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0年10月23日讯】 最近中国有一部话剧走红，剧名叫做《这是最后的斗争》。与当年《切•格瓦拉》一样，这部话剧在话语系统上属于左派谱系，但表现形式却与之完全相反。《切•格瓦拉》是为知识份子与小知识份子创作的戏剧，其表现手法颇为“后现代”，使用各种舞台手段调动观众 视觉与听觉，并使之与舞台上的演员相呼应；《最后的斗争》设定的观众是所有的中国人，采用了传统的批判现实主义表现手法。
据介绍，这部话剧由军队剧作家孟冰编剧、国家话剧院著名导演吴晓江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该剧展示了发生在老红军何光明一家三代人之间一次惊心 动魄的心灵较量：除夕之夜，脾气火爆的老红军何光明和他的妻子，以及多年后重新相认的大女儿、非法集资行将败露的小儿子、古灵精怪的80后孙女点点、神秘人物周小剑，……各色人等暗怀心事，轮番登场。据评论，该剧鞭挞了目前的中国社会现状，大胆触及了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城乡矛盾、特权阶级等敏感题材，批判了官场的腐败现象与滥用职权等现象。由于所涉主题敏感尖锐，曾经多次修改，剧名也曾改为《大过年》在小范围演出。
据说，在戏剧表现手法日趋法多元化的今天，这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纯粹是靠着“狠”劲拼出来的，所谓“狠”主要表现为“台词够狠”，譬如“那个时候 （改革开放前），天是蓝的，没有那麽多污染，理发店就是理发，医生是不收红包的，学校是不挣钱的，照相是要穿衣服的，牛奶是可以放心喝的”等等。这些台词 多年前在网路上窜红，但用于话剧台词还是第一次。因此，该剧于今年5月连演10场，场场爆满，现在又二度连续公演，观众大呼过瘾而媒体不敢多加报道。
身处美国，我无法亲眼观看这部能高度调动国人情感并让观众为之激动的戏剧。但由此我注意到一个问题：一个时代与时代所孕育的作品之间的关系，其实是 一种相互阐释的关系。这部话剧到底阐述了什么？它与十余年前使北京城不少知识份子为之激动的《切•格瓦拉》一剧，究竟代表了一种什么样的思潮与政治倾向？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无论在哪个时代，文学艺术与现实（尤其是政治之间）的关系是种“结盟”关系。只是这一“结盟”分为两类：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失败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
在现代以前，胜利的政治与文学的结盟的形式比较单调，主要表现为以颂圣为主的诗歌。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后，确定了 文学艺术从属于政治权力的关系，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开始了胜利的政治与文学一体化，形成了所谓“国家文学”，即文学艺术受政治权力的全面规范和支 配，这是在共产极权政治下的特殊的文化现象。
失败的政治与文学艺术的结盟，则往往表现对黑暗的揭露、对权力的鞭挞。这在中国历史上表现为讽咏时弊、关心民瘼、揭露黑暗、抒发作者家国情怀。这类 失败的政治与文学艺术结盟的作品往往具有感动人心的生命力，流传久远，能经受住时间淘洗的作品就成为人类文化瑰宝。例如清初孔尚任的《桃花扇》承载的就是 明末江南士大夫的亡国之恨，晚清四大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就是当时失败的政治所催生的针砭时弊的文学作品。“文革”时期出现 的“地下文学”也属于这一类型。每个时代都存在这种被边缘化的文学，成为对抗胜利的政治与国家文学的一种力量。
《切•格瓦拉》与《这是最后的斗争》这两部剧本，其实都着力于阐释我们所处的时代一种内在的、深刻而又紧张的社会关系。《切•格瓦拉》一剧试图阐释 冷战结束以后，在全球范围内的一种贫富分化的两极结构所引起的社会紧张，即人们通常说的“南北对峙”，在中国引起的社会共鸣局限在新左及小知识份子群体当 中；《这是最后的斗争》阐释的却是中国社会内部的两极结构。中国社会时下的贫富差距、贪污腐败等种种社会不公，在该剧中以切近每个人日常生活的方式，以触 目惊心的形式展现出来。不少剧评认为这部被称作“中国反腐第一剧”的话剧，无论就其表现的内容，还是发出的声音，属于左派，因此表明左派登上舞台。
毫无疑问，在专制极权社会中，民众没有任何参与政治的正常管道，也没有公共表达的自由，文学作品与戏剧往往承载着民众的愿望，普通人借传播与观看文 学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爱憎，以一种特殊的形式“消费”着政治。12年前笔者的《现代化的陷阱》一书、以及三四年前曾流行一时的反腐小说与反腐电视剧、电 影，就是社会的“两极结构”在学术研究与文学艺术上的投射。尽管这类题材的作品被中国当局想方设法禁止，但一有机会就破土而出。《这是最后的斗争》一剧在 社会上引起极大反响就是一例。特别是到了现阶段，互联网正在成为一种特殊的消解旧秩序与重建新秩序的双重力量，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更是变得极其复杂，官方已 难以达到全面控制。最近河北保定“官二代”李启铭（李一帆）校园飙车撞人后出语“我爸是李刚”，导致以“我爸是李刚”一语为主题创作的各类段子迅速红遍网络。
《这是最后的斗争》使用的话语属于左派系统，我想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中囯共产党政治与左派同源，使用左的语言系统抒发家国情怀在中国目前的政治 环境下起了一种政治保护作用；第二，在中国的教育与文化传播领域里，共产意识形态文化一直占主流地位，早已沉淀为中国人的文化底蕴，在传播过程中使用这类 语言，使演出者与受众间易于形成互动并产生强烈共鸣。
（转自作者美国之音博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