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难友杨应森的死牢对话

【新唐人2012年2月23日讯】1964年春天,难友杨应森因“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我作为重大涉案人员,被送进死牢接受教育,俗称“陪场”。杨应森就义后,我在自己的心头用血用泪刻下一首诗:“蓉城狱西坠陨星,壮士飘然易水行;图匕虽未断秦命,却震中原动国魂。”

杨应森是右派,我也是右派。被打成右派之前,他是共军中尉、中共党员;我是党报记者、团委书记。成为“阶级敌人”后,我们同在四川省公安厅的劳改集中营“415”筑路支队服劳役,他和我都是越“改造”越“反动”的“花岗岩”。6年之后他被杀,我被判处重刑。

“中国马列主义者联盟右派反革命集团案”,是1962年全国数万起“反革命”案件中的一起,先后共抓捕200余人,被杀的除杨应森外,还有中共西南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周居正。“马盟”一案,中共枪杀了两名中共党员,判了三名死缓、四名无期、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多达20多人。这30多名案犯,都是清一色的右派分子,大部分是中共党员及团员,他们没有死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却死在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之中。此案至今仍未昭雪,死者的冤魂还在“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阴曹地狱里呻吟呐喊。

在“陪场”的47天里,我和杨应森在不足十平米的死牢里相依为命。他脚戴脚镣,手系背铐,不唉声不叹气,静静地等着那一天的到来。一天,他突然问我:“晓枫,我死了后,你有什么打算?”

我咬牙切齿回答说:“活下去,坚决活下去!与他们斗到底!”

“怎么活?怎么斗?”

“决不自杀!决不低头!杀尽那些整人害人的家伙,大不了像你一样吃颗子弹。”我望着他那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还有那张因长期饥饿而苍白浮肿的娃娃脸,激愤得有点歇斯底里。

“冤冤相报何时了,以卵击石不可为。”沉默良久,他转头向我:“晓枫,不自杀、不低头,是对的,但不能有吃子弹的打算啊!你年轻,又有写作才华,切不能盲动,做无谓的牺牲。中国政局会发生变化,决不是铁板一块,纵是铁板也会锈化。到了那一天,把你看到的、听到的写下来,留下一页页历史……”

我一怔,失望沮丧的心有点惊讶:“有那一天吗?”

“怎么没有?世上没有不死的人,也没有万岁的皇帝。五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换了多少个朝代和多少个帝王?不过都是你杀我,我杀你,都是以暴易暴的灾难,受罪的还是老百姓。我在想,一个国家,一个政权,能不能不通过非暴力的和平过渡,走上自由民主,像西方国家一样,几年选一次总统?我看不是没有可能,但得等……”

在这之前,我们不少劳教右派也曾私下探索过中国的未来,但碍于告密未敢深究,现在他和我同死牢里,还有什么话不能交流?一线光明从脑海中闪过,我像是捕捉到了什么,轻声问道:“你是说,老毛死后吧?”

他点点头:“你三十,他六十九了,尽管人们天天喊他万岁,他能活到万岁吗?我叫过,你叫过,那时叫他万岁时热血沸腾,浑身激动得发抖,眼里噙着泪花。以为他会给我们带来自由民主、幸福昌盛,谁知全是灾难。不过,历朝历代皇帝都坏,三宫六院、朕即天下,可他比哪个皇帝都坏、都狠、都毒。国民党的人杀,共产党的人他也杀,不仅整得你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连他的战友高岗、饶漱石也跑不掉,保驾的彭德怀、张闻天也是一样,接下来不知道他还要打倒哪个人?”

我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

死牢里面没有囚床,除墙角有个便桶外,就是扔在地上的两张草席,他和我一人一张。他从草席上站起来,拖着沉重的脚镣,慢慢地移动着脚步:“什么叫共产?共产就是为了抢夺别人的财产你斗我、我斗你,除了农民斗地主、工人斗资本家外,还有儿子斗父亲、老婆斗丈夫、学生斗师长,不斗就不叫共产党。毛泽东最坏的一招,就是用最美丽神圣的辞汇,把人们灵魂深处最丑恶野蛮的东西释放出来,比如出卖朋友叫分清敌我,落井下石叫划清界限,揭发亲人叫站稳立场,这一切都是让人放开手脚做坏事。”

杨应森说得入情入理,我听得有滋有味,死牢因此变成了课堂,老师与学生在探索社会发展与国家存亡的道理。他有理有据地分析说:“人性的共同特点是趋利避害,总想用最轻松的代价换取最大的利益。什么样的代价最容易付出?出卖自己的灵魂最轻松!共产党每搞一次争斗,每搞一个政治运动,总有人爬上去,总有人被打下来。爬上去的人少,打下的人多。爬上去的人当官掌权,打下来的人沦为底层贱民,甚至于挨斗入狱。还有,官位只有那么几个,争夺的人却有一大帮。人们为了抢到权位就拼命作恶害人,拼命造谣说谎。谁坏事做得多,谁的谎说得大,谁就能抢到最好的权位。有了权位就可以妻荣子贵、作威作福,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的治国之术。一块骨头有十条饿狗抢,相互之间只能死拼恶斗、瞎咬乱叫。中国早已成了群狗争食的国家,没人格,没尊严,寡廉鲜耻,苟活残存。尽管十多年来国家遭受到如此大灾大难,却没有人敢说真话,就是这块骨头在起作用。今后要想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就不要去抢骨头,各安本分,凭人格尊严生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晓枫啊!切忌抢骨头……”

也许是触动、是启迪,我回到两年前探索过的题目:中国的苦难何日是尽头?便直率问:“你和周居正是不是就为这个,才起来组织马列主义者联盟的?”

“马盟”对于我,一直是个谜。

记得我在外逃前的1961年,“415”劳教筑路支队在旺苍快活镇修筑广元至旺苍的“广旺”铁路,时值苏共召开21次代表大会,曾被共产国际开除的南斯拉夫总统铁托,重新回到“国际共运”的大家庭。南斯拉夫不叫共产党,叫“马列主义者联盟”。“联盟”的章程宽松,只要你承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就可以加入,不像中国共产党又是什么“工人阶级先锋队”,又是什么“献身无产阶级事业”。他们不搞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据说老百姓生活过得还不错。于是,我们中不少人主张中国走南斯拉夫道路,把共产党更名为“马列主义者联盟”。谁知几个月后,这些参加谈论的右派分子都成了“反革命分子”,一下子抓了几百人。在大逮捕前夕,我因偷米事件外逃西北,省公安厅视我为要犯,发出红色通缉令。1963年初我从陕西被捕押回成都,经过数十次审讯,无论诱、逼、胁,我只谈知道的事,决不出卖一个难友。虽然审讯员咬定这是个重大的“反革命集团”,某某是主席,某某是书记,某某是部长,还说他们都坦白交待了。我坚持回答说:“一概不知。”

杨应森告诉我:“不是什么组织,是大家在一起探索真理,研究学问,到底中国走苏联之路好,还是走南斯拉夫之路好?从报上发表的文章看,南斯拉夫的道路和平、理性,不杀同志,不斗人民。铁托不像史达林那样专横,给老百姓多少有点民主自由。周居正写了一个小册子叫‘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主张放弃暴力,停止阶级斗争,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改官员的任命为民选,解散人民公社,把土地还给农民,工厂实行工人自治,由工人选出自己的领袖管理工厂,根本没有推翻共产党的打算。”

他特别提醒我说:“晓枫,共产党是个强大无比的党,有军队,有警察,有监狱,拥有一切资源,又极其专横残暴。造反,杀你;反对,关你;不跟它走没有饭吃。你我都是从小跟着共产党走的人,参加过共产党的各次政治运动,深知道共产党的底细。过去说国民党宁可错杀一千,不肯放过一个;共产党却是宁肯错杀十万,不肯放过一个。老百姓杀怕了、吓怕了,哪个敢起来造反?再有,现在不是国民党时代,那个时代是私有制,厂矿、商店、银行都是私人开的,人们可以自由自主地找工作;而今整个国家都是共产党的,没有私人的企业,没有个人的空间,大家只有一条路:拥护共产党,跟着毛泽东走!不要说造反,就是农民在田边屋角种瓜瓜豆豆,也要被批判被斗争。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大家只能做狗,还得做咬人的狗,你不咬人别人就咬你。我和周居正,还有你,都是不愿意做咬人狗,结果被咬得遍体鳞伤……”

他的这些观点,在法庭上曾向法官表白过,想说服他们不要做坏事。法官们不但不听,气得大骂他坚持反革命立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他说:“杀我的人未必一定要杀我。他们为了要穿衣吃饭,养儿育女,不得已而为之啊!记得1950年剿匪,我杀过人,你也杀过人。当时我们为什么要去杀人?也还是为了挣表现,求上进,争权位。唉,我们都是杀人犯,自己给自己建造了铁屋子哟?!”

“铁屋子?”我重复着,不解,迷惑。

“对,铁屋子!就是这间铁屋子!中国人都住在铁屋子里,只不过大小不一样。你和我是住的小铁屋子,老百姓住的大铁屋子,整个中国是个更大的铁屋子。不过,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年代久远了铁屋子也会腐蚀锈化。何况毛泽东一直搞阶级斗争,今天整这一批,明天斗那一批,一次政治运动打击面都是百分之五,十次运动就是百分之五十,你算算,这些年搞了多少次政治运动,伤害了多少人?他一定死在你前面。毛泽东一死中国政局肯定发生变化……”

那时,我刚进入而立之年,心性躁动,一度想过拉支队伍与共产党干到底,要不然就当个刺客暗杀作恶的官员,或者做个江洋大盗逞一时之快。经过多次交流,多次探讨,杨应森的观点、想法、愿景,对我产生了重大影响,我开始冷静思考人生,耐心等待毛泽东死去,寄希望于中国政局变化。我放弃反抗的目的,正是中共专政当局要我“陪场”的目的,可称之为殊途同归。此时的杨应森,不仅是个即将走向刑场的死囚犯,同时也是一个向我布道的精神牧师,我是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接受他的精神洗礼的民主信徒:让共产党在时间的岁月里腐蚀锈化……

在他等候死神的时间里,有一天我突然问:“应森,你恨吗?”

躺在草席上的他,冷静得像古井之水:“恨谁?我谁也不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劫!要说恨,就恨这个造成灾难的共产主义极权专制。共产主义永远不会实现,它是马克思编造出的最大谎言。我相信受骗的人总有一天会觉醒。就像这间铁屋子总有一天会照进阳光,长出绿草,开出鲜花一样。”

在最后的日子里,杨应森告诉我:“世界上没有不变的东西,说不定哪天出个大力士,把铁屋子打开个洞,腐蚀锈化的时间就会加快。但是共产党残暴专横的本质难改,正如老虎要吃人一样。只要叫共产党就必然践踏人权,仇恨民主!我一生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参加了共产党。别人骗我,我骗别人,大家就这样骗下去。晓枫,今后决不能再做骗人的事了,在铁屋子有了洞的那天,就不要再做狗,再当工具了,一定要做人格独立的人!”

那天凌晨,杨应森被叫出死牢,负镣戴铐走上刑场,被杀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岷江河畔。时间是1964年4月19日上午11时,时年三十三岁……

此后,我一听见岷江咆哮,就好像听见他说话的声音:在铁屋子有了洞那天,大家就不能再做狗,再去当工具了,一定做人格独立的人!

文章来源:《黄花岗杂志》第三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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