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1年10月30日讯】【编者的话】《血纪》记述了大陆一名五十年代的大学生孔令平先生，被打成右派而下放四川西部甘洛农场，在劳改农村二十年的血泪历程。《血纪》一书完全可以与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相比。小说《古拉格群岛》反映了苏联人民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血腥恐怖让人触目惊心，而《血纪》则完全是以孔令平先生的苦难经历为主线。这条主线也是毛泽东祸国殃民的编年史，更是陈力、张锡锟、刘顺森等先烈的英雄史诗。书中人物众多，文笔朴素，使中共监狱的惨无人道和烈士的壮怀激烈跃然纸上。
孔令平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说：“当这本书有幸与你相逢时，让我们珍惜这种来之不易的相识，为融化中国专制主义，建立中华民主而共同增加一把火。”下面请看长篇纪实连载《血纪》。
第十—章：中共后集权时代
第三节：“平反”第一回合
六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张青富专门从队部到山上来通知我，说重庆来了专案的外调人员，要我立即回队接受“提审”。一面悄悄对我说：“平反有着了，是重庆大学来的人。”
我带着难以说清的心情，回到棚子里换了一件干净的“劳改服”，向山梁走去。一路上，那提审的说法一直在我心中搅动，那法院颠倒黑白，使清白的我身陷囹圄二十年！廿年不白之冤使我对法庭充满愤恨，怎容得它再来以“提审”重述旧事？
但我马上明白，我将同虎狼对话，文字狱的余悸还笼罩着周围，稍不留意会惹上新的麻烦。随即想到“提审”中可能发生的情况：对方若故意装成不了解案情，让我重述旧事，我能不能压抑内心的厌恶？面对这无法可依的”法庭”，我该如何与之抗争？
若仅仅因政治需要，我这种情节简单的冤案，是全部推翻呢？还仅仅在条文上作些修改？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以“诬害”一词抗诉重庆法院。
但是，我马上想，张青富告诉我来人是重庆大学的，这在耍什么把戏？难道重庆大学是制造我冤案的元凶？
（一）复查人的丑悪表演
二十三年前，我在重大读书时陷入右派的前前后后，此刻又浮现在我的眼前，那时我还不满二十岁。
中共建政初期，靠宣传营造出一个唯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形象，迷惑统治着人们，广播、电影、大小开会，街头宣传，学校教育，把共产党的英明伟大说得天花乱堕，几乎不容我产生对共产党的怀疑。当然更不能把英明伟大的共产党组织，想成冤枉我的凶手。
所以第一次把我推上斗争会时，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对这种莫须有的冤情不敢公开反对，没想到这种天真的驯服，正好是共产党的阳谋家们，想要达到冤枉人并封人口的需要。
两年以后，我在南桐界牌公社和丛林练铁厂，亲身经历了毛氏三靣红旗，以后又在南桐看守所，亲身体会到全囯人民的灾难，从而醒悟到这种“阳谋”的毒辣时，我已被钉死在“反革命”的大牢里了，那时我与所有被冤枉的人一样，想过轻生。
我身旁的受难者一个个饿的饿死了，牺的牺牲了，我从他们的身旁走过来，走过了漫长二十年练狱，我才明白赤手空拳的我，同完全畜谋的，武装到牙齿的魔鬼较量，无异于以卵击石。
回想我在空虚和失落中走上人生；在中共所布下的政治骗局中，从一个孩子熬到了中年；在暴政带来的灾难中从无知走到成熟。并痛下决心同这个吃人的制度抗争到底。！
托苍天保佑，我是仅存下来的幸存者之一，我总算看清魔鬼共正由强大走向灭亡。
罪这字，在寺院里，是布道主侍用作诲人的常用语，儿时进得佛堂，往往方丈见面带凶相的不善之徒，便双手合什连连颂念“罪过、罪过”，但并不知道这“罪”所指什么。
长大了，念书以后，随着知识的增长，懞懞懂懂知道，那是宗教劝人修行的戒律，后来读到佛门十戒和劝人向善的“百过格”，始接触先知们静坐打禅和思过悔罪的方法。这同中共法庭所讲的罪，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即使对中共，学生时代，我也从未冒犯过它。
我根本就没有任何的罪！
想着想着，六队的两扇铁门就在我的眼前，我迅速调整了思路，从容地向何庆云办公室走去。
当我跨进门时，何庆云站起身来，向我指着那办公桌前为审问专备的小木凳，示意叫我坐下，我拉长了脸，冷冷地向那办公桌后的陌生人盯了一眼，心中又重新温习了一道刚刚想过的对答词。
何庆云神情木然的坐在左侧的靠背椅上，办公桌上放了一包“大前门”，满屋香烟镣绕，看样子，他们已经在这里等了一会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两个陌生人，一老一少，老的头发已经花百，大约六十开外，鹰鼻上面一双凶悍的眼睛正注视着刚刚进来的我。年青的是一个不满三十岁的小伙子，我想这大概就是重大来的外调人员了。
两分钟沉默以后，那年老者灭了烟蒂开始“提讯”。
“我们是重庆大学保卫科的，”老头不紧不慢的开了场：“受校党委委托，专程从重庆坐飞机来对你1960年‘反动日记’一案重新复查。”老头停顿了一下，他眼睛里露出一种凶光，接着说：
“首先，你要认识到共产党的政策历来奉行有错必纠，有错必改的方针，我们从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轻易放过一个坏人，这次对你的案件进行复查，再次证明党的光明正大，你要认识到，这是组织上对你的关怀，同时也是给你的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要把当年有关本案的情况如实的向我们提供。”
果然，来人是重庆大学的，这种由学校出面进行复查故案的做法，恐怕只有中国共产党统治下才会这样做。难道我的案件，当年是由校党委提供线索和事实，只不过报到重庆法院去完清一个法律手续？如此看来，法律不过是中共各级地方组织玩弄的戏法，难怪说中共无法无天。
现在，面对刑期执行了二十年了，我申诉了那么多次，累遭“强行剥夺上诉权”，累遭批判斗争后，这老头再来“纠错”，并说中共的政策是光明正大的，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令人感到可笑？
更堪有那么多人已含冤九泉，被枪杀的，打死的冤魂，能容忍这老头子今天在这里胡扯么？冤案已成事实，还说什么有错必纠？玩弄掩耳盗铃的把戏，恐怕只有邓小平这类在毛胯下三起三落，几乎被弄死的“走资派”，才想得出来！
他们怕政权跨台，执政党易位，失去统治的宝座？又怕毛泽东的死党真的继承“正统”，逃不掉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的厄运，才想出这缓和矛盾的做法？
所以就是再尴尬，也得让我们这些受害者，忍受这种不伦不类的把戏，高喊“有错必纠，有冤必改”来掩盖过去所造的罪逆。
当然，在中国还没有产生与共产党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缺了监督，玩这一套是非常容易的事！怪不得人们议论，邓小平只能在政治上小偷小摸！
想到这里，我看了看坐在审讯位置上的老头，共产党也亏了这些通晓变通的基层老官僚。当年就是这些官僚，奉旨把全国数以百万计的知识份子，实行焚书坑儒，而今又靠他们把这么多的血债一笔抹掉，还要二十年死里逃生的人，向冤案制造者磕头谢恩。
尤其我每年都在申诉，凭什么把这些向重庆市法院申递的状子，向重大保卫处复述一道？这不是捉弄人么？所以我一向认为法院就是毛泽东玩弄的木偶。
而我现在领会二十年前诸安平所说的“党天下”，有着多深刻的真知灼见。我那时还没有理解这个小和尚在向老和尚进言时，已看透了毛泽东，共产党。
面对这个老滑头，而不是面对重庆法院，照理我可以拒绝一个学校保卫处所提出的问题。原先准备好义正严词的控词需要调整。
但转而一想，我的冤案根子在学校党委，而学校的党委是奉党中央的政策行事的。没有我被划为右派，我怎能身陷囹圄？我之所以二十年来没有找学校，便是深深知道这个皮球在中共的脚下从学校踢到法院去了。我不能闹笑话，做完全无用的事。
而今天球又被法院踢回学校了，所以我立即问道，“请问学校也负责刑事案件的审理么？我不希望在这个程序不明的情况下，回答与本案无关的组织提出的问题。”
我的回答，引起那位做记录的“书记员”特别的惊鄂：他停下了手中的笔，抬起头来长时间的注视着我，老头也好像被问住了，何庆云也无话可答，复查问案陷于僵局。
其实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是中共早向全国老百姓公开宣称了的，不过这个党一直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由谁来代表？说工人或农民那才真是弥天大谎。现在看到，左右共产党的，原来是几个中共中央的头。它是那样的少，简直可以个人的名字命名。过去二十八年的执政党就是毛泽东党。
不过党这个名词在字典里并不光彩，它是有共同利益的人群，为实现共同利益的集合体，在中国“结党营私”，可以概括为皇帝控制的大臣们操纵全国大局的集团。它从来就是小得可怜的。
其实有关描述党的名词几乎全是贬意，什么朋党之争，党同代异都是表述争权夺利的名词，至于孤群狗党，党棍，党祸更是老百姓用来骂人的。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酿成冤狱国中，政局动荡的阉党，例如明朝的魏忠贤，就留下了杀害忠良的千载骂名。
同其它人一样，二十多年前，我被第一次推到斗争会上时，那种失魂落魄，至今想来真是羞愧难当。
当我糊里湖涂的跟着同学们喊共产党万岁，毛主席像父亲时，我是绝不会意识到我正充当了他攫取皇冠的拥护者。后来又强迫我们充当了他的牺牲品。
而今看穿了反右派的鬼把戏后，我的内心满是忏悔和痛恨。
毛泽东当年将我划为右派，邓小平在二十年后又为我平反，统统都是为建立中共一党专制的政治需要，在这种翻云覆雨之中，我既感到被捉弄的悲哀，又十分无奈。
眼下为了早日出狱，我也只能装聋作哑。不过，要我跪着承认自己的错误，我是无论如何办不到的，面对老头子的提问和要求，强忍着内心的反感，还是把当年我干的荒唐故事从述了一遍。
那老头子悠然的抽着烟，把口里吐出的圆圈甩得老高，看得出他对于我所讲的荒唐往事，并不感到丝毫兴趣。这种故事，在当年出身不好的大学生中真是太多了。
戏，演了二十年，我几经生死，总算到了收场的时候了。
我从他那老奸巨滑的眼里看到他正打着主意。他装出替我昭雪的那张面孔是多么虚伪，其实他正打着从我身上捞取好处的算盘，对我心里滴下的血，除冷笑和渺视外，不会产生任何同情。
大老远从重庆坐飞机到盐源来，总不能空手而归！
“噢！对了，证据”老头狡猾的眼睛露出假装的为难，告诉我说，收集证据是他平反的最重要的工作，“请你把那两封从南桐寄给重庆大学的信，详细加以交待，最好你能向我们提供这些信件的邮局的收据。”
这又一次在触我心中的伤疤，当年我向我称为母亲的学校党委，表白自己绝无对她的“反心”，为加重自己的诚意，用大学生向党交心的时髦形式。这两封血书，同当年许多年轻人的交心书一样，除了证明我心理上的失态，能说明什么呢？同时谁还记得这段思维混乱中的细节？
何况，整整二十三年，我经历农村，看守所，监狱，流放等几个场所，历经数以百计的大搜身大检查，连原来的判决书都没有了，怎么可能还将两张邮件的收据保存下来？我意识到这个老头在故意的耍弄我，以获得卑鄙的惬意。
于是我摇摇头回答说，“时间已过了二十年，我已无法想起当年我干了些什么，至于邮件的收据我完全没有印象，现在要我拿出这些证据岂不是强人所难？难道因为拿不出邮局的收据，就可以改变事情的真像吗？”
我的语气变得愤怒起来，这老头没有吭声，那坐在一旁的何庆云也明白那么多封申诉信，他肯定拆开看过的。
我现在只有悔恨当年的无知，对重大党委毫无防备，我真相信这个组织就是我的“母亲”，可没有想到，它毫不犹豫的给了我二十年牢狱之灾！
可是老头的脸色沉了下来，闷声问道：“那么你现在回忆一下，二十年前，从南桐丛林煤矿的集中地，在你的铺位上搜出来的那本日记，是从那年那月开始的，都写了些什么？”
这又一次扎到了我的痛处，这本日记作为判我十八年徒刑的原始依据，早已被法院收去，至今肯定还保存在法院的档案中。现在，我已不屑再去回忆当年为摆脱痛苦，挖空心思伪造出来的东西。
我在二十年中已反复说清，我已脱胎换骨，我已从乞求宽恕中认清了中共！认识了自已，这是我从炼狱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既然已经明白了，面对这个坐在我面前的党棍，我心里燃起的是一把怒火！于是怒声回答道：“你们既然什么都掌握了，还问我干什么？难道这一切重大党委没有责任吗？”
这一声责问使老头收敛了，他不再像开初时那样盛气凌人，他既不能用施舍恩惠来哄我感恩，又不能就此翻脸。嘀咕着说：“我办了这么多右派案子，头一次看到你这样恶劣的态度。”最后匆匆收场道：“好吧；给你一点时间，把今天提讯中所有的问题，仔细的思索一下，并写出材料来。”
老头子结束了对我的第一次提审，对这个第一次见面的老头，对他故意挖伤疤的提问，我已经最大克制了。既然是为我昭雪，我本应站在原告立场，聘请律师在法庭上辩护。但情况绝不是那么一回去事。
他要我现在装扮出一个被整后，受到恩赦的玩物。可我提出的质问却使他吃惊，我因此想到其它获平反的右派同学委曲求人的处境！世道没有变，当年整人的人又是今天执掌平反大权的人。！
他身边那位书记员停下了记录，按照老头吩附，从皮夹里取出了一叠白纸递给了我。
怀着一肚子苦涩，我走出了那办公室。对这种戏谑的平反，我毫无快乐的感觉。因为，坐了二十年牢我现在已将牢底坐穿，才来‘平反’！天下那有这等无理的‘衙门’，这等荒唐的亊？
走出铁门便碰上王文典和肖弟良，他俩倒是怀着美好的祝福，询问提审的经过。我苦笑着感谢他们的关心。
（二）第一次到詹大妈家
下午詹大妈和刘大妈又来庄稼棚了，他们俩最关心我落实政策的“结论”。我心里因为有疙瘩，不愿向他们提到郑老头演的戏，因为这两个善良的老人是不会懂得“人肉筵席”的。其实像他们这些劳苦的民众，几十年来，又何赏不是在中共摆下的筵席上，任统治者的筷子，挑来挑去的吃呢？
当我回到庄稼棚，詹大妈在门口坐着，她已经听到老吴说重大来人的事，见我走上山来起身迎着我，告诉我，下午六点钟，一定要到她的家里去，她有事告诉我。
过去她和刘大妈曾几次邀请我去作客，都被我婉言谢绝了。因为当地人的习俗，凡是去人家里第一次作客，都不能空着手去。我穷犯人一个，用什么去作第一次见面的礼物？而且，去人家那里作客，肯定又吃又包，我会因此而十分尴尬。
但今天此刻，被重大来人整整三个小时“提审”，弄得心情极为烦燥，如果趁此去梅雨走一趟，散散心兴许会冲掉刚才的不快。
同时想到在这儿已经整整十五年了，还没有像像样样的去普通百姓之家作客。对他们的风俗人情所知甚少，说不定什么时候要我卷铺盖回重庆，这种一无所知还是一种遗憾。想到这里，我打定主意，今天下午六点以后去梅雨走一趟。
同每天一样，下午七点钟各组已收工完毕。山梁上静悄悄的，除了有一两个拣粪的人影在四号梁子晃动外，看不到一个流放者。此时两个老大娘已背起了帆布饭包，呼唤着各自的畜群，沿着那条老路缓缓而归了。！
夏天的盐源山坡上，下午要到八点钟夜幕开始降临。此时距天黑足足还有—个小时，我向老吴打过招呼，便跟在詹大妈放牧羊群的后面，缓缓地同她一起向山下走去。
詹大妈开始询问今天白天，重庆来人“提审”的情况。因为我实在不想再谈“提审”事，有意问她的小孙子今天那里去了？
忽然她试探性的向我说道：“你也快脱法了，苦日子也熬出头了，人也四十二了，该马上成家了。”
真的，爱情、恋爱、婚姻，这人生中一个重要里程碑，竟被漫长的二十多年冤狱给埋掉了，至于爱情和性的欲望，也在这段与死神和魔鬼的搏斗中无意忽略了。实我何尝没有渴求一个善良女孩子在我的身边？！然而所有一切生理上和心理上的需求，都一次次被残酷的处境化成瞬间幻影消失掉了！
母亲给我寄来那张邹银双的照片，一直就夹在我的笔记本中，说不清是什么感情，有时候，想到自己危险的处境反倒觉得独自一人更好，因为一人而无牵无挂，就是在我一朝面对死神时，也少却了后顾的忧虑，心中反而平静。
不过，现在我该如何回答身旁这位老人的关爱呢？倘如说：“大娘你就别管了，我不会结婚的”。那就未必太失人情常理，只好用沉默静候着她往下要说的话，果然她开口了：“小孔，你有文化，人也挺好，脱法以后就在我们梅雨镇安个家，我替你介绍一个对象。”
平常交往中我知道她是一个说一不二的人，说出来的话一定要办到，听她这口气大约已经为这件事筹划多时了。“哪！我们公社的农机站里，我的一个侄女在那里当工人，今年才二十七岁，我看你们挺般配。”
我实在没想到，今天她特意邀我去她家作客，竟是为我当红娘来着。心里不免掠过了一阵紧张。
像还没扎根的水靣浮萍，当时我对今后的前途还没有定准，何况母亲在重庆眼巴巴地等着我，说什么我也不能在这里安家！
面对老人的一番好意，我无法生硬的拒绝，只好说道：“还早着呢，又不知道什么时候脱法，脱法以后干什么，弄不好会连累别人的。”
但是她却很认真说：我那侄女儿，人虽然有点胖，但是体力极好，人也能干，今天我已经将她约到我的家里，你们见见面。”她这番热心很难拒绝。
天色渐渐地昏暗下来，将到梅雨村，那些在河弯里的大大小小被绿茵环抱的村落，在幕色中升起了袅袅青烟。走过草坪，沿着一条青石板路再往下走，便是村庄的地界了，这地方，我们每年挑草都来过。
她把两个一同放牧的孩子叫过来，吩咐他们继续向前，把羊关进公社的羊圈后，一定要上锁。
关照完毕领着我向一条青石板路走去。石板路被大树覆盖着，十分的凉爽，几只蜜蜂嗡嗡作鸣，平添了矮墙茅舍里的安静和祥和。“文革”的烽火没能烧着它。
大约快九点钟了，天色已经很黑，经过的园子里传来挖土的声音和人声。詹大妈告诉过我，现在土地包产到户了，家家户户都起早贪黑的。
如此走过了十几家人家，在一段半截泥墙和一幅柳条编的小门前停了下来，詹大妈向门里边呼唤着她的两个小孙子，两个孩子蹦跳着从里面跑出来，一见他们的奶奶把老师请来了，立刻迎上来打开柳条门，很有礼貌的喊了一声：“老师，请进屋里坐。”
我跨进柳门，只听见一阵阵蜜蜂的朝王声，那大约只有三尺宽的屋檐下，整齐放着六、七个蜂桶，一个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正戴着用白纱布做的防蜂帽，在一个蜂桶里舀蜜。我才明白詹大妈送给我的蜂蜜，都是自家采集的。
从柳条门到“堂屋”，大约十五米长的石板小路两旁，长着茂盛的蔬菜瓜果。走完石板路跨进大门进入堂屋，迎面就是一个留着草木灰的火炕。这是山区百姓人家家家都有的取暖设施，每逢夏天，落雨后天气很冷，主人引燃火炕里的树根疙瘩，一家人围着火炕取暖烘干被打湿的衣服。
“神龛”上留着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堂屋中间除了一张木方桌和四条长板凳外，屋角里放着一些还没有来得及收拾的农具和几个老树根，川西地区的贫苦人家大致都是这样。
詹大妈进门摘下她的帆布碗袋和蓑衣，一面招呼我坐下。这时一位四十岁上下的男子从里屋走了出来，大妈向我介绍，这是她的当生产队长的大儿子，我每天上课所教的两个孩子便是他的儿子。
大妈把儿子叫到一边，在他的耳边吩咐了几句话后，他便出门去了。两个孩子正在里屋完成他们的作业，大妈也去灶房里弄饭去了。
我跨进了孩子做作业的房间，那屋子里除了一个粮食柜，两张古式的木床和旧木柜外就再无别的家俱了。看来这位平时为人慷慨的大妈家里实在很贫寒。在那个年代，农村人一家人能有几间土瓦房和自留宅园，赚一个温饱，便是很富足的人家了。
这时天色黑尽，采蜂糖的女主人收了白面纱，脱下防蜂帽和手套走了进来，去灶房换下詹大妈。大妈便端着刚泡开的一杯茶，走进了堂屋递给我，介绍说：“乡下人喝茶全是自己种的。”我恭敬的端在手里呷了一口，那茶是甜的。
她坐在我的面前，向我聊起了农村的热门话，她说，土地包下来后，今年她在承包土里收的包谷，比往年从公社分的粮食增加了两倍，现在一家人的口粮不愁了，还可以用来喂猪。说着她兴致勃勃地领我去参观她家新修的猪圈。里面喂着一大一小的两个猪。
她指着那大架子猪说，今年的过年猪有了，到时候杀过年猪时，你无论如何都要来吃我们的“刨汤猪”。紧靠猪圈，是用竹篾围成的鸡圈，到了下半年她打算喂几十个鸡。
看来农民没有从毛泽东的人民公社里得到温饱，这些年农民们总算吃尽了苦头，这个大救星带给他们灾荒饥饿的苦果，到头来还得靠自己的双手，依靠自己的勤劳才得解脱。
詹老大出门足足过了一个小时才回来。不过他并没有请来詹大妈要他去请的客人，说：“今晚农机站不凑巧，临时加班，预先没同人家约好，所以只好改期了。”
说罢便从怀里摸出了一张两寸照片递给了我，说是姨妹托他将照片带给我，当时盐源的相馆还没有彩色照片，我接过那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个标准的村姑打扮，穿着白色印花的衬衫，胖胖的脸蛋旁垂着两根又粗又短的黑辫子，脚旁放着一个花篮，背井和画面并不十分协调，但她那种青春活力的气息散发出一种诱人的光彩。
“怎么样？大娘随即向我发问道，我用点头和微笑来表达我的模棱两可，那决不是因为我的眼界太高，恰恰相反，脱离生活太久了，在我从新回到生活中来时，那种拿不定主意的心情使我有一种身不由已的感觉。
正是“残雪暗随冰笋滴，新春偷向柳梢归，可怜鬓发蹉跎老，每惜梅花取次稀。”（北宋—张耒）
大妈已将丰盛的晚餐放到堂屋的桌上，自从1962年我从重庆监狱流放西昌，至今整整十七年了，除了几次在甘洛，黄联关用衣服换粮食，应邀到农家正式作客还是第一次。
同詹大妈一家围着方桌共进晚餐时，我像一颗干渴多年的老树，沐浴着这个温馨家庭的甘霖。而今我已四十多岁了，来到这个家庭里，有一种说不出的陌生，对着面前的菜淆出神。细心的詹大妈观察到我的哀伤，不断为我夹菜，用宽慰话分散我的注意力。
那一夜，我十一点钟才离开詹大妈家，我的两个学生打着电筒一直把我送到五号山梁子六队的地界上。我踏着深夜露水初降的草地，借着下弦月洒下的银光，独自回到了我的庄稼棚里，老吴也刚从农场场部看完电影归来，大约已是深夜十二点了。
这一夜我躺在床上想，我正面临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回重庆后，我以怎样的身份踏入社会：五类？准五类？获平反者，还是被政策施舍的人？社会会以怎样的方式接纳我？我又怎样立足在现实中？在陌生中怎么找到自巳的位置，建立新的社会关系？
詹大妈的话和她的关怀又一次重现眼前，母亲寄来的那张照片，以及大妈拿给我的照片一齐都闪在我的脑中，人真是非常微妙，二十年监狱里想都不敢想的事，现在突然摆到我的面前，要我面对，要我选择。
然而，我不能在当局流放我的地方安家，这算是我对命运的抗争吧！上午那老头“审案”的对话，老头的戏谑和官腔令我厌恶，那口气里的施舍和恩赐令我愤怒！我在火炬中寄望的巨变并没发生。
好像我仍生活在以往一样的环境中，使我对即将踏入的地方产生疑虑，那不是鲜花布满的美好世界，兴许又是一个隐约的陷井。对前景茫茫未知的担忧油然涌向我的心头。
（三）飞起来吃人
几天后，队长再次派张清富来庄稼棚里喊我回队部“传讯”，这次是重大专案组的复审，也是终审。出我的意外，上次提讯的主角没有在场，坐在办公桌后面的那一位在第一次预审中的书记员。
“我姓崔，是重庆大学保卫处的。”年青人自我介绍道，口气很和蔼，“这次重大保卫处专程派郑老师和我来这里是对您的右派，和1960年的“反革命”一案，重新调查审理。为了弄清几个关键的疑点，上次请您写的材料写好了吗？”
估计他才从政法学院毕业，对共产党那套还不熟悉，我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两张昨天写好，应付郑老头的“待查材料”交给他。
他将材料接过手，看了两遍便夹在一个卷宗里放进了公文包。沉呤片刻，又问了一些当年反右派的细节，以及丛林集中地另外的几名同学。最后问到我的家庭情况后就结束了整个的“复审”。
其实连这次“复查”都完全多余，事情摆了二十年，不会变质，一切都看“共产党”怎么作弄我了！
重庆大学的调案人员是什么时候走的，我并不知道。离最后一次问案大约五天后的中午，我从看庄稼的棚子回伙食团取饭时，胖胖的马事务长站在篮球场坝子中间，高声把我叫住，一边从怀里取出一封信递给我，“诺，这是你们学校那个姓郑的老头临走时托我转交给你的。”
马事务长向来讲话声如洪钟，且多幽默，大家都叫他马大炮。当我从他的手里接过那封信时，听他解嘲似的吼道“你算有本事，闹了二十年，居然把案子闹翻了，不过不是邓爷爷，你一辈子都难翻身。”
我看那信封印着重庆大学四个红字，心中一愣，这郑老头何必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的“公务”呢？难道还有什么要用“书面的审问”才可以弄清的吗？
我拿过信，并没有扯开它便转身离去。
“噢，还有”马大炮继续站在那里向我喊道：“那姓郑的再三关照，要你回重庆后，先要到重大保卫处去一趟，因为，关于你落实政策的事全由他们负责，他们要向你交待有关的政策。”
我心中一怔，难道这里面装的就是正式的平反通知？于是把信揣在怀中，快步的提着饭篮子沿着小路向山梁的看守棚走去。
回到棚中顾不上吃饭，便急忙把信拆开读了起来：“孔令平同学”那信笺上抬头的称呼，已与我相违了二十三年！。
继续往下读去：“这次我们专程从千里外来到西昌盐源为你落实政策，通过我们大量艰苦细致的调查，终于才基本上查清了你的问题。”
读到这里，一种感激的冲动涌上了我的心头，但不知为什么，我始终对那郑老头产生不出任何的“报恩”情来。他的信与他的提审竟如此不同，令我困惑，继续地往下读：
“现在我们已完成任务回重庆了，因为听说西昌一带盛产蜂糖，核桃和大白瓜子，本打算顺路带些回去，但因为从重庆来的时候走得太急，带的钱不够，现在随身携带的钱只够作回去的路费，经与你们马事务长商量，请他能为我代购蜂糖十斤，核桃十斤，大白瓜子十斤。所用的钱，他答应暂时为我垫一下，我回重庆设法给他寄来，请你在回重庆时能顺便将这些东西带回，在重大保卫处面交给我。”落款处写着郑树勋的大名，时间是1979年7月。
读完此信，心中一沉，刚读信时冒出来的感激之情，顿时被后面这段文字像一盆脏水泼熄，想到十天前坐在“法堂”上提审时，他那施舍和盛气凌人，使我呕心。那正是：
“八座荒唐起居无节，一班龊龃堂构相承。”封建时代，权臣弄权，使朝纲败坏，恶吏猖厥，冤狱丛生。往往贪官污吏借着冤狱的涂毒，对无辜者趁人之危敲诈勒索，“竹杠好敲受冤人。”“衙门八面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就连普通狱卒也用得滚瓜烂熟。
清朝未年，冤狱泛滥，近百年中国民主主义思想深入人心，大清王朝被民主革命所推翻，究其原因，猖厥的冤狱和腐败的吏治是一种摧化剂。
中共夺取政权后，毛氏二十八年统治，被民主革命浪潮卷没的各种沉渣，以空前速度从新泛起，其数量之多，情节之荒唐，比前清末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冤案配上”解放人类、“光明磊落”、“革命”、“有错必纠”这些漂亮外衣，打扮得说不上来的丑恶！
它不但演唱了中共统治的老底！更向世人昭示，“革命”和“改造”怎样掩盖独裁专制的地狱黑幕！而我不但亲身经历了这个地狱的全过程，临到收场时，还要亲身领受一下，共产专制的恶吏“敲诈勒索”是怎么回事？虽然演员的扮相太令人呕心。
其实这郑老头说来也够愚蠢，勒索的东西如此低微，既不是黄金白银绫罗绸段，竞是区区十斤大瓜子、十斤核桃、十斤蜂糖。其价值之低微创勒索之“记录”！所用的障眼法更令人可笑，需知那马大炮虽与郑老头“同朝为官”，可素不相识，凭什么要为郑老头去垫钱购买？郑老头的真实意图从这封信里已一目了然，对他初审时的一本正经全都戳穿了。
就是在大清末年，吏治腐败的慈禧时期，这索贿的事一经老佛爷查到，“怪责下来”，也要对索贿人依律严办的，轻则丢官、重则丢命。再愚蠢的“官”都不至于贪财妄命到连后果都不顾的。
索贿也得讲技巧，一般都授意下属，摆设陷阱，使受害人就范而巧取之。决犯不着为三十斤山货留给被索者以书面把柄。
要么这郑老头实在配不上官场老手，要么索贿已成“无产阶级”专政合法之风，被索者就是去告官也奈何不得。不过这种煞似小流氓对小百姓的勒索，竟玩到我这种重刑犯头上，也太轻视了二十年改造的功力！
把我这种当局视为顽梗不化的反改造尖子，交给如此平庸的老流氓审理，真是对我莫大的渺视。原判如此粗俗已够闹笑话，复判又如此儿戏，可悲的政治犯在草菅人命的无产阶级专政时代死亡大半，还要对其幸存者任意猥亵，只有在中共独裁统治下才会发生！！
好在当局严密封锁着新闻媒体，使得像这样的丑闻被死死捂住，否则就凭这大量官场腐败拿来公开曝光，这个政府早已是千手所指，难以维持下去了。唉！新闻封锁对于保护中国黑暗的专制统治真是太重要了啊！
好在，我已习惯了忍耐，对于残暴和腐败的中共各级官吏，既已认识清楚，中共的严刑竣法会在监狱中轻易打死疯子，像刘康云丶刘志和等因说胡话可以拉出来枪毙，甚至像那癞子可以关起来乱棒打死，在我头脑里烙下的“暴政”烙印太深，难以忘怀。
至于官员走后门，公开索贿行贿，因媒体被严加封锁，所知甚少，现在总算亲身经历到了。
向一个一无所有的政治犯索贿，在现今民主国家里是不可思议的。这郑老头所以公开索贿，仍因官场腐败到了无可顾忌的程度了。
可我还必须清醒地面对现实，因为平反回重庆后，我首先得找工作，寻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今后工作的安排，待遇的高低，还不凭这老滑头签字的“鉴定”意见？倘若顺他的意愿，安排一个好工作，多拿的待遇补上这三十斤山货，算得了什么？
怪不得当时回校落实政策的同学都带着“贡品”，先拜“落实政策”的菩萨。敞若在这个问题上不通窍，慢待了菩萨，意味在新生活开始，就给自己今后设下了坎坷，难道我二十多年还没受够么？
这么一想真还不敢得罪这郑爷，想我死里逃生撞过了重重牢狱关，今天自己的命运还操纵在这郑老头手里？不禁悲从心来。
要不干脆先发制人，把这封信往上交，告倒这老恶棍，从他的手里夺回今后命运的操纵权，兴许是上策，但转而一想，我的旧案子还没翻过来，现在政策还没落实，反把落实政策的人告了一状，这连环状子又怎么了结？
何况现在我所依凭的，仅是郑树勋托马大炮带给我的信，这封信并不足以证明郑老头勒索的证据，这种共产党内污七八糟的事，也只能“查无实据”了！
包公已死快一千年了，今日以说假话和谄媚为能事的官场中，那有断奇案的清官生存余地？清官也成右派或右倾份子了。既然黑白不分，积重难返，真告官又搬不倒，岂不是引火自焚？当然我凭着这二十年练出来的“横劲”也不怕谁了，但必竟已过四十岁，还有多少精力能在诉讼里打一辈子滚？
不过细算三十斤山货，在那个年代都属一类统购物资，市场上是凭票供应的，没有票是看都看不到的。若论黑市，以蜂糖每斤三十元计，十斤蜂糖就要三百元才能买到，核桃也差不多就这个价，三十斤山货备齐非一千元人民币。
对每个月仅两元钱的赤贫奴隶，则要足足服刑四十年才能揍足，也许落实政策会领到一笔安家费，就用这笔安家的款子全用来买郑树勋所索要的“见面礼”，带上这沉重的三十斤，远涉千余公里，乘了汽车换火车，就把狱中的破衣烂裳和被盖全扔掉，还不知怎样将它们运回重庆，当面交给郑老头！
想到这里，便对这个面目狞狰的郑老头子好生痛恨。这一夜我翻来覆去的睡不着，直到了天亮了，还没有想出一个应对的良策，思来想去，不如把这封马大炮交给我的信，又奉还给他看，看他读后，有什么高招？
马大炮必竟是中共狱吏圈子里的人，兴许能说清这信里的内幕，拿得出一个比较周密的应对方法。
于是一大早我便去队部找他，那时他正在食堂里用早餐，从我手里接过那信笺读罢便淡淡一笑。边摇着头叹息道：“这帮人也够厉害的，飞起来吃人，吃人还不吐骨头。”
这真是局内人看局内人，看得多了便真了、深了。中共政府机关这种勾当，他已见惯不惊了，“飞起来吃人”可谓对公检法真实的写照，不但吃人不吐骨头，而且连骨头毛发都要吃净，我被他们关起来吃了二十年，好不容易侥幸生还，还嫌没吃够，追着还要再咬我一口。
马干事既如此评价，我便说道，“马干事你是知道的，我整整服刑二十年，除了破衣烂裳一无所有，那里拿得出这笔钱来进贡？再说回重庆交通不便，路又那么远，要我驭三十斤货回重庆，不是要我的命么？那重庆来人我又不敢得罪他，我该怎么办？”
他瞪了我一眼，站起身来在厨房前的坝子里来回踱了两圈，回到屋里向我说道：“你只当不知道这封信，信没有直接交给你，而是交给我的，回重庆照样去看他，因为你今后的工作要他经手安排，所以你千万不能得罪他，如果你见到他时，他什么也没问就只当一切都没有发生，倘若他真要问你这件事，你就一口咬定，没有接到我转给你的信，明白吗？”
看来只有装糊涂了，有时处理棘手的事，还真是“难得糊涂”好。
眼下只好如此而行，至于这姓郑的在我今后的工作上作什么手脚，也只好听天由命了。这是我即将出狱时，遇到对肮脏行为装作什么也没听见，什么也没看见的第一例。像我这种直性子人，心里有说不出的别扭。
后来我才明白社会上这种事太多了。见死不救，见人被抢劫或遭侮辱而装聋作瞎，见邪恶也要逃避，大概成了中共统治下的一种社会风气。
虽然如此，但郑老头这封信，却在我内心蒙上了一层阴影。在我面对着即将开始的生活，就有一种朦胧的感觉：在中共统治下，未来是一个用新方式人吃人的社会，是的，我被从政治犯的人肉筵席上撤下来，又被装进另一盘子里，端到另一桌筵席上任人“品食”。
命运注定我这辈子是被人吃的命。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