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7月2日讯】获知李旺阳“被自杀”，我泪眼矇眬。人类舍生取义的历史，在我们湖南那块灼热的土地一再上演。百年前谭嗣同毅然走上断头台，百年后久经摧残的李旺阳，被一根白丝带系于窗上。谭嗣同十八岁时，曾写下这样血性而刚烈的诗句：“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
这两位湖南老乡都成为不朽的殉道士。在西方诗歌里，有一种美被称为“毁灭之美”。毁灭何以产生美？其美在于人对真实信念的执拗的坚守。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千回百折，但义人们追求的基本价值却是亘古不变的，例如自由、正义和真善美。
世界为李旺阳的命运而震惊，网上中国人纷纷悼念和抗议，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为李旺阳伸张正义。就像一道惨白而强烈的光束，李旺阳之死投向当今中国的重重黑暗，使黑暗显露出丑陋而残忍的原形。
我和李旺阳同时在邵阳判刑
我和李旺阳不但是邵阳老乡，而且是在同一时期被判刑入狱的政治犯。一九八九年六月九日，李旺阳因组织“邵阳市工自联”并担任主席而被捕。六月十四日，我因为发表谴责李鹏政府镇压学生的演讲而被收审。
记得那年的一个秋日，我在邵阳看守所的女牢里，看守所范所长在铁窗顶上喊我，说：“莫莉花，今天工自联的李旺阳被判十三年刑期，你的影响比他大，可能会判刑更重。”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李旺阳的名字。
后来听我家先生傅正明说，李旺阳是在一九八九年十月开庭判刑的，那天他前去法庭旁听。法庭设在一个工厂的礼堂里，虽然是公开审判，但旁听的人寥寥无几。傅正明坚持听完了审判，告诉我：李旺阳在其“最后陈述”里，仍然坚持谴责邓小平镇压学生运动的暴行，是一条硬汉子！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我的“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在邵阳市委大礼堂开庭。在此之前，中共法院曾警告过我，如果我利用公开说话的机会继续宣传学潮中的观点，将被从严治罪。我的律师转告我，说家中亲人为此非常担忧。想到年迈的双亲和年幼的孩子，我不得不讲究策略。后来我采取的法庭辩护对策是：回避六四屠杀的问题，只从法律角度为自己做无罪辩。
我的案子开庭的那天，市委大礼堂座无虚席。上千市民和大专学生忍受着寒冷和饥饿，陪伴我受审。他们屏息静听我的自我辩护，不断爆发出鼓励我的掌声。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法庭只好把我的刑期压至原内定范围的最低，即有期徒刑三年。
事隔二十三年再来回忆这段旧事，我已经没有了法庭抗辩成功的自豪感，而只有深深的愧疚。我的刑期只有李旺阳刑期的零头那么多，是因为我不像他那样勇敢，不像他那样在法庭上坚持说出“六四”真相。同时，身为高校教师，我的遭遇在邵阳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关注，我受到的惩治因此远比一般工人市民为轻。当时，很少有人去关注一个被判重刑的普通工人。
根据多年的观察，我可以说，在八九民运中，最勇敢的是像李旺阳一类的平民和工人，最不争气的是不少知识分子。这些入狱的知识分子都低头认罪，有的甚至上电视作伪证，证明自己没看见天安门死人，以此求得当局的宽恕。包括我本人在内的知识分子政治犯，大多都没有遭受过酷刑。而李旺阳，却承受了我们不能设想的最严酷的刑罚。
一九九三年我出狱后流亡香港，开始在一家餐馆打工洗盘子。当时我们几个朋友私人凑了一笔钱，捐给仍在狱中的李旺阳。我把钱寄给一个朋友，让朋友的朋友转到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那里。然而，好心帮忙的朋友却因此受到当局的追究。后来我几次找同是邵阳老乡的卢四清商量，怎样才能给李旺阳送点治病的钱。卢四清觉得这事很困难，他说：“茉莉，现在邵阳国安部监视得非常厉害，你找谁帮忙送钱，就害了谁。”那是一个救助无门的世道。
精神圣徒捍卫真实和尊严
由于我们的无能，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关注，中共当局在长期迫害李旺阳时毫无顾忌。“六四”过去的二十三年里，李旺阳竟然有二十一年在狱中。第一次入狱时，他还是一个健康的中年男子；第二次入狱时，他已经成了被人抬进监狱的残疾人了，最后成为一位疾病缠身、双目失明、双耳失聪的残疾老人。人生境遇惨痛如此，夫复何言！
为什么李旺阳要承受这样的磨难？这是因为，他的心中有着某种不可摧毁之物，即对于自由和尊严的信念。他真正实践了哈维尔的理想：“生活在真实中”。“我今天受迫害，不过是我骨子里流的热血要比你多一些而已。”李旺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命运。
最初，李旺阳和我一样，都曾事先获知“六四”后将要抓人的消息，当时我们都拒绝逃走。李旺阳的理由是：如果逃跑，就对不起邵阳工人。但我在出狱后，因一个采访事件陷入危险境地，由于不愿再次入狱，我选择了逃亡海外之途，而后在瑞典一直过着自由和安宁的生活。
李旺阳本来也有机会逃避更多的厄运。中共当局曾多次要求李旺阳写悔过书，承诺只要认罪就放他出狱给他自由，但李旺阳写出来的却是批判中共的檄文。由于骨子里流淌的热血和信念，这位工人兄弟宁愿把牢底坐穿，也绝不向中共当局示弱妥协。
据他的狱中好友张善光先生说，李旺阳是读过不少书的，他知道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散文诗《门槛》，知道渴望光明、自由和尊严的人们将要面临的种种凶险：寒冷、饥饿、憎恨、嘲笑、轻视、侮辱、监狱、疾病，甚至死亡，还有跟人们的疏远，完全的孤独。
尊严是人的本性之一。人的这种本性，可以让所有的极权制度都失效，因为拥有尊严感的人不甘匍匐在极权的脚下。因此，极权主义千方百计要摧毁人的尊严。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这一著作里，揭露极权主义的暴力以“三步程序”消灭真正意义上的人：第一步是“杀法权之人”，即剥夺人的基本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第二步是“杀道德之人”，摧毁人们良心的抵抗；第三步是杀绝人的个性思想和创造性，把人变得像行尸走肉。
为抵抗如此残酷的专制暴力，李旺阳丧失了一切：视力、听力、健康和本应有的家庭。在他去世前，香港记者采访他，只能在他的手上或大腿上写字。但是，当中国人在邪恶面前丧失抵御的意志、普遍变得麻木不仁之时，李旺阳维护了人类最有价值的东西──尊严。
白居易曾有诗云：“至宝有本性，精刚无与俦。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作为一位充满尊严的精神圣徒，李旺阳将长存于我们心中。
坚持公开言说“六四”至死不渝
对自己的人生，李旺阳曾有一个平凡而美丽的梦想：出狱后卖掉自家的老屋，拿这笔钱开一家餐馆，做有品牌的大饭店，前有停车场后有草坪。朋友们来了，就在草地上品茶、喝酒、聊天、晒太阳，不亦乐乎。这些梦想，是他与好友在狱中医院住院时谈到的。
然而，李旺阳没法摆脱厄运去追求他的美丽梦想，因为他自始至终都在言说“六四”。一九八九年李旺阳到北京受到学潮感染，在军队戒严后他组织工人声援学生，在“六四”镇压后他发动游行示威，在公审法庭上他仍然言说“六四”。直到临死之前，一身残疾、不能独自行走的他还在医院里接受香港记者采访谈“六四”。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六四”尚存于他们的记忆之中，他们也在私下里谈论“六四”。但是，公开言说与私下谈论是很不相同的。公开言说是行使言论自由的权利，是对禁锢言论的权力的挑战。尤其是在人们对某个公众事件集体保持沉默的时候，公开言说意味着承担责任，意味着刺破权势者刻意隐瞒的真相，因此需要更大的勇气。
米奇尼克曾高度评价公开言说的意义：“词语有他们自身的力量；正是词语创造了一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于“六四”屠杀，言说本身就是行动，因为言说可以呼唤人们的正义感，足够的言说可以形成一个推进社会进步的话语场，促使人们思考并解决问题。
正因为言词有如此力量，所以中共当局要以严厉的手段惩罚公开言说者。不肯放弃言说“六四”的李旺阳，在狱中曾有二十多次被关小号，那种又黑又臭的囚室被称为“棺材仓”。他遭受的酷刑多种多样：手铐铐进骨头、牙齿被撬光，还有电棍和毒打。
当一百个享受优渥生活的中国御用文人抄写毛泽东延安讲话，因其道德上的虚伪怯懦成为专制制度的共谋者，当嘲笑英雄的犬儒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通病之时，我们悼念因精神高贵而遭受苦难的勇士李旺阳。对李旺阳的命运心怀愧疚的我们，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像李旺阳那样，继续不懈地公开言说“六四”。
写到这里，我想起广州维权的朋友在河边放二十三艘点上蜡烛的纸船，悼念在“六四”后遭受了二十三年厄运的李旺阳。那里烛光点点如星星闪耀，本不信神的我默念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的经文：“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文章来源：《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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