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5月8日讯】星期一（5月7日）在中共外交部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对于陈光诚提出的要求，彻查他遭受迫害的真相，当局是否已经在做，发言人洪磊的答非所问让人大跌眼镜，他说：“我想指出的是，上礼拜的有关事件反映出了美方对中国内政的干涉。现在应该做的是，美方以负责任的态度，汲取有关事件的教训，反思自己的政策和做法，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这类事件再次发生，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美关系的大局。”
本来调查迫害陈光诚的真相、惩办相关人员既是陈光诚向当局提出的要求，也是中共为了使陈光诚离开美国大使馆给出的承诺，也是当局官员在医院探视陈光诚时再次重复过的承诺。事隔几日有记者询问此事的进展原本是情理之中，就算这位发言人想虚以委蛇、敷衍了事，大可用“此事正在进行中，有进一步消息将通报”、或“暂时不予评论”之类的虚辞来搪塞，可这位发言人却话锋一转，训斥美国“干涉中国内政”，要美国“吸取教训”。这一通强硬声明有一个潜台词，本来调查事件原委是中美达成的协议，可是一转身就成了“中国内政”——要不要履行承诺全看它高不高兴，漫说监督履行承诺，甚至别人问也不能问，否则就成了“干涉内政”。
陈光诚在朝阳医院的遭遇印证了笔者在5月2日当天的一则电视新闻评论中的判断：如果媒体不能自由地接触陈光诚、他的友人也不能不受限制地探望他，对陈光诚来讲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关押而已。这几日的情况确实如此，而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媒体和友人不能自由地接触陈光诚，连美国大使馆的官员都被拦阻，而且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也不能自由进出医院。摆在眼前的事实和中方外交部发言人的接连强硬表态、官方喉舌媒体对美国的高调批判，无异于是给了美国政府一个巨大羞辱——奥巴马政府非常能够体谅中共当前的“苦衷”、而且给予诸多配合；而中共方面对于刚刚开始竞选连任造势，亟需外交成就以树立公众形象的奥巴马总统，却一点也不给面子，即不体会苦衷、也完全不配合。从上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与中共当局已经互动了三十多年，其间也不乏经历了“中共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馆事件”、“中美撞机事件”等诸多危机时刻，但迄今西方政府对中共仍然有几点一厢情愿式的严重误判。
误判一：通过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国大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之一，中共当局随着对国际事务参与的增多，会接受国际规则，成为“负责任”的一员。
就在北京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进行期间，中共的国访部长梁光烈就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美方还向其开放了一些敏感的军事设施以供参观，以彰显美方不以中方为敌的诚意，增进军事“互信”。美国政府先在陈光诚事件上给中共面子；又开放军事基地给对方参观，这一系列动作都表明本届美国政府希望用开放式的互动向中共施加积极影响，使其自愿接纳现有的国际秩序，成为分享责任、维护世界秩序的一员。
这种误判在于并不理解共产党的基本世界观，不理解其看待世界的方式。共产党由于奉行唯物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它眼中这个世界是一个丛林，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好比丛林中的野兽为了领地和生存资源展开竞争，最终需要肌肉和爪牙来决出胜负，当然过程中也需要玩弄些智谋和狡黠。一切国际条约和协议不过是竞争过程中的权宜之计，它并无道义上的义务来遵守承诺，只要它认为现实条件许可，随时都可以撕毁。
共产党有一条基本信念，它认为只要它能达成最终目标，任何解释，不管如何荒谬、如何强辞夺理，最后也都会被接受。也就是说，它从来不认为毁弃承诺、背盟是一件多么可耻的事。只要它最后能成功，它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来书写历史、按自己的需要去解释事件过程，即使是毁盟背誓，最终也可以被理解、被体谅，甚至被人们接受为合理的、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而必须做的。这种事它过去是这么做的，也成功了多次，这是共产党的又一个基本性格。
而西方民主国家看待世界的方式与此不同，他们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社区”关系（因此“国际社会”在英文中写作“international community”）。严格地讲是一种“家族社区关系”，因为北美、欧洲、大洋洲的诸多国家都有民族血缘上的联系。国与国之间好比是大家族社区成员之间的关系，彼此之间既有利益上的联系，也有文化、价值观、血缘和情感上的联系。社区成员之间的矛盾最终需要伦理和规范来解决，也就是建立国际规则、并且树立权威来贯彻规则来解决。用一句简单地话讲，民主国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关系的延伸，国际关际本质上就是人际关系。人际关系要靠伦理、法律来协调，因此国际关系也要靠国际规则和国际法来协调。而共产政权则恰恰相反，它认为国际关系是野兽与野兽之间的关系，而野兽间遵行的是另一套法则。在有智商的野兽眼里，规则和法律是哄人的把戏，只有傻瓜才愿意相信。
误判二：开放与示好的行动能换取共产政权的跟进，当共产党感受到自己被国际社会所接纳，而不是被孤立和敌对时，也会以同样的行动回报国际社会。
在这一点上一直保持清醒头脑的是里根总统，他在与苏联打交道的过程中非常明白，共产党政权有时示强、有时示弱，不管它的说辞和面貌怎样变化，它都没有任何道义和理念上的考虑，它唯一判断的准则就是对方的实力与决心。共产党政权在行动前，从来不考虑对方“诚意”有多大，只看对方的意志有多坚决。认为怀柔与温情能使共产党投桃报李的想法确实可以用“幼稚”二字来形容。笔者自己有个说法，听起来像骂人，但自认为确实是反映了实际——共产党把自己当成动物界的一员，因为不把自己当人看，所以它也认为全世界都不是人。
也就是说共产党只有“强者支配”的逻辑，它从不相信世界上有正义、公正一类的东西存在。简单讲，所谓规则就是讲理，你即使比别人肌肉发达也讲理。而这在共产党眼中就是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我比你肌肉发达还和你讲理，我傻了吗？所以它从不相信国际规则中存在着正义和公平这回事，在现有的国际秩序中它也不会觉得安全。它唯一追寻的就是力量，对国内支配全体人民，在国际上谋求支配别的国家，只有它感到自己能够支配整个世界的时候，它才会觉得安全。这是共产党政权的又基本一性格，过去一直如此，未来也将如此。
你只有面对具备精神素养的人才能解释何为法律、何为伦理，为何在这些规则之中个人是安全的。你无法对一头动物解释，像法律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何以居然能保障它的安全。野兽都是唯物主义的忠诚实践者，它认为这世界是靠暴力来维持的，自然的法则就是暴力的法则，它也固执地认为所有生物也都是从心底里这样认为的。如果你和它讲伦理、法律之种精神层面的“玄虚”的东西，它会认为要么你是傻瓜、要么你带有不可告人的目地。
误判三：坚持人权理念，同跟中国（大陆）发展经济关系是矛盾的。如果坚持在人权上批判中共，会在经济上遭到中共的报复。
这个顾虑对西方政府来说普遍存在。民主制度和其他任何世间的事物一样，不会完美无缺。其中最主要的缺陷之一就是，由于有竞选换届的压力，政治人物总是关注于眼下的迫切议题，而忽略了对国家和民族有长远利益的事。也就是说对一位政治人物来讲，他可能会想：我坚持了人权的理念固然赢得了好名声，但是如果我不能尽快恢复经济的景气、把失业率降下去，选民们仍然不会投我的票。所以与中国（中共）发展经济关系还是更实在一些；人权议题尽管事关立国的根本，至少等我连任以后才说吧！
之所以说这种想法是误判，是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并没有真实存在过。中共总是批 评西方把经济和人权等政治议题联系在一起；西方的政治人物也担心中共会以同样的手段来报复。事实上，共产党在这个问题上倒是不折不扣地说了句“实话”，它的官员在做重大的经济决策时倒真是不在乎对方的人权立场有多强。加拿大和德国在西方国家中相对来讲，是抨击中共人权劣迹调门儿比较高的，但相反这两个国家并没有因此在经济方面受到损失。以加拿大为例：不管哈珀总理是否在人权上批评中共，中国都需要加拿大的石油——中东时局的不稳使北京对原油供给的稳定性产生忧虑；俄罗斯也是一个蛮横的主，有诸多不放心之处，说要翻脸、撕毁合同也是完全有可能发生的事。加拿大作为一个法制国家，显然会遵守合同，而且政治环境稳定，适合做一个长期的经济合作伙伴。因此，即使哈珀总理把人权的调门儿再提高20个分贝，北京也照样不误，会把从加拿大进口石油的合同送到哈珀总理的办公桌上来。
中共的官员做经济决策时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何在，不管《环球时报》怎样反美，中共的大部分对外投资（还不包括贪官转移财产）都是流往西方国家。因为他们知道，在民主和法制环境中，他们的投资最安全、最有保障、对自己最有利。要是投资给北朝鲜，哪天金正恩见财起意，随便找个理由把所有中资企业宣布没收，也不过是一夕之间的事。还是法制国家最安全哪！试问，中共的巨量外汇存底绝大部分以何种形式存在？就是美元资产嘛。早在2011年，美联储的消息是中方购买了超过55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而法新社则说中国央行购买了1.3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请问，中共总是袒护叙利亚的阿萨德政权，为何不为朋友两胁插刀，去买叙利亚的国债？和俄罗斯的关系这么好，为何不买俄罗斯的国债？美国政府在和中共打交道时将人权调门儿提高一点，难道中共就会改变它经济决策的方向了？显然不会的。
当年里根总统在和苏联领导人会谈时，总是会先准备一份要求释放的政治犯名单。面对里根总统对苏联人权的猛烈抨击，苏联的将军们在《真理报》上写文章，威胁要打核战争来恐吓美国民众，通过在民众中制造恐惧向美国政府传递压力，企图迫使美国政府软化态度。今天中共顶多利用一些订单和投资机会来要胁美国的商界，奥巴马总统再不济，今天所面临的环境也比里根总统要宽松得多、安全得多。美国政府实在是更有理由坚持人权外交的理念、实践国家的承诺、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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