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09年12月21日讯】就在“世界人权日”之前，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登载了国家公安部部长孟建柱的长篇文章，主要内容是谈如何加强政府部门处置“群体性事件”（即社会反抗）的能力，其中特别提到要加强“六张网”的建设。这种视民如寇仇并张网以待的方式，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提法正好形成绝妙的反讽。
何谓“六张网”？孟建柱解释得非常清楚，它们是街面防控网、社区防控网、单位内部防控网、视频监控网、区域警务协作网和“虚拟社会”防控网。中国当局希望通过这“六张网”，织成一张防止一切反抗的天罗地网，“实现对动态社会的全方位、全天候、无缝隙、立体化覆盖。”更何况，这“六张网”只是常规监控，每逢有庆典或者需要防范的一些特殊日子，比如“六四”、“两会”期间等等，当局还要再启动“奥运安保模式”，除了让警察扮装成便衣，与巡防队员、保安员等职业队伍全部上街之外，还动员“志愿者”如治保积极分子、单位“门前三包”人员等“社会力量”，用“人民战争”的方式消灭一切可能的反对力量。
当局这种草木皆兵的紧张心态，正好表明其政治上的极度虚弱。这种虚弱，缘于中国政府已经堕落为自我服务型的自利型政治集团。当局者很清楚自身的执政地位既缺乏政治合法性，政府官员的严重贪腐更成为社会仇恨蔓延的根源。杨佳事件与唐福珍事件引发的民意表达有如一面镜子，让他们从中看到了自身那极为丑恶的面目。
视民如寇仇并张网以待，在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只是那大都是在王朝末期，统治者为挽救即将倾覆的统治地位，而采取的手段。其中最著名的可能要算是明末崇祯年间，兵部尚书杨嗣昌提出的“四正六隅十面网”之策。当时，明朝廷已经被长达十余年，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拖累得精疲力尽，为了镇压最活跃的李自成等部，杨嗣昌提出“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战术构想，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外交方略。杨嗣昌之策是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分剿而专防；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分防而协剿。后来洪承畴将此方略稍加变更，将“四正”定为东南西北；“六隅”定为山、川、江、湖、乡、镇。所谓“十面网”，则是用各省官军十面围逼，围而不打；由五省总督亲率十万精锐，专攻专打。
杨嗣昌此策初用之时，农民军确实大大失利。崇祯高兴之余，写了一首诗赐给杨嗣昌，其中有“盐梅今暂作干城”之句。但问题是，明末农民起义这场烈火根源在于吏治败坏，民不聊生。杨嗣昌的“十面网”只能暂时起消防队的作用，如何化剑为犁，让百姓安于畴亩躬耕为业，从根本上消灭动乱之源，崇祯及满朝文武已经无力回天。因此，这“十面网”虽然一织再织，明王朝最后还是无法逃脱倾覆之命运。
中国政府现在编织的这“六张网”加上“奥运安保模式”的威力，当然远非明朝那种纯粹的人力之网可比。即使与当年苏联克格勃全盛时期，那种“老大哥在看着你”的监控模式相比，“六张网”也要严密与先进得多。可以说，某个人一旦被当局列为“异类”，在“六张网”下几乎插翅难逃：在家里，有邻舍与社区的治保积极分子在看着你，说不定你家中还被悄悄安装了秘密摄像头（这是社区防控网）；出门上街则有“街面防控网”、上班则有“单位内部防控网”、上网还有金盾工程为主的“虚拟社会防控网”，即使这几个地方都被侥幸逃脱，还有视频监控网与区域警务协作网。中国政府及其少数御用文人总鼓吹，中国眼下进入千年难遇的太平盛世，但这“六张网”的编织，却实实在在地证明着今天的中国民怨鼎沸，社会仇恨一触即发。
依靠民脂民膏以自肥的中国统治集团，面对充满怨恨的民众，其惊慌程度可与当年前秦苻坚在淝水之战后，败逃途中闻到风声鹤唳时的状态相比。崇祯时期那“四正六隅十面网”，是用来对付遍地燃烧的反抗烽火，即叛民；而今天这“六张网”，却是用来监控全体民众。这意味着今天的统治者，已经视全体人民为潜在敌人。非统治集团成员如果还将这个政府视为自己的政府，纯粹属于自作多情。
不过，有民乃有国，民意、民心才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坚实基础。纵观人类历史，还没有一个政权与民众势成水火还能长久屹立；用枪杆子、笔杆子加上特务统治，这种非常规方式统治一个人口最多、贫富差距居世界前列的国家，固然可求一时之“稳定”，但要想长治久安，却有如缘木求鱼。无怪有传言称，胡锦涛目前最大的心愿就是“平安下车”。但领导者个人的平安下车不等于政治集团的平安下车，更不等于这个国家能够和平发展。作为一位中国知识份子，我真诚地希望胡锦涛能模仿当年的蒋经国先生，不求做中华民主政治的创建者，只求做最后一位独裁者。如此，则中华幸甚，中国人幸甚，胡氏本人也将以正面形象而名留青史。
《中国人权双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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