命不是讲“赤脚医生”嘛，虽然赤脚医生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但是每一个生产大队都还有“赤脚医生”，都还备有一点常用的药，比如红药水、 紫药水、 解热止痛散、阿斯匹林这些药。农民可以到那里去免费取用。
到一九八五年改革以后，医疗体制就沿着两个方向，城市里转入“社会保障体制”，那麽有三类人群不能加入这个“社会保障体制”：一个是下岗失业工人；一个是本来就没有工作的低收入人群；还有一个就是流动人口。比如从农村或其他城市来的人口，他们是不能进入这个城市的社会保障体制的。
那农村里原有的“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至少农民有一点病还可以去看，从一九八四年以来政府几乎没有任何财政投入到农村的“合作医疗”中。“合作医疗”的覆盖面从一九八零年的百分之六十九，下降到一九八三年的百分之二十，到了一九八六年就下降到了只有百分之五。
根据中国政府颁布的统计资料，从一九九一年到一九九九年这将近十年间，投入在农村“合作医疗”的费用，中央政府每年的投入是五百万元；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也是五百万元。中国农民将近九亿，等于一个人才一分多一点钱。后来慢慢地增加，现在是按照每个人三十五元人民币的份量去投入，它是是远远不够的。
【记者】那麽中国医疗改革究竟改了些什么呢?
【何清涟】其实就改了一条，就把原来医疗卫生费用由财政全额负担，变成了大部分由医院通过各种手段自筹，就是变成所谓的“市场化”吧。
【主持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副部长葛延风，二零零五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说：“目前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上是不成功的”。由他担任负责人的课题组所撰写的最新医改研究报告，对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进行了总体性评价和反思。报告指出：现在医疗卫生体制出现商业化、市场化的倾向是完全错误的，它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规律。
【何清涟】“医疗保险”改革确实是中国政府的一大败笔？所谓失败呢，它有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医疗保险”覆盖面过于狭窄。在城市里，覆盖的不到一半；在农村里面，百分之八十的人没有参加。等于“医疗保险”在全国加起来，约有八亿多人口不能享受“医疗保险”的好处。如果遇到大病、急病就只好自己解决。很多家庭辛辛苦苦积累了很多年的财富，就因一个人得了一个大病，就可能导致整个家庭因病变穷。
第二个特点就是医疗公益性的缺失，公共投入减少。它的减少还要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才能看出来。有一个统计资料，像欧美这些发达国家，医疗方面的公共投入大概占百分之七十五左右；有一些转型国家，比如东欧的一些国家，它低一点，大概是百分之七十左右吧。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等，大概在百分之五十三到五十七之间。中国就远远低于它们。公共投入百分之四十四点二，其中政府的投入只占了百分之十七点二；社会投入是百分之二十七。
第三点特点就是个人负担的增加。二零零五年中国颁布了‘卫生统计提要’一般的是两年前的统计资料，那麽二零零三年中国的卫生费用投入总共是将近七千亿元。其中政府的投入只占了百分之十七点二；社会投入是百分之二十七。所谓“社会投入”就是一些机构、单位的投入；那麽个人负担是占到百分之五十五点五。从这三点来看，“医疗保险”改革确实是失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 它跟当初改革的时候选择的模式有关。因为一九八五年当时讲要改革的时候是基于两个现实。第一个就是国家的财政负担太大太重；第二个就是当时的“公费医疗”有很多浪费，很多医院里甚至把洗头发的洗发膏，还有很多很多的卫生用品，都算做开药。为了杜绝浪费，所以就开始改革。
从政府来说，当时急于想甩包袱。至于改革是往什么方向走呢？ 第一个就是政府放权；第二个医院自己自筹资金。那麽在这个情况下呢就为以后的医疗“市场化”埋下了隐患。主要体现在医院的医疗费用急剧上涨，政府投入下降，导致它的公益性服务基本上慢慢地变得没有了。
二零零年时，国际卫生组织对成员国的筹资水平和公平性进行了一个排序，结果中国在同等水平的发展中国家中，筹资水平接近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百分之五的下限；但是在一百九十一个国家中，公平性排在倒数第四。公平性就是要让社会成员每一个人都能平等地享有这个医疗保险的权（RIGHTS），即病有所医的权利，中国这一条没做到。城市里只有百分之五十多一点的人能够享受到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好处农村里只有百分之二十的人才能够享受到低水平的合作医疗的好处。中国的发改委前年在它自己的报告中，也终于承认了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公平性相当糟糕。从它这个报告出来后，基本上对中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是一边倒的批评声音。
【记者】那您觉得这些不公平表现在哪些方面
【何清涟】第一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占中国总人口百分之三十的城市人口享有三分之二的医疗资源；而占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只享有三分之一的医疗资源。
第二个不公平，就是不同收入的人群之间享受的医疗服务存在很大的差别。因为中国没有一个基础医疗保险，那麽大家到医院去看病，面对医院那种无底洞似的药费和医疗费用，大家只能根据自己的收入情况来看。中国现在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使它已经有一个暴富阶级，这些人能够消费比较好的医疗服务，所以中国的医疗服务“差等化”，就是有的医院能够给有钱人提供很好的服务；给高干提供很好的服务，但是普通患者生病以后不能够得到必要的救治和政府资助。这也是中国整个社会分配机制出了严重问题，在医疗系统上的反应。
那麽还有一个不公平，就是中国公共投入的这一部分医疗保障，还有一个级别问题。比如在党政事业机关工作的人，他们按级别，享受公共医疗服务。比如局级是一个待遇；一九四九年以前参加工作的老干部是一个待遇；还有就是知识份子，升到了副高职称以上的职务时，他们可以比照某一级别的干部，享受医疗服务。我觉得这个就不对。因为公共医疗应该是用来建立人人都有权享有的最低医疗保障，而不是这种“分级供给制”。我觉得“分级供给制”，既然是共产党执政，如果它觉得应该给这些党员干部享受特权，它应该用党费去解决，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解决。
【主持人】我们每个人从出生、成长、衰老到死亡，在生命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要与医疗卫生发生关系，比如医院，医生，医药等等。而医疗保险对每一个人的重要性就在于，当你生病需要医疗帮助的时侯，你的医疗费用由谁来买单。
【何清涟】国外的社会保险体制是按照这么一个原则 – 叫做“大数原则”。“大”就是大小的“大”，“数学”的数。这么一个原则建立起来的。它的意思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也好，一个人的生活也好，对别人来说可能是不重要的，但是对于他本人来说是百分之百的重要。如果一旦造成损失，就是百分之百的损失。
那麽为什么要加入这种种保险呢？很简单就是编织一个社会安全网，花钱给自己买个平安。你每年交的保险费，实际上保险公司可能赚一点；但是有一部分就转移支付到另外一部分生病的人那里去了。也就是加入医疗保险的人中的健康者“养”那些有病的人。但是那些有病的人，他们原来没有病的时候，也是“养”过别人的。就是说你积累的东西，就是为了给自己编织一个安全网。就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交付各种各样的税，是为了养现在的老人，而现在的老人呢，他过去也是养过另外一代人的。社会保险就是一代“养”另一代。
对世界各国的医疗卫生市场来说，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国家和市场的关系的调整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调整都有两大趋势：一大趋势就是医疗保险的覆盖面越来越广。很多发达国家都是全民医保。这一点目前中国现在没有做到。刚才谈到，在农村的百分之八十没有参加医疗，在城市里有将近一半的人没有参加医疗保险。那麽这个目标中国还差得很远。
第二个就是把医疗保险市场朝向一个有管理的市场这个方向前进。那麽中国这方面做的特别差，医疗卫生市场非常的混乱。
医疗保险体制改革的缺陷比较容易总结，但是关于造成这个缺陷原因就比较难说。有一个普遍的看法认为是过度市场化造成的，认为是“市场经济”造成的缺陷。我个人不同意这一点。因为中国号称是“市场经济”国家；所谓“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也号称是“市场化”，但是它的“市场化”并不是真正的市场化。因为西方国家所建立的市场经济制度，催生了最大的公平；催生了社会保障制度。同时它还反对一切特权和垄断。共产党非得坚持自己那套是对的，把一切不好的东西就推到资本主义上。像这个医疗保险还搞成一个等级制，这本身就不是市场化应该有的。
所以我觉得不是市场经济造成的这些缺陷；而是中国的这种特权政治折射在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上的缺陷。如果不改革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维持这种讲特权、权力至上的政治体制，那麽这个医疗保险体制改革也必然会带有这些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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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改方案呼之欲出 我们该期盼什么
社会保障政府之责 他们将承诺什么
难以承受的重负 – 社保篇 透视中国 正在播出
【记者】据说新的医疗改革方案又要出台了，很多人都翘首以盼，那您对这个新方案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何清涟】我们考察这个政府，从来不能看它怎么样说；而是要看它怎么样做。如果你要是看它怎么样说，那中国政府可能是世界上最好的政府。
其实医疗体制存在的问题已经不是小修小补能改的了。要改就得动大手术。中国政府现在没这个能力。因为它牵涉到几大利益集团，一个是卫生部门的官员；一个是医疗系统；还一个药业系统。这里面盘根错节各种各样的关系，那根本不是说政府一纸政令，说要你改就能改了的。
我说一个简单的例子，深圳那个地方医生要开业，必须要有营业执照，他自己可能没有，要到医院去租。那麽医院里一个营业执照，可以用很多副本，那麽院长就靠这个发财。这个过程中间他也不能自己独捞，他每年也要上供给卫生系统的官员，要不然每年一度的考核他就过不了关；也许他第二年就当不成院长了。人事部门、卫生部门他都得要去上供。所以医疗行业的垄断性已经成了这些人“寻租”的一个资本。
另外，我觉得医疗卫生的体制其实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一个子系统，它只是整个社会系统的不合理在医疗卫生事业上的一个折射。所以我觉得它要变好的话，首先有赖于整个社会系统的良性化，没有一个好的政治系统和社会支撑系统，我觉得这个医疗系统也不可能单单地变好。
【记者】您刚才介绍了三大保险，那您对中国社会这保险保障制度，您能不能有一个总的评价呢？
【何清涟】社会福利制度在西方国家称为社会的安全网。就是保障一个人，遇到了困难，老了，有基本生活费；病了，能够得到基本的医疗救助；失业了，也能够有一些补贴使家庭度过难关。而这“三大福利”，就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到十九世纪末叶才开始考虑，因为当时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就是天天在批判资本主义嘛。那麽资本主义也正好是在马克思那个非常尖锐的批判中看到了自己的丑恶的形象，然后就不断地改变自己。所以最后就走向了社会民主主义，西欧许多国家都变成了高福利国家。实际上就是使人们从原来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以及中期资本主义时期的那种失业，没有失业保险；生病，没有医疗保险；退了休，没有养老保险的那种恐慌感中解脱出来。针对那些恐慌感，慢慢地完善这些社会福利制度。
以前西方社会在没有建立社会福利制度之前，工人阶级跟资产阶级的摩擦和斗争是特别尖锐的。这个社会福利制度基本上是从二战以后由英国率先建立。英国当时还在二战期间丘吉尔时代，还没有把纳粹完全打败的时候，就宣布建立“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制度。然后欧洲很多国家都效仿，成为高福利国家。如瑞典、法国、英国、德国，它们都是高福利国家。相对之下美国不算是高福利国家。那些高福利现在又成为这个国家的负担，现在也要逐步地改革。当然中国跟高福利还差得远，中国现在是“没福利”。等于是一个吃饱了饭要减肥，另一个还根本没饭吃，完全是两个不同阶段的问题。我们汲取人家的高福利制度的教训，怎么样让中国人民能享受到一点点福利，编织起一个社会安全网，让中国老百姓生活得多少有点安全感。
一个社会老百姓的生活幸不幸福，首先要有安全感。人民的生活当然包括福利。“老有所养”“病有所医”这是最基本的。那麽现在“养老保险”这个制度不健全，大家对“老有所养”已经不敢指望了，再加上一个“病有所医”也没有，在这种种的压力之下，中国人产生一种严重的不安定感；大家对自己的明天没有信心；对这个社会的公平和社会制度的合理性产生深刻的怀疑，乃至于反抗情绪。 有这样一个例子，二零零五年八月八号，福建一个四十二岁的农民，因为患了肺癌无钱医治，自制了一枚土炸弹乘坐公共汽车，在车上他引爆炸弹，除了自己死了之外，还导致另外一名乘客死亡三十多人受重伤。
因此我认为中国政府如果还要打“改革”的旗号的话，它就一定要把这几项制度中间的缺失尽快补正。不要口口声声建立“和谐社会”，但是最后连一张社会安全网都不屑于编织。
【记者】那一个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与否，是不是跟这个国家的经济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有关呢？
【何清涟】对，确实是体现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的福利水平。但是还有一条它是跟政府的性质有关系。民主政府因为有一个选举的问题，能够更多地倾听老百姓的声音。由于中国的专制政府任何时候它的当政都跟民意无关，所以老百姓的需要和老百姓的呼声，它都不屑于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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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险基金 贪污挪用惊人
百姓养老保命钱 养肥污吏贪官
难以承受的重负 – 社保篇 透视中国 正在播出
【主持人】我们讨论社会保障问题，就不能不谈一谈“社保基金”的问题。首先让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什么是社会保障基金。
【旁白】社会保障基金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社会保险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补充保障基金。其中由企业和个人缴费形成的社会保险基金是社保基金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主要包括基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和生育保险基金。老百姓平时领到的养老金、失业保险金，都是从这部分基金中支付的。因此社会保障基金被称作是参保人员的“血汗钱”、“保命钱”、“养老钱”。
【主持人】就是这笔关系到数以亿计的离退休职工晚年生计的“养老钱”、“保命钱”，却不断地被挪用﹑被贪污。二零零六年召开的全国劳动保障系统纪检监察座谈会，通报了查处的一批社保基金违法违纪案件，有的涉案金额甚至高达几十亿元，触目惊心。而近年来最为著名的案件，当属涉及原上海市市长陈良宇的“上海社保基金案”，它是上海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腐败案。
【旁白】经济学家吴敬琏指出：现收现付制的社会保障体系的缺陷，使行政主管机关拥有对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保管和发放全权处理的权力。这种既不向受益人报告、也不受他们约束的基金管理体制，正是不法分子、腐败分子得以贪污挪用受益人“保命钱”的体制上的原因。
【主持人】社会保障体系犹如一张“社会安全网”，它为百姓提供着最基本的保障。有人把“社会保障”制度比喻为经济增长的“润滑剂”、社会稳定的“减震器”。在中共大肆宣称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在中共的专制统治危机四伏的今天，牺牲一点统治阶层的利益, 为国人织补好“社会安全网”，也许多少可以起到稳定社会﹑延缓其统治的作用。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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