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佳杀警颠覆了“不杀不足平民愤”的司法定律。共产党正面临“不杀才能平民愤”的局面。民意普遍为杨佳杀警叫好。杨佳已成了“侠客”。“杨家快刀”脍炙人口。民众甚至在上海高院前发出了“打倒共产党”的怒吼。这说明民众对中共司法黑暗积怨深矣，天下苦中共已久。从这点看，杨佳在民众心中是无罪的。
然而，中共仍选择了杀杨佳。二审决定维持一审死刑判决。中共杀杨佳是坚决站到了民意的对面。胡锦涛彻底撕去了“三个为民”的画皮，其肚量连清朝皇帝都不如。
清廷毕竟赦免了汪精卫。汪精卫是位极具争议的人物。但他舍身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的义举和严格的道德人品却是一绝。汪在狱中写下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句及汪与陈璧君的纯情婚姻也为天下绝唱。但更绝的是清廷居然未按清律处死汪，反而在武昌起义后放了汪。审理汪精卫的民政部尚书肃亲王甚至下狱打点，意表佩服。汪精卫获释时，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迎接。
其实中共害怕的就是杨佳的英雄形象。今天中共处与退党大潮和民众起义夹击的深度危机中，其濒临崩溃的命运与辛亥前夕清廷在20多个省纷纷宣布独立后大势已去的情况非常相似。此时，中共已虚弱无比。如果杨佳被证明是叱咤风云的历史正面人物，就衬托出末世中共的负面角色，有可能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杨佳案使中共处于进退两难境地：如果它杀杨佳，那可能杨佳就代替了人们心目中血洗鸳鸯楼的武松地位，真正成为人们传颂的英雄；如果它不杀杨佳，那就等于公开承认了中共恶警的犯罪事实，就自打耳光地证明这个制度本身就是不公的，等于在鼓励民众反抗中共。中共并不在乎死几个警察，而在乎对自身存活和虚假的合法性的挑战。因此，虽有44名知名学者及各界人士联名呼吁，从古今中外各种角度，劝说中共特赦杨佳死刑，其希望也是微乎其微。
杨佳案的实质是官逼民反和对共产党以暴抗暴。杨佳杀警表达的是民众以暴抗暴的权利。以暴抗暴形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因为中共握有强大的暴力，死几个警察伤不到中共的根本，产生警察暴力的制度并没有被铲除。但是老百姓在被剥夺了其它向中共讨公道的途径的情况下，他们有权选择任何形式来讨公道和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杨佳杀警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不是刑事行为。
因此，杨佳的生死就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司法处置的问题，而是挑战中共的问题。民众非常清楚，杨佳的英雄定位不由生死决定(生也英雄，死也英雄)，但只要中共不敢杀杨佳，只要杨佳能活着，就是中共在自我否定，从而肯定了杨佳杀警是有理由的，其行为有正当性。民众对杨佳是英雄还是“精神病”心知肚明，不会因为中共加在杨佳头上的任何罪名而真的认为杨佳有罪。因此，如果中共用“精神病”来解释杨佳行为，不杀杨佳，人们只会把此当作中共畏惧民众声援杨佳而找借口，或故意抹黑杨佳，而不会真以为杨佳有“精神病”。中共将杨佳“精神病”化无损杨佳的英雄定位，也无损声援杨佳的民众的正义性和道德高度。这跟高智晟受到中共迫害和污辱仍是英雄的道理一样。我们不必在杨佳是否有“精神病”上看低中国人民的智商。如果我们真正确信杨佳杀警的正义性的话，我们就不会认为杨佳非死而不能成为英雄了，也不会担心“精神病”会降低杨佳的英雄人格。
中共整个所谓的审判是一出拙劣的丑剧。它既想把杨佳“从快、从严”杀了，但又惧怕人民反抗的力量，怕杨佳案引起反弹，所以摆出一副司法程序的样子来。一审、二审请出的都是中共的“御用”律师，装模作样地为杨佳辩护，而关键的证人-杨佳的母亲却“失踪”了。同时，在陈良宇案中的异地审判也故意弃之不用。
说杨佳无罪，也是因为6个警察的死应由中共负责。6警之死是中共整体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如果上海闸北警察没对杨佳施暴或给了杨佳一个正当的说法，6警也不会被杀。
杨佳在他的人身安全、生命尊严遭到警察暴力的严重冒犯时，曾努力通过法律途径来解决问题。可是，他遇到了不讲理、不守法的中共流氓政府。杨佳只是被迫的抗暴者。
杨佳是典型的“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汉子。他把人格尊严、自由权利看得比肉体生命更重要，用行动改写了杀警的意义。但在杨佳舍身抗暴的义举之外，还有更有效、更小代价的义举，这就是非暴力的大规模退党和传九评。对此，天下期盼已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