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深秋到1967年初夏这半年的时间里，文革运动的特点是全国各地城镇里、尤其是大城市里的街头上映着一幕又一幕的街头辩论会。辩论的一方叫造反派；另一方被前者称为保皇派，当然他们并不认可这个称呼。他们自称是革命派。
辩论的焦点是该省、该市、该县的党委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是毛主席的好干部。造反派说党委是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应予以打倒。保皇派说党委是毛主席的好干部，应予以保护。当然这是个总的走势。具体到某人会是，造反派要打倒省委书记张三，保皇派要保。两派为张三的定性在街头吵得一塌糊涂。后来中央表态说张三是走资派，是刘邓司令部里的人。于是保皇派立即转舵，也表示要打倒张三，同时再去保其他中央没有点名的省委书记。造反派与保皇派围绕着一些党委巨头的定性开始新一轮的辩论。
中央的公开表态只限于省级，顶多到省会级，地、县两级中央是不会表态的。于是在省级和省会级的辩论中造反派还有些胜算，而在专区市和县城里，保皇派的保则基本都取得胜利。在那场铺天盖地、群情激愤的辩论中，造反派和保皇派各依仗什么理论呢？造反派所依仗的是毛泽东的新理论：党内出现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要使社会主义的红色江山不变颜色，就要识别那些走资派并把他们清洗出去。保皇派所依仗的是毛泽东的经典理论。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是要通过各级党委具体领导来体现的。口头上说拥护毛主席党中央，而否定本地区、本单位的党委是抽象肯定党的领导、具体否定党的领导的做法，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的惯用伎俩。
造反派持毛泽东的新理论除了要尽可能多地打倒共产党干部外，还把保皇派称之为受走资派蒙蔽的群众，敦促他们对走资派反戈一击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保皇派除了要尽可能地保更多的共产党干部外，还把造反派称之为右派分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牛鬼蛇神。这场辩论持续了半年后终究以保皇派首先使用暴力而结束。
为什么是保皇派首先使用暴力，而造反派只是在遭到袭击死伤惨重后才仓皇“文攻武卫”呢？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造反派所持毛的新理论与当下毛中央的口径基本吻合，更兼造反派中知识分子多、大中学生多，能说，能写。而保皇派所持毛的经典理论有过时之状，连毛本人都不赞赏。保皇派在辩论中失利，就产生使用暴力的冲动。
2、造反派虽然在理论上占优势，但支持他们的政治实体却远在京，往往鞭长莫及，远水不救近火。而保皇派虽然理论上棋输一着，但支持他们的政治实体却近在身旁。先是省委、市委里某些干部支持他们，后来是军区、省军区、人武部支持他们。
3、造反派都是些在社会上没有根基的学生、各单位里的一般职员和普通工人。保皇派则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在工厂里他们大多是党政工团、组织、宣传、人事、武装等部门的干部，和车间主任、班组长、劳动模范、先进分子等，如果是学生，那大多是省委、市委、军区大院里的干部子弟。在造反派面前，保皇派有着强烈的政治优越感。
出于在辩论中失败的狂怒；基于得到近旁政治实体强有力支持的有恃无恐的心态；源于强烈的政治优越感和对造反派的强烈的政治歧视，使保皇派习惯于和敢于首先对造反派使用暴力。
关于这场暴力以后的走向和结局，一方面与本文主题无关，另方面由于笔者在数十万字的文革史论中已有详述，故此处不赘。笔者要谈的是当今纽约法拉盛街头的暴力与当年保皇派之暴力的相似性、延续性。
五月中旬以来，有纽约“第二中国城”之称的法拉盛社区街头持续上映着拥共分子对法轮功学员的攻击，从辱骂谩骂到推搡殴打，从语言暴力发展为肢体暴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法轮功学员在法拉盛街头摆摊宣传他们的理念，号召人们三退，这是他们的固有政治权利。四川地震发生后，法轮功学员也有捐款，他们在“天灭中共”口号的基础上再加了一个“天祐中华”。就在这时，共产党海外势力捏造法轮功把地震说成是“天灭中国”，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借此责难法轮功，并迅速发展为围攻乃至暴力围攻。从这里我嗅到了当年保皇派的气息。
法轮功为什么会遭到共产党海外势力的如此仇视？如果法轮功一直停留于气功修炼和抗议当局迫害的层次上，情况不会如此。问题是近年来法轮功愈来愈深入政治领域，以“九评共产党”为标记，法轮功成为反对共产党专制的一股重要力量。它拥有报纸和电视台，对中共专制的冲击力度远在传统民主运动之上。这就招致了共产党势力的万分嫉恨。
如果说当年文革保皇派对文革造反派的暴力攻击系以持续相当时间的街头辩论为先导，那么在法拉盛街头活动的法轮功学员则只是进行沉默的宣传和抗议，并没有辩论。法轮功学员按照警方划定的区域围成一个四方城。他们用大量的标语牌拼成作“城墙”。一部分法轮功学员以手扶持着“城墙”。另一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城墙”之内打坐练功。照说这样的形式是难以“树敌”的。可是他们还是遭到猛烈攻击。
攻击的方式有多种。一是一大群人聚集在一起向法轮功起哄、吼叫、辱骂，作出下流的手势。再进一步是去拆除法轮功学员制造的四方“城墙”——抢夺法轮功学员手持的标语牌，扔在地上用脚踩。如果有法轮功学员敢于出来阻止他们的这些行为，他们就一拥而上进行推搡拉扯乃至直接出拳殴打。幸亏这是在美国。民主自由的美国不允许暴力。美国警察很快制止了这些暴行，并逮捕了若干施暴者。
如果说参与起哄和围攻法轮功的都是有组织的共产党海外势力，那不无偏颇。但这些攻击由共产党海外势力为主导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街头一下有那么多人都手持小幅五星红旗就泄漏了他们的“天机”。共产党海外势力在群众中抹黑法轮功，诬蔑法轮功破坏抗震救灾，对大地震幸灾乐祸等等，以煽动对法轮功的误解、偏见乃至憎恶、敌视。在起哄的人群中有一定数量是被蒙骗的普通社区民众。
当今海外保皇派的这一伎俩与当年文革保皇派十分相似。
文革造反派与文革保皇派所持的都是毛理论。前者持毛新理论，后者持毛经典理论。这两个理论固然都是胡说，但新理论毕竟对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更有吸引力，由他们进行宣讲，使他们在辩论中高出文革保皇派一筹。辩着辩着，文革保皇派就流入诬蔑谩骂了。诬蔑造反派由牛鬼蛇神组成，谩骂造反派是黑五类翻天、反革命捣乱。无独有偶，当今海外保皇派则诬蔑法轮功是装神弄鬼，谩骂法轮功丢尽中国人的脸，是汉奸卖国贼等等。
当年文革保皇派在诬蔑谩骂都未能奏效后，就使用了暴力，当今海外保皇派也是同出一辙。在诬蔑谩骂不能使法轮功退缩后，就去抢夺标语牌，推搡殴打保护标语牌的法轮功学员。笔者曾到现场目睹大群拥共分子高声吼叫：“打倒法轮功！”笔者前去向他们说：“法轮功提出他们的诉求，而你们则要打倒法轮功。你们能不能说说你们为什么要打倒法轮功？”这班人根本不讲任何道理，立即向我扑过来，十几个喉咙向我吼道：“你这个汉奸卖国贼！”你根本就是个混蛋！”“你有病！你滚吧？”……其中还有些是有政治内容的吼叫：“共产党有什么不好？你们要反对共产党？”“共产党已经把中国搞得很好了，你们这帮汉奸卖国贼反对共产党没有好下场！”骂着骂着，他们的手指头都几乎戳到我的鼻尖上。这时美国警察发现了这个情况，立即挤进人群把我“救”出险境。笔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出发，深刻、具体地了解到法拉盛街头发生了什么事情。
海外保皇派并不是现在才用暴力围攻法轮功，其实他们早就有使用暴力攻击海外民运的记录。仅在纽约，他们就有多次劣迹。1996年10月1号纽约的共产党保皇派游行。民运人士则举行小型集会表达另一种理念。不料保皇派竟冲过来将民运人士重重包围，对民运人士横加辱骂。“反华”、“叛徒”、“汉奸、卖国贼”、“美帝国主义走狗”等骂语如连珠炮，甚至还要动手殴打民运人士赵品璐。幸得美国警察闻讯及时赶来，才把赵品璐等救出重围2000年江泽民访美。纽约亲共侨团在林肯剧院举行盛大欢迎音乐会。八位购票入场的民运人士于中间休息时在自己的座位上举起预先制作的纸质分体标语“终结中共一党专政”。共党保皇分子发现后冲过来疯狂谩骂并出手殴打。坐在边位的黄景贤被殴打得尤其严重，肝部受伤，几年后死于肝病。
如果说文革保皇派之所以敢于使用暴力是他们后面有社会基础，有坚实的政治势力撑腰。那么当今海外共党保皇派敢于使用暴力又是凭借什么呢？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美国华裔社区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笔者在一篇撰于2001年的文章中有如下的阐述：
美国纽约曾被称为海外民运的首都，这大概是因为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领导人和机构都在纽约。而就以纽约来看，十年来其政治生态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反中共意识是侨界的主流思想，中共没有市场。每年的“国庆节”门庭冷落可怜巴巴，为了充数，中领馆不得不请一些领美国养老金的普通华裔老人去参加“国庆节”宴会，寒暑十载星移物换，而今它趾高气扬了。大量“侨界人士”对其执礼唯恐不周，邀功唯恐不及，这与当年之落魄实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领馆方面大力施展其“统战”伎俩。在侨界进行了大量“拉出来，打进去”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2）中共政权完成了“六四”后的“内部装修”便立即对外施展拳脚。它以经济利益作诱饵或回国观光捧为上宾，或以学成回国委以职务等手段拉拢了大量各个省籍的“侨界人士”和留学生。由此培植豢养了一批亲共“侨领”。
（3）大量福州偷渡客的到来改变了华人社区的政治构成。如果光是那么百多号亲共“侨领”尽管也可以为中共的各种“宴会”充场面，但却不足以举行数千人的拥共游行。近几年来，在纽约举行的几次拥共游行都是以福州籍侨团为主力。福州偷渡客来到这遥远的异国，生活上困难重重，在困境中求助于各个闽籍侨社也在情理之中。而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之中一些人在亲共“侨领”的率领下去参与亲共行动。有些偷渡客一方面在以种种理由申请政治庇护（参加过福州地区的八九民运、违反一胎化政策、信奉基督教等等）另一方面又参加拥共游行和大骂“美帝国主义”，这不能不令人齿冷。
（4）粤籍反共侨社力量式微。老一代的粤籍侨领和民众尽管在思想上依然反中共，但大多年迈体衰。而且由于台湾李登辉上台后政治情势的丕变，使之迷茫怠倦力量涣散。其后代多已归化美籍，中国文化业已淡薄，对中国事物也缺乏关注。新一轮的粤籍移民源源到来，他们虽不至象某些闽籍移民那样拥共，但基于方言和教育水平，使之政治冷膜感相当明显。民运在他们那里也难有开拓空间。而且对于任何省籍的大陆普通移民群众来说，生活的压力非常巨大。即使是从前在大陆受过中共某一程度压迫的人，也会放下对那业已遥远的不能再加害于自己的中共政权的怨恨，而埋头于创建新家园的拚搏，更遑论在大陆处境一般甚至颇好的人们了。
（5）台湾来的华人对民运多采取负面态度。
有台独思想的华人（他们有的甚至已否认自己是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多不关心。反台独的人士因在台湾岛内曾受台独势力的压迫，幻想“以毒攻毒”，联合中共去对抗台独。于是他们有的对中共专制采取容忍、绥靖的态度，并常为之辩解。更有少数人已完全投共，希求借中共的支持力来运作台湾岛内的政治游戏。记得九八年我和朋友们在法拉盛街头征集推荐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一名来自台湾的七十多岁的北方籍老人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想干什么，大陆已改革得很好了，你们这样搞，是想搞到台湾独立才心甘吗？”老人的瞎骂我当然不会计较，但对台湾外省籍人士的心态却由此得以有较深的洞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事例）
（6）新闻媒体多对民运采取不友善的态度。这里面首先与中共的渗透有很大关系，此外还有出于某些新闻从业人员的阴暗心里。纽约四大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基本上还没有被中共渗透。据说是因为中共方面看不起这一份以粤籍民众为主要读者群的小市民报纸，不想花精力去渗透它。“侨报”纯粹为中共所办，这是众所周知。另两份报纸中共业已渗透。“世界日报”纽约地方版尤其给中共渗透得厉害。它们对民运的某些负面消息大登特登，字体斗大。（如魏京生被哥大取消办公室、王希哲“国会闹场”事件之类）对民运的正面消息则报导极为简略，字体特小，甚至根本不予报导。（我已收集有许多这样的剪报。民运不会对它们“秋后算账”，但也应留下它们这类不光彩行为的记录。另，据民运同志反映旧金山地方版对民运尚能作公正报导。）
从2001年到现在又是七年过去了。七年来，中共在海外的势力有了持续的坐大。中领馆使出浑身解数，用尽各种方法培植海外华裔社区的拥共势力，它甚至能把像刘淳逸、杨爱伦这样的华裔纽约市、纽约州议员都收买过去。纽约华裔社区最大的族群-闽籍人士，在以政治庇护获得身份后，转脸成为最大的拥共群体。我们社民党中有一位闽籍人士。他遭到福州“国安”和纽约中共势力的极大骚扰和恐吓。福州“国安”说：“想不到我们福州人中竟出了民运分子！”可见，按照他们的逻辑，纽约的福州人应该是百分百拥共的。出了个福州籍的社民党员使他们感到不可理解、不可接受，必欲除之而后快。纽约拥共侨团的飞扬跋扈、不可一世由此可见一斑。当今纽约的中共保皇派正是自以为有中领馆以及整个中共政权这样强有力的靠山，和有盘根错节的社会根基作依仗才敢于对民运成员和对法轮功群众动辄大打出手的。
四十年前的文革保皇派和当今海外的中共保皇派在这一根本特征上是完全相通的。
－－转自《新世纪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