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时代，无论什么样的人，哪怕是普通的工人、农民，在户口登记表册或人事档案中，除姓名、年龄、籍贯、学历、简历、本人成分等项外，还必须填写 “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以父亲从事的社会职业界定，父亲是什么的“阶级”，子女们的家庭出身便是什么样的阶级，无论升学、就业、参军，入团，都要审查他们的“家庭出身”，追溯祖宗三代的政治面貌，确认隶属于哪一个阶级？入党、提干就更加严格，必须组织人马四处核实。按传统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会打洞”观念，出身于敌对阶级的人，无一不饱受各方面的岐视，表现再好则被疑“伪装”，学有所长则被视为“走白专道路”。
全国解放初期，“家庭出身”的填写不外乎：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富阶级、中农阶级、贫农阶级以及革命军人、革命干部等八大类。我在云南和平解放后实行军事管制时期，当上了昆明市公安局第四分局的警察，后来称“参加革命”。局里的各级领导大多是由军队调配来的军人担任，原有的旧警察因工作需要，继续供职，称为“留用人员”，或称“起义人员”。我则被称为“新同志”，颇感自豪荣耀！
一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军管干部在填写人事档案时问我：
“啥阶级出身？”
“无产阶级。”我回答说。这个名词是从舅舅口中听来的，他解放前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向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我知道工人、农民、劳苦大众都属于无产阶级。我的父亲是饭馆里的堂倌，我曾帮舅舅夜里在街头张贴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打倒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等类的标语；把传单偷偷扔进行人的提篮里，塞进店铺和居民住户的门缝里；利用自已年纪小、不引人注目的“优势”帮他传递情报。我因此自诩为也算是个“革命者”，自认为是纯正品牌的无产阶级出身。
“啥样的无产阶级？”这位军管干部来自山东农村，1948年3月当兵，胸前只挂着一块“渡江战役”的纪念章。接着问我：“你家里啥都没有吗？”
“有的。”
“有些啥？”
“一张木床、一张方桌、一张供桌、两个条凳、一把铜茶壶，碗筷一共……”
“得！得！得！有那么多东西算啥无产阶级，俺早就猜中你们城里人不可能是无产阶级。”
“那……我算啥阶级呀？”
“小资产阶级。”
后来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时，团支部书记审查我的申请后说：“小资产阶级入什么团，不行！”
一个留用人员对我说：“你去问问他，叫花子讨饭也有个碗、有根打狗棍，难道也是小资产阶级？”
我用这话找到总支书记申辩后说：“团章并没有规定小资产阶级不可以入团。”总支书记仔细问了我的三代家庭情况后，让我改为“贫民阶级”。
1953年全国人口普查，公安部对“家庭出身”统一划分为地主、富农、贫农、雇农、工人、商人、旧职员、旧军人等类，把医生和教师归纳为“自由职业者”；从事算命卜卦和制作、贩卖香烛纸钱的，称为“迷信职业者”，不再使用“阶级”这个慨念化的词语，于是，我的“家庭出身”就变成了“工人”。
1951─1955年我在派出所当户籍警察，塞满警察头脑的政治常识是：共产主义是天堂，资本主义是地狱，只有共产党才能解放全人类，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不是共产党讲的话都是反动言论；不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都是伪政府、反动政府；不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都是伪军队、反动军队，他们的子女的“家庭出身”，在户籍档案里填写的是“伪官僚”或“伪军人”。他们中，被杀、关、管的子女，或因刑事犯罪被杀、关、管的子女，统称“反犯属”，都必需另行建立《反革命社会活动基础》档案，纳入日常监控视线，防止他们因心怀不满而参与各种颠覆新中国政权的反革命活动……。
“家庭出身”这个政治怪胎，孕育于封建社会的“株连九族”，茁壮于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登峰造极,像一道邪恶的符咒，搅得周天寒彻，日月无光！全中国的青少年按父母的社会职业划为“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与“黑五类”（地、富、反、坏、右）两大群体。以刘少奇为首的“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黑帮、黑线人物的子女，统统划归“黑五类”。
“红五类”的子女们被尊为老子英难的“好汉儿”，威风十足，横行天下，任意打、砸、抢、抄、抓，堂堂的国家主席，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帅，施政一方的省委书记，都在他们面前像无助的蝼蚁，任其摆布，他们的子女也瞬间便从青云之上跌落到深渊之下……。
“黑五类”的子女们被咒为老子反动的“混蛋儿”或“狗崽子”，受尽各种精神上的凌辱，肉体上的伤害，有的流浪街头，有的逃出国门，有的被递夺了宝贵的性命……。湖南道县横岭中心小学教师蒋汉正因为“家庭出身”是地主，三个4—8岁的“狗崽子”也被造反派判处死刑，扔进岩洞中！大兴县造反派杀害的一个“狗崽子”，出生仅38天。24岁的北京青年遇罗克因为写了篇批评“出身论”的文章，便被冠以反革命罪，公审后枪决！
“黑五类”子女中，有的对父亲切齿痛恨而坚决与之“划清界线”；有的动员母亲离婚另嫁，以求改换门庭；许多成年的姑娘为摆脱家庭的影响，迫切另立门户，委身于丝毫也不喜欢、但“根正苗红”的丑老头；有的趁“上山下乡”到边疆农村插队务农之机，越境投奔缅甸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充当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以换取一段光荣历史……。凡是勇敢地与父母划清界线；勇敢地参与揪斗亲生父母；勇敢地带领红卫兵抄自己的家；勇敢地“想贫下中农所想，急贫下中农所急”而献出处女贞操的，称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政治怪胎产下的畸形儿，在人类史上绝无仅有，没听说希特勒、墨索里尼、斯大林等超级恶魔的子女被论证可否“教育好”。肯定地说，著名于世的科学家杨振宁、李政道、袁家骝、吴健雄等人﹐倘若出生在这个怪胎里，绝对只能是“混蛋”，绝对成不了材。
时至今日，“家庭出身”依然是一道念念有词的符咒：“若要发，靠老爸”，“出国镀金，不如有个好父亲”，“爹娘有来头，吃穿不用愁”……。当年的 “红五类”大都成了新贵，安享尊荣，纸醉金迷取代了阶级斗争，灯红酒绿取代了血雨腥风，他们的子女也都“日边红杏依云裁”﹐前程似锦，无忧无虑……。当年的“黑五类”，大都生活在社会底层，终日为衣食住行苦苦奔忙，他们的子女也大都在就读、就业在线苦苦挣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
“家庭出身”这道念念不完的符咒，是最具特色的中国“文化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