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8月4日讯】 最近，中国的学术网站“天益”被关，一向远离政治、纯以公益为务的“公盟”也被当局找了一条莫须有的“逃税”罪名，再辅之以其他措施，比如让房东“自愿”出 面停止租赁办公室等，逼使“公盟”关门。一场政治迫害演变成“逃税”的违法问题，可谓将“政治问题非政治化”的手法发挥到炉火纯青的程度。
但从中国政府对NGO的政策来看，公盟只是这一茬被割的韭菜中最高的一茬而已，必然还会有NGO继公盟之后成为牺牲者。
中国政府对NGO的防范心理
近十多年来，中国政府机构、大学与研究机构没少从外国拿各种资助，由于那时政府有政治自信，加上中方合作单位均由政府掌控，这些合作专案并未被评估为影响 “国家安全”。对于外国资助者来说，它们要进入中国大门，舍此之外别无它法。对于中国官方来说，“用外国人的钱办我们自己的事”，而且控制权在我方，何乐 而不为？
但从2006年开始，中国开始对外国在华NGO不放心了，原因有两点，一是中国国内群体性事件已逾数万起；二是独联体各国相继发生了“颜色革命”。中国政府担心内外结合，导致政权更替，于是防堵“颜色革命”成了要务。本来在中国就小心翼翼，只敢在环保、爱滋等领域内做点善事的的NGO（外国与中国本土的民间组织都在内）的活动空间就更为逼仄。
中央党校的《学习时报》于2006年8月率先发文，表达了官方视外国NGO为异类的观点，中新社将这篇文章加上标题“部分外国非政府组织破坏政治稳定”广为传播。这篇文章介绍，当时已经有1000家左右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奠定了较稳固的活动基础，在中国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已不容忽视。该文为外国在华NGO总结了四条作用，一是危害国家安全，二是破坏中国政治稳定，三是助长腐败，四是在中国推行外来模式。
NGO在中国的厄运
这篇文章虽然未涉及本国那些草根民间组织，这倒并非作者忽视了它们。只是因为外国NGO有关外交，而外交无小事。至于本国民间组织的生死大权，本来就由政府说了算，无需在打压之前另行造势。
2007年7月6日，《民间》杂志被广州市新闻出版局列为“非法出版物”强行关闭（据说犯忌之由是该杂志为国内NGO提供了一个资讯平台）。几乎同时，以北京为基地的一家外国NGO主办的中文刊物《中国发展简报》也被关闭。由于这一简报在中国已经生存了11年，刊物主办者Nick Young（高飏）一直以“中国政府的好朋友”自况，其生存技巧更是被许多在华NGO奉为圭皋，所以该刊物被关闭之后，在国际社会尤其是NGO同道当中引起强烈反应，与《民间》近乎默默的死亡正好形成强烈对比。
NGO被视为美国推动“颜色革命”的工具
随后的两三年内，到底有多少NGO死亡？外人无从得知其详。但不许NGO涉足公益事业却是日渐公开化的事情。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国内100多家民间组织奔赴四川救灾，为了提高效率，成立了“NGO四川地区救灾联合办公室”，但屡遭警察盘问，10天后（5月26日）被迫宣布停止救灾。紧接着，另一家由本土NGO和国际NGO联合组成的“四川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也发出自5月31日停止联合救助行动的公告。
目前，中国NGO的厄运远未中止。这只要看看中国政府眼中的NGO是什么就可知大概。江泽民当年“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同时，要十分注意警惕和防范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活动”的提法被奉为圭臬，凡希望通过公益活动践履人权理念的NGO，一律被中国当局视为美国策动“颜色革命”的重要工具，一些奉命文章对此有露骨的阐述。这些文章说，美国的NGO在一些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活动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资助各国内部的非政府组织，开展反政府活动。二是渗入大众媒体和社科研究机构，影响政权高层决策。 三是邀请各类人员出国访问，培养亲西方的社会精英――几乎所有非官方的文化交流都被囊括其中。
中国政府不喜欢NGO的真正原因在于其权力独占欲。当年中囯共产党通向权力之路的一大法宝，就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一切空隙发展壮大。基于自身的历史经验，中共当局在防范民间势力崛起壮大方面既具备丰富经验，且不惜工本地投入巨大人力物力，任何引起当局不安的因素都被消灭在萌芽状态。
在权力的独占性方面，共产党政权几乎超过了一切专制极权体制。当年纳粹德国尽管控制了一切权力，但至少还未能彻底控制宗教。只有共产党在全面掌控政治、经济、文化及军事权力之外，还以世俗权力统管“神的世界”，以至于宗教界人士都套用科、处、局等行政级别――可以说，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就是不容任何社会势力分享其权力。当年外国NGO得以登陆中国，是中国政府基于“经济奇迹”之上的政治自信。目前，经济奇迹已逝，失业者日渐增多，社会反抗渐趋激烈，西藏新疆时有骚乱，政府财政收入这只口袋正在瘪下去。面对此情此势，中国政府越来越缺乏政治自信，对各种与人权、公益沾边的NGO的容忍度也就越来越低。
原载BBC·点评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