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2月20日讯】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童元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指出：重庆三位最富有私营企业家在打黑中倾家荡产、家破人亡。
这两年来，重庆模式甚嚣尘上，辩之者说好，攻之者说坏。究竟应该如何看待重庆模式？如何看待围绕着重庆模式的争论呢？
全国两极分化严重，中央对此束手无策，百姓不满日益激化，是这些年来国内政经形势的基本面貌之一。薄熙来歪打正着，他掀起的唱红大黑，客观上可能疏导了群众对两极分化的不满，从而让他赢得了向中央叫板的资本。但他这种政自我出的另类做法，违背了中共集权统治的传统帮规，犯了大忌。不成王，则成乱臣巨奸，受到整肃是迟早的事。据现在披露的内幕来看，他们瞄准的是中央的神器，而且不惜发动兵变。以上是从政治游戏规则来说。
第二个问题是，唱红在前，打黑在后，这是个什么关系？唱红是拉虎皮做大旗，不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也至少让你中央无话可说。唱井岗山，唱延安，唱自己的党，唱建立新中国，中央里谁敢出头反对？而且，在一轮又一轮的造势下，中央一些要员无法不来看看了，薄熙来于是说，谁谁谁来了，意思得到了大部分中央领导的首肯，政治改革的新局面舍我其谁。可以肯定地说，老百姓对这种劳民伤财的折腾是从内心厌恶的，但你既然肯出钱，我们就不妨登台站一站。况且，唱的都是所谓的红歌，谁敢过于明显地表示无热情呢？这种借红歌胁迫百姓表态的手段，上了年纪的人，经过文革的人，都记忆犹新。这大概就是温家宝总理说的文革的影响吧。所以，薄熙来唱红是造舆论，为自己戴上正统的红帽子，让天下一时难以反对他。打黑，掠夺财产，才是他的真正目的。
第三个问题是，如果唱红打黑一无是处，这次折腾也难以维持二、三年之久，说这个运动是歪打正着，就是指它客观上疏导了民众对两极分化的极度不满，对官僚的贪污腐败的深恶痛绝，民众误以为因为唱了红歌，正气得到弘扬，所以才有了打黑的辉煌成就。太子党后代的歌唱团来重庆造势，把这场折腾与伟大光荣正确挂起了勾，既然众多革命后代支持了这个唱红，凡中央省级等草根官员，谁个敢反对？这就是拉虎皮作大旗，薄熙来祭旗，后面更有极大的杀机。
第四，打黑的结果是把重庆的前三位民营企业家定为黑社会，又是判刑，又是抄没财产与家产。这颇有当年嘉庆抄没和坤，国库盈满了一回那个味道。据童元伟文章揭示，在打黑过程中抄没的私营企业财产，用于充盈、壮大国有企业或补助地方财政。击杀富得流油的私人企业，百姓拍手称快，在极度痛恨两极分化、为富不仁的汹汹民意浪涛中，很少有人去想这些私人企业的财产没收后，去到了哪里？在中共当局看来，充盈、壮大国有企业，那也是客观上的好事，补助地方财政，那也可以默认，当局正为地方财政发愁呢。这些财产哪里去了？老百姓似乎不必管了，既然是在唱红大形势下抄没的财产，又是那些民众极度不满的暴发私人企业财产，革命任务似乎也完成了。
这一点上，正反映出国人民主意识的缺陷，对官僚自私本质缺乏认识。首先，要知道现今的所谓国有企业，已经变性为实质上的私人企业，这些国企掌门人都是那些权贵阶层人物，所以，某种意义上说，打黑充没的私人企业财产，实际上落到更大的富得流油的阶层手中去了。对老百姓来说，他们在打黑中得到的好处也就是在唱红中获得的出工补助费而已。老实而可同情的中国人民！！补助地方财政，无疑补助了那些官僚的吃喝玩乐乃至嫖妓养小三小四，财政没有监督，又是一党集权，籍没的私人企业财产无非这个结局，老百姓的唱红打黑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官僚们哈哈笑了！如果把重庆这样一种唱红打黑捧为可资全国学习的模式，那么可以说，中国民营企业被血洗的日子为期不远了。还要指出的是，重庆唱红花费的是2700个亿，可以理解为民营企业的资产化为了嘹喨的红色歌曲。
最后一个问题是，就是长期来讨论的民营企业原始积累中的原罪问题。这个问题如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一样，可以从多方面来作为理论问题探讨，也可以作为实际需要解决的问题来处理。当然，要在真正民主宪法框架内探讨解决这些问题。扯起消灭私有制大旗的中共，最终以令人难以想像的速度将整个国家财产迅速集中到少数权贵及其家族手中，他们最终暴露了臀部极其自私的印记。在这一财产集中的过程中，一些草根阶层人士也成为了巨富，私人企业原始积累中的原罪，指的是这些人攫取第一桶金的合法性。考虑到我国法律的极其不完善，考虑到我国一党集权、根本没有监督的政治局面，应当说，出现这种迅速暴富的现象，是无可避免的。
苏联解体后出现短时间内少部分人暴富的现象，同中国国家财富迅速转移到少数人及其家族手中一样，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一党集权无人监督与严重缺乏法律，我说的是真正公正、透明而又不是可以随意解释的法律。草根富翁当初发达的原因，各式各样，不可否认其中很多人是正当的积累，包括第一桶金。发达之初，钻了法律的空子，在我看来，也无可非议，要追究的，应该是执政者的失职与无知。例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摸着石子过河，等等，都是导致目前严重两极分化的无知言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草根富翁当初的第一桶金，肯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让他们纠正或弥补。就重庆打黑来看，肯定这些富翁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在于我们怎么看怎么定性了。
很多大企业，都有专门的法律部门，来处理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法律问题或很多料想不到的经济甚至是刑事纠纷。一些界限模糊界说不清的事端，可以说大就大，说小就小，甚至可黑可白，重要的是要有法律依据，要有法律判断标准。举个极端的例子，那就是文强，这个人，原先周永康给他到北京有二个位置挑选，他没去，结果留在重庆就成为薄熙来企图上位的祭品。捧的时候可以有一百条理由，打倒时也可以有一百条理由，这是中共历来的处理方法。从刘少奇到文强，哪个不是这样？遑论民营企业家了？可以捧死你，也可以打死你，前者可以用廉价的宣传，后者可以动用似乎严肃无比的法律。为了造声势，先抓后定罪，先定罪，后收集材料，刑讯逼供，等等，这哪里是认真治国的样子，根本就是动机不纯，企图可疑，搅局乱政，折腾人民。今天，如果让辽宁、重庆的民众放胆评论，薄熙来是个什么人，经得起评说吗？全国的公安局局长呢？全国大大小小的官员呢？
重庆的唱红打黑，薄熙来的所作所为，可能将作为中国局部范围内的折腾而留存于世，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但这个政体很奇怪，如果不是王立军鱼死网破搏击，重庆人民现在大概还在走南闯北地唱红吧？
文章来源：《新世纪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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