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4月11日讯】重庆曾打着反腐旗号对当地商人施加压力。有关重庆的传言提醒我们，公共部门的腐败从未远离我们的视线。如果中国经济能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这一问题还可能不那么受关注。但过去实行的政策正渐渐失去效用。要想保持同等水平的GDP增速，需要越来越多的贷款和投资。中资银行再也不能在不引起储户反对的情况下，将低息贷款投向毫无用处的投资项目。如今，中国的主要出口市场表现乏力，中国的经常项目盈余也在收窄。随着中国庞大的储蓄盈余逐渐缩小，受到大肆称赞的中国决策者或许会发现，他们已经没有了其他选择。
另外就是企业的行政化、企业的非市场化。作为自由市场的一个企业，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但在重庆或者中国其它地方的企业，就会有一个压力被迫分担唱红的部分开支和大量工作日的浪费。这并不是国家财政预算全部包干的，一部分分担给了企业，或者是事业单位。另外还需要有大量的非自由经济作为担保，以确保大量的企业、事业单位、党政部门和学校等等，可以不计成本、不顾本职工作的参与大量的非生产性活动。
现在人们回顾，当时重庆主要领导人如果要在美国当州长，或者在台湾当一个县长、市长，都不可能发起这场“唱红”的运动。即使撇开红歌的政治因素，光是讲其社会运作和经济上的可行性，都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其它国家其它地区，没有这样一种机制存在，这个机制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不顾自然发展规律，不顾经济规律，集中人力、物力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去做一件大事情。在这个问题上，其做法和“大跃进”的机制一模一样，而且可以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绝对的世界第一，而且不是第一，是世界唯一。
重庆所谓“打黑”，主要指的是“黑打”。这个“黑打”包括的范围非常广，从街头社会治安，到民营企业的富豪被掠夺，再到以公安部门为重点的官员被大批的抓捕，甚至酷刑，它的范围非常广。从2009年7月份开始到2010年的5月，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之内，官方公布的打黑行动“抓捕涉黑、涉恶人员有4781人，将近5千人，14个团伙受到致命打击”；其中民营企业家就有很多被指控涉黑而被杀、被判刑、财产被没收。最重要的是，整个打黑运动是以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以司法的方式进行的。特征是从头到尾全然不顾法律，公安是先抓人后取证，非法拘押、强制失踪、酷刑逼供。
可以举几个很典型的案例来证明它的“黑打”是破坏法律的，像律师李庄，最荒唐的指控说是李庄用“眨眼睛”的方式暗示当事人做伪证；更荒唐的是这样的指控居然能够被法庭认可，因为这个而被定罪。关于酷刑的指控，则是以樊奇杭为典型。樊奇杭的律师朱明勇公布他的当事人樊奇杭被酷刑逼供的陈述，这在网上现在还有；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司法标准来说，显然是一起屈打成招的冤案。问题是这一起最终当事人被处死刑的冤案是在处死之前，全世界都知道这是一起冤案了。作为冤案的证据确凿，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强行判决执行的。另外还有一个典型案例就是李俊，亿万资产被侵吞，在李俊逃亡之后，当局一怒之下把他的家人亲属31人判刑。
这种形式的“黑打”，倒不一定是重庆的专利，其实墨索里尼当时在西西里就是这么干的。在大陆“正统”理论体系里，就有打土豪分田地的流寇思想；打土豪分田地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也不创造价值。唱红也不创造财富，它的财富来源是掠夺民营企业家的几千亿资产，拿出一小部分来“均贫富”，因此而博得一点掌声。因为反正也自己创造的财富，就跟土改的时候杀地主然后把土地分给农民一样的，是拿别人的合法财产来送人情。
但这不是制度上的保证。第一，这是一种有权力的人的恩赐，这种恩赐他随时可以收回的。所以在土地改革以后没有几年，中国的土地就合作化了，人民公社化了，而中国的农民几千年来第一次真正的失去了土地，这是导致今天遍布全国的失地农民进行的抗争，像乌崁抗争、钱云会被谋杀，它的本质都来源于土地问题，也就是说当局可以强制的把别人的土地给你，当然它也就可以强制的从你手里夺回去。这是一回事。第二，“杀富济贫”解决不了社会问题，相反杀富济贫的政权就是制造社会问题的总根源。当年革命的对象，他们的财富绝大多数是靠劳动、靠积累、靠合法途径所得；而去掠夺这些人的财富，无论是早期割据地区还是后来建政以后，除了部分高官以外，没有人从这个杀富济贫当中得到好处，或者通过这个致富的，相反，全国人民除少数高级官员外，都变成了赤贫。而今天中国的贫富差别远远超过了1949年以前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今天的巨富如果财产来历不明的话，那是由于很多就是来源于政策，来自政策下的权钱勾结和权钱交换，它的根源是权力，包括重庆在内。况且真正从权力得到的财富，要比民营企业家经营得到的财富多得多，然而重庆的打黑根本没有触及到这些人。所以打黑实际上是权力集团和它的家族对民营企业家的剥夺，尽管有可能民营企业家的相当多财产也是通过和权力的结合得到的。也就是说即使打黑当中真的触及到了一些黑，也丝毫没有解决重庆的社会问题，也根本解决不了中国的社会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唱红打黑”不但不创造财富，还消耗了大批包括人力在内的社会资源。它只有两种方法能够解决，一种方法就是宣传，所以重庆从“抓革命”以后，GDP的增长超过了全国的水平，红歌所到之处所向披靡，什么问题都能解决，包括精神病人一唱就好了。这种“抓革命”以后生产力就自然增长的作法，和文革时候的“莺歌燕舞”可有一比。
因为重庆的发展是吹出来的，难以为继，所以就到处借债。有人计算了，说重庆政府现在欠债5千亿人民币，重庆政府在事实上已经破产了。
当局的理论体系还有最大的特点，就是所谓的继承和发展。这个被中国人所熟悉的说法，其实纯属诡辩。如果现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现在大陆贫富差别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如果这种现象是合理的话，那么当年的革命就是不合理的。两个总有一个是对的，不可能两个都对。当局对自己的历史一直是所谓宜粗不宜细，就是对旧的不否定，要在旧的基础上加上新的，这个新的是不是对旧的否定，则不管，所谓对理论问题不争论。为什么不争论？最根本的因素就是合法性的问题。如果后面的理论需要对前面的理论进行彻底否定，立刻牵涉到统治的不合法性。这种对过去不否定，而把新的理论机械加上去的结果，是暂时的把矛盾给掩盖了，但是却形成了一个混乱的理论体系；这个混乱的理论体系就变成了重庆事件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在一个多元化的国家当然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为它没有一个指导思想，各种理论可以并存。但中国大陆不一样，有单一指导思想的、极端排它性的执政党，不容许其它任何理论和任何思想的生存。这种类型的政党若自己意识形态的混乱，因为它的排它性而社会上没有别的意识形态，就必然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混乱。
这个混乱又是执政合法性造成的，不能够通过选举来弥夺取政权的不合法性，把选票交给人民让人民来选。因此，意识形态的混乱，在目前框架下没有办法解决。比如如果王立军不出走美国领事馆，事情绝对发展不到今天这一步。没有这一步的话，要反思重庆还是有一定难度的。而王立军一出走事态就急转直下，再有权谋的人也没有了招数。但王立军出走美国领事馆却有其“必然性”，是权贵主义的本质不可避免的；而偶然性既有人为的因素，更有双方都没有能力也无法控制的因素在主导，所谓“天意不可违”。王立军在锦州就不是一个忠于法律的公安局长，而是一个残忍的人权侵犯者，重庆需要的不是忠于法律和忠于职守的人，“黑打”政策需要只听从一个人、可以藐视法律践踏法律的打手。重庆所发生的这个事件，它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都是权贵的本质在起决定作用。
这就像一只抓捕老虎尾巴的手，不能放开，放开了就被反噬。
当前，腐败问题在地方政府的广泛蔓延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一个威胁。不过，北京面临着更加紧迫的问题：中国宏观经济的失衡已是广为人知，而前段时间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则使这种失衡达到了极其严重的水平：房地产市场过于饱和，信贷体系似乎也变得越来越脆弱。最近，温家宝总理在南方视察期间明确表示，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必须打破。据报导，在广西、福建等地进行视察的温家宝明确表示，要打破目前的国有银行垄断局面，对中国陈旧的金融体系进行重大改革。报导说，温家宝对一批企业家说：“其实我这里坦率地讲，我们银行获得利润太容易了。为什么呢？就是少数几大银行处于垄断地位。我们现在所以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根本来讲，还是要打破垄断。”
对此，德国发展政策研究所的国经济问题专家费多丽博士指出，中国几大国有银行占据金融领域主导地位，但自身同时又缺乏完善的经营管理，这个问题其实是长期存在，也是众所周知的。之所以这一话题在最近一段时间又成为关注的焦点，主要是去年的民营企业信贷危机突出暴露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巨大问题。她指出，按照原本中国政府的设想，国家控制着国有银行，而国有银行主导整个金融行业，本来应该保证金融市场的稳定。但是没想到事与愿违，僵化的体制导致中小企业难以在国有银行那里得到融资，导致黑市出现，地下钱庄一时盛行，反而搞乱了整个金融市场，“在全球经济前景不乐观，欧美出口市场疲软的情况下，生存状况已经相当艰难的民营企业再得不到融资，自然是怨声载道。他们要求以合理的利率条件得到贷款，而不是地下钱庄的高利贷。而温家宝的表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出的。”
当然，费多丽博士也指出，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并非易事，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也绝对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务。一方面，“财大气粗”的国有银行肯定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现有的体制并没有禁止国有银行给中小企业贷款，但是相比之下，规模较大、声誉较高的企业更吸引他们。费多丽表示：“他们没有兴趣跟那些经营状况相对不透明、前景不明朗的小企业合作。我们可以看到，当关系到整体经济命运的大企业遇到危机时，地方或中央政府会想尽一切办法去挽救，为其注资，这种情况在我们德国也经常出现；而当中小企业面临困难时，政府就不会出手相救。”
要想摆脱这个逻辑，帮助中小企业走出借贷困境，需要艰难的改革和相应的构建。一方面，政府必须明确地发出信号，扶植民间金融机构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建立起有效的监控机制，毕竟为中小企业提供融资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也意味着较大的风险。中国经济专家费多丽认为，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一功能的建立和运行需要信任、信息透明以及对地方经济状况和企业经营状况的了解，这一切在中国还需要逐渐地生发、壮大。”
据中国媒体报导，温家宝强调，“中央已经统一思想”，要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温州试点的有些成功经验要在全国推广。但是中国党政最高领导层今年秋天面临权力交接，舆论也猜测，温家宝之所以在最近一段时间频频“袒露心声”，大谈改革，也是知道自己的任期即将结束。而费多丽认为，在秋季的换届之前，这一改革已经无法推进。她说，有关金融市场改革在中国内部也备受争议。在大陆官方即将进行权力交接之际，人们对于许多重要经济问题的政策、路线是否将发生改变也都议论纷纷。温家宝的表态代表了一种改革方向，但在高层内部肯定也存在与其意见相左的流派，认为这样的改革风险过高，不应该进行。
住房市场是一个尤其令人担心的领域。经过数年的过度建造，目前有数千万套住房空置。根据瑞银的数据，2011年时，房屋供应比需求高出了50%左右。这两年来，北京方面一直在采取行动打击住房市场中的投机行为。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1月份大陆70个大中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房价出现下跌。多数人认为，一旦政策松动，楼市将立刻反弹，但美国、西班牙及爱尔兰最近的经历表明，供过于求的楼市局面需要经过数年时间才能得到修正。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住房建设在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约为13%。
为政府所掌控的中国银行体系也陷入了麻烦。2009年时，为抵御衰退，银行按照上级要求，向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项目提供了数额庞大的贷款。这笔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没有得到合理利用，如今，银行又被要求推迟潜在不良贷款的偿还时间。地方政府无力偿还这些贷款，因为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土地销售——已经枯竭。过去，由于银行可以通过存款业务赚取不菲的利润率，由此抵消不良贷款带来的不利影响。存款的快速增长使得中资银行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坏账的发展速度。储户将钱存入银行，却不得不接受实际利率为负的现实，正是他们为银行提供了补贴。他们的选择十分有限，原因在于资本控制使他们无法将资金投向海外，他们没有其他地方投资。
然而，中国大陆对于存款的控制能力正在减弱。随着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不断深化，资本管控的作用也在降低。富裕的中国人（中国绝大部分存款都来自这一群体）正将资金移向海外。最近，中国外汇储备的降低以及香港市场上人民币存款的减少都表明，资本外流正在加剧。近年来的信贷增长有大部分都出现在中国的“影子”银行体系中，而非银行信贷资金的快速增长“实际上是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尽管银行贷款增速受到了限制，新型信贷工具还是令债务水平急剧膨胀。信托贷款为手头拮据的开发商提供了资金。影子银行体系中的贷款，其偿还期限往往较短。去年的某些时段中，银行的存款曾出现过下降。银行间贷款市场也处境艰难。所有迹象都表明，在房地产市场极度疲软的情况下，金融领域的脆弱性与日俱增。
2011年9月，这种脆弱性就暴露在世人眼前。当时，影子银行体系内部的一次信贷危机引发中国南部沿海城市温州出现了大量信贷违约。几个月过去了，这一事件已几乎被人遗忘。然而，最近出炉的大部分经济数据——无论是关于新屋开工数量、发电量、钢铁及水泥产量、汽车销量、资本货物进口还是航空货运——都显示出更大范围的经济疲软。
温家宝总理多次谈到，要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和不可持续”的问题。然而，中国经济的增长仍有赖于投资的不断增加。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占到了经济增长的90%。可问题在于，这笔投资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被浪费在用于彰显形象的基础设施项目上（例如造价昂贵的中国高铁网络），而未来的预期回报率却较低。温家宝或许会感到烦恼，但如果投资真的停止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眼下，北京也就好像是抓着一只老虎的尾巴，不敢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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