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3月25日讯】（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关于“六个不搞”的两篇文字发表后，颇有朋友为担忧。有的问，“六个东西是什么来头?
会不会是最高指示?”我当然不可能知道，也没有兴趣知道。有的提醒我，“报告已经通过了！登了报了！说不定有法律效力！”言下之意，有点紧张，怕我因讨论“六个不搞”而获罪。
我感谢朋友们的关心,但我很坦然。现在应该不是中世纪，共和国应该不是法西斯，领导人应该不是法盲。我不认为最高指示是法律，也不认为人大通过的报告是法律。
什么是法律？只有进入了立法程式的提案，在通过立法审议和立法表决之后，并且由权威机关以“法律”的名义向全民公布之后，才能成为合格的法律。只有以合格的法律为准绳，才有可能作出“罪与非罪”的判决。
根据委员长的界定, “六个不搞”乃是“政治方向”。好极了，确确实实,它不是法律,只是政治方向而已。政治方向是可以讨论的。主张“六个不搞”的人无权宣布“六个搞”有罪,正如主张“六个搞”的人无权宣布“六个不搞”有罪一样。政治方向既不能使人有罪，也不能使人无罪。
举个例子，守法公民不应该因为向往赞美“旧制度”而获罪，贪污盗窃者也不应该因誓死捍卫“六个不搞”而无罪。
法律无权审判方向。所谓方向丶理念丶信仰丶特色丶意识形态，诸如此类，和学术问题一样，全体公民都有权加以讨论（有权赞成，有权反对），都不是法官或律师的对象。
从初级法院到最高法院，谁都无权用法律来解决其中的是非，无权据此来确定“罪与非罪”——因为你根本不可能起诉，不可能立案，不可能审判，不可能量刑。如果不是保护而去压制公民的言论自由，法官自己就违宪违法了，换言之，有罪了。
顺便说一下，法律本身就是可以讨论的。如果法律不能讨论，非但无法修改和废除法律，而且无法表决和产生法律。这种社会，只能是无法无天的社会。在无法无天的条件下，确实没有什么“罪与非罪”的界限可言。
“以言治罪”本身就是一种罪恶。“言者无罪”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和西方文化一起，融合成为一种举世公认的普世价值——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第35条的内容。请问有勇气反对言论自由的人，如果把言论自由反掉了，你们自己还有没有言论自由？
必须指出，曾经甚嚣尘上长达几十年之久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伟大领袖就是犯罪”之类，根本不是法律，它是伪法律，是蒙昧时代的闹剧和丑闻。这种蒙昧的东西在中国危害极大，流毒极深。
现在必须用很大的力量来进行启蒙，以俾举国上下，一切官民人等，大家引以为鉴，把它送进历史垃圾堆里去，再也不能听任这种东西祸国殃民了。
至于“六个不搞”，我认为，本来就是容许赞成，容许反对，也就是容许讨论的东西。所以，凡是关心人类命运和普世价值的人，特别是不愿意让今天的权力来绑架中国未来方向的人，我们大家都有责任来研究，来发表意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反对普世价值的人，已经把他们的政治方向集中归纳为“六个不搞”，这就使赞成普世价值的人，也有可能集中力量，集中目标，进行探讨。
承认禁区，作茧自缚。打破禁区，海阔天空。上世纪七十年代，有人企图用“两个凡是”把十亿人在思想上捆绑起来。他们没有成功。当年中国包括法学家在内的思想界和老百姓，没有把“两个凡是”这张窗户纸当作禁区，反而群策群力，打破了毛泽东思想的束缚，把中国推进到热气腾腾的改革年代。
现在有人想用“六个不搞”来控制十三亿中国人的未来的政治方向。其实“六个不搞”同“两个凡是”一样，都没有法律效力，都应该不是禁区，都类似于一层窗户纸。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中国人就能够成就无愧于前人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