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美国经济停滞、通货膨胀，有不少‘爱国者’以为美国时代花落花去，中国崛起已经到来。而美元贬值的同时，国际原油价格节节升高，中美间的一场‘资源竞争’的恶斗已经开始，却很少有人预测它将对中国产生的后果和结局。
六十年代开始，中共自作孽的‘文革’给了仇敌‘苏修’放手大干的机会，越南战争的胜利局面则更给以苏联精神鼓舞，到了里根和勃列日涅夫时代，美苏军备竞赛决战决胜，两国的战略核武器分别达到了近万枚的空前数量。然而，就在这个令人瞠目结舌时刻，一九八八年五月苏联政府突然宣布从阿富汗全面撤军，前苏联崩溃以后的研究资料表明，那时苏联经济之弦崩断了。
以俄罗斯为主体的前苏联是一个资源丰富、科技发达的国家，它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不时大放异彩，第一个爆炸氢弹，第一颗卫星上天……然而‘军备竞赛’竟像是美国的一条绞索，勒死了貌似强大的苏联。历史不会原封不动地重演，中美两国之间的‘资源竞争’，会不会也是一条勒死中共的绞索呢？当然应该是一个必须未雨绸缪的研究课题了。
所谓‘资源’范围颇广，狭义地说是‘矿产’和‘能源’。前者又以铁、铝、铜为三大项，中国生来就稀缺，这就决定了必须依赖进口，受人勒索的‘无所作为’的格局。而‘能源’则不同，中国的油气储量虽不惊人，但煤炭储藏却极为丰富，如果合理开采、省吃俭用，适当辅以进口的话，当可以维持一个相当长的‘有所作为 ’的时期的。
然而，在‘发展是硬道理’盲目运动中，中国选择了一条完全模仿美国的‘发展轿车工业’的消费道路，形成了中国的石油资源根本无力满足需求的局面；而在‘稳定压倒一切’口号下，又坚持了一条‘政府补贴油价’的能源政策，促进经济盲目发展。因此在一时国库满盈，外汇富足的情况下，大量进口矿产和石油，这就是导致国际矿物和原油价格同时上涨的第一位原因。
几年前，与人谈这个道理的时候，许多年轻人就反对我，他们的理由是：为什么美国人可以消费廉价汽油，而我们中国人不可以呢？事实上，他们没有认识到两个基本道理：其一，石油是不可再生的，因此不是永远廉价的；其二，今天这个全球化的世界是一个‘美元本位’的世界，中国是经不起美国所能经得起的风浪的。而今天这些有着‘崛起情结’的青年朋友，大都开始正面思考我的这些看法了。
在制造‘轿车/石油’失误政策的同时，中国煤炭资源经历了疯狂的掠夺。我还记得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中国年产一亿吨煤。两、三年前我在新闻中看到，中国的煤炭、钢铁、水泥的消费量均占世界总产量的百分之四十，那年中国的煤炭产量是十六亿吨，这可以推算世界煤产量是四十亿吨，这个数字是非常惊人的，因为中国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
今年年初，我又看到一条官方的报告，说去年煤炭产量达到二十四亿吨，即又增加了八亿吨，如果去年世界总产量是四十八亿吨的话，那么中国煤产量就是它的百分之五十了；而中国的人口是十二亿，人均年消耗就是两吨，这就是一个更加可怕的数字了。照此下去，中国有再多的煤炭资源也要被糟蹋光，因此我可以大胆预言：中国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四十年多前，我在四川一个产煤的县城里教书，那里有一个‘永荣矿务局’，一天发生了重大矿难，几十个矿工遇难死亡，原因是农村生产队在大跃进年代开了许多小煤窑，后来都被废弃了，多年后这些小煤窑中积聚了大量的雨水，当矿务局的采掘面开拓到这些坑洞下面时，地层发生破裂，积水冲进了采掘面……。因此，采矿学是一门非常严谨的科学，如果乱采乱挖的话，每挖出了一吨，则可能使几吨、几十吨的资源成为废物。当前中国煤炭产量‘大发展’，大概就是这样的大乱局，它不仅可以预告大量矿难将持续不断，而且可以预见‘黑金’资源的加速耗尽。
而当前胡温这两位‘工程师治国’的时代，他们口喊着‘科学发展观’，实际上他们关注的只是‘对敌斗争’。我可以用巴西发展‘生物能源’的事例，来证明胡温对科学技术毫无兴趣。巴西并不是发达国家，政治也曾经不太稳定，但巴西政府却实现了用甘蔗渣制造酒精的规划，使巴西彻底摆脱依赖石油进口的局面。相反，华北平原每年夏收之后，焚烧处理大量的秸秆，有时还影响北京机场的飞机起降，难道工程师领袖就闻不到烟味，想不到发展秸秆能源吗？不是的，他们的要务是发展封杀人类思维源泉的‘金盾工程’。
过去四、五年中，世界原油价格涨了近六、七倍，矿产价格涨了三、四倍，横跨太平洋的集装箱运费涨了三倍，制造产业回归北美的可能性已经大大地增加了。然而道路不足的北京、上海还挤满了寸步龟行、醉生梦死的轿车。尽管中南海里志大才疏的工程师们最近有了一点‘我们的敌人遍天下’的警觉，但他们在世界上仍然不乏一些产油的政治朋友，然而他们与伊朗、苏丹、利比亚、俄罗斯、委内瑞拉……的交易，绝不会是友谊第一，绝不会有廉费午餐可餐的。
所以在检视中国能源政策错误的同时，也令我联想起了美苏军备竞赛的教训，进而还要追问：中美争夺资源的‘和平竞赛’，究竟‘鹿死谁手’？
二○○八年七月五日
－－转自《动向》2008年7月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