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2年11月3日讯】获奖感言中莫言称，是他作品中的“文学素质”打动了评奖委员会[1]。事实上对他获奖争论的焦点也正在于此，他能驯服地作国家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如2009年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他可以参与抄写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都是“素质”使然，人文的素质。人们所争论的、所关心的、甚至所忧心的，说到底是莫言及其作品所呈现的文学修养与人文素质，是莫言的获奖与官方的炒作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灾难性影响。
关于莫言的争论，意见无非“是”与“否”。批评者针对颁奖者、获奖者及其作品，直陈其批评的意见。肯定一方的表达方式比较不同，他们常常是避开莫言而针对批评意见或批评或辩解，颇有顾左右而言其它的味道。
借这“是与否”的提问构架，本文试着以事实、以文本为根据观察，一孔之见虽可能尺有所短，但至少可以牵绊住那不断升温的热捧，不使离题太远。
诺贝尔文学奖有没有政治意义？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中国官方色彩的作家莫言，它的政治性不可避免地又成话题。作为世界级的人文大奖，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意义不言而喻。惟其是文学的才也是政治的，尤其因为它涉及到自由——创作的自由、表达的自由，特别当它与政治压迫与文艺审查相遇之时；那种共产党的文艺专制，莫言选抄的那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最为传神，“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态度问题。歌颂呢，还是暴露呢？” 一边是官方举国动员欢庆莫言、哄抬莫言、维护莫言，一边是拘禁“态度不正确”的行为艺术家邝老五与追魂、课罚与禁足艾未未。瑞典文学院的回避、莫言亦此亦彼的表态、中国官方的撇清，都覆盖不住这一届诺贝尔文学奖喧嚣的政治分贝；尤其是中国官方大张旗鼓的造势，那不最是政治的明证吗？
中国官媒一反常态地高调谈起纯文学。瑞典文学院曾经颁奖给俄国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奖励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的俄罗斯叙事文学领域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给索尔仁尼琴表彰他“在发扬俄罗斯文学的宝贵传统方面所显示的美学力量”，《日瓦格医生》与《第一圈》、《癌病房》都是世界文学中不朽的传世之作，瑞典文学院颁奖的文学动机昭然于世。可是苏联政府不领情这个文学大奖对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崇高的礼敬，因为自由创作的俄罗斯文学不符合苏维埃党国的利益，作家们踩爆了党国意识形态的地雷。只要遭遇到文化专制，诺贝尔文学奖就避不开政治，无论它是褒奖自由创作还是俯就官方文学。
诺贝尔文学奖无法回避政治，即使是看起来最“纯”文学的选择。这是一个事实问题、不是一个争论问题。
莫言有没有官方色彩？
答案是肯定的，除非闭眼不看事实。彼时对高行健的冷遇，此刻对莫言的热捧，官媒也不避闪。可“官方作家”的字眼一时间不受用了，成了官媒热捧避之唯恐不及、生怕溅到莫言身上的脏水。对此，莫言自己倒没有太多的不适，明白表示不准备改变这种状态。
官方作家莫言是党领导下的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官方犹抱琵琶半遮面地说他是票选的，可票是党给的。莫言不用出格的自由创作打搅党国，官方就不找他的麻烦，不管他写什么。他可以写亵渎的《红蝗》[2]，官方文艺批评赠以“大胆、先锋、前卫”的文学桂冠。艾未未《一虎八奶图》的裸体艺术就被政府定性为“传播淫秽”、要立案调查。官家的可以“放火”，非官家的不能“点灯”。只要在热捧莫言的官媒上不能一视同仁地有“唱衰”莫言意见的一席之地，莫言之为官方作家就用不着争议。
没有诺贝尔文学奖的时候，莫言有官方的栽培；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莫言就更离不开官方了。获奖与否确有很大偶然，在莫言获奖的“偶然”中，运作占多少成分、官方用了多大力量，三方心知肚明，不知也不得知详情的只有看官。获奖后即使想要脱离官方莫言也做不到，这一份诺贝尔奖不尽全属于莫言个人，对于官方他有必须履行的义务，况且这还意味着继续的收获以致暴富。既然一直与官方保持一致，为什么要改变呢。莫言明确表态，说是“因为共产主义仍是一个美好的理想”，所以“还是继续留在党内比较好”[3]；“美好的理想”很魔幻，留在党内很现实。西人也清楚，批评当局这不是莫言的营生[4]。新华社报导莫言新书上市，引人注目的是作者自序，说这是“‘将自己当罪人写’的实践”，表示“今后必须向彻底的方向努力，对自己下狠手，不仅仅是忏悔，而是剖析，用放大镜盯着自己写”。践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于知识分子的“自我批评”，与官方路线保持一致，莫言可谓出神入化。戏剧集题名《我们的荆轲》，书中荆轲刺秦王不是舍生取义，而是要一举成名。亵渎历史以为“救赎”自己，已成大陆许多文学创作的常规，早不用信誓旦旦了。官方作家莫言与官方从幕后转到前台，他们之间的和谐观众大可直观了。
瑞典文学院有判断汉语文学的权威吗？
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时，德国外长威斯特韦勒正出访中国，盛赞这再次证明了中国之为一个伟大的文学民族。政治家对社会效应的作用最敏感，惟其如此，他的感言才让人悲哀，一个“伟大”民族的文学这么容易忽悠。
官方欢庆“第一位中国籍”作家获得西方的承认，官媒陶醉于诺贝尔文学奖证明了莫言的文学成就。南方周末津津乐道评奖的瑞典文学院“才智卓绝”的饱学之士，似乎抓住了确认莫言文学价值不可侵犯的证明[5]。这些西人有能力判断中国文学，准确地说中文文学吗？他们精通英、法、德多门西语，也有西方文学的修养。但是，他们不懂中文—且不说他们更乏对中国文学的体悟、对中国历史的了解，如何能够判断这种文字的作品？于是只能求其次，通过翻译；这当然不是可以拿来吹嘘的严肃的学术标准。十八位评选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文学院院士中，懂中文的仅马悦然教授一人，他自然不能包办评奖委员会的中国文学知识水准。
听说莫言获奖得利于葛浩文卓越的英译。而葛的译文，据德国汉学家顾彬[6]，是以“一种非常巧妙的”方式翻译：“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译”，而是 “整体”地翻译；他“对作者的弱点知道得一清二楚”，“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后翻成英文”，自然英译比原始的中文好；葛“多年来一直这样做，因而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莫言的作品也有瑞典文本，也许对评委更方便。这也可不论，问题不在这里，关键是评审者不具备中文以及中国文学的知识以判断西文翻译的品质。
斯德哥尔摩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审者缺乏评判中文作品以及确认他们判断的必要的知识与手段。
介入诺贝尔文学奖评定的因素太多。单只是文字例如翻译，并非只是文本的转换，尤其是对不了解作品原文的评审者而言。并且对于原文以外的世界，译文几乎是一种再创作，译文的被接受程度与译者直接与间接的利益相关。葛浩文“优美”的英译不仅令其“在翻译市场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还会对原文作者及其作品以及对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评审发生影响。这是一张彼此联系利益相关的网。与此相比，物理、化学、医学的科学奖评定则远为单纯。科学成就有客观标准可以衡量，就是这个客观的、科学的标准，大大地屏蔽了非学术因素可能的介入与影响。
若说诺贝尔文学奖是瑞典文学院自家的事，也罢；那么它也不成为文学品质的圭臬、进攻的尚方宝剑和自卫的挡箭牌，尤其是对于他们并不掌握的中文文字的文学作品。莫言说他的作品是中国的，传统的、乡土的；瑞典文学院在翻译中看到的，是“魔幻现实主义”、是“福克纳、狄更斯和拉伯雷的混合”。当然，他们也不可能有别的视角。人只看见他所能看到的，非要断言自己所不能的，当然要出笑话。
马悦然院士拿着瑞典文学院一个秘书的话说事，称“世界文学是翻译，没有翻译就没有世界文学”[7]。对于瑞典文学院尤其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审，这话大约不错，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可古往今来民族的文学、世界的文学，显然不是因诺贝尔文学奖而产生、也不因没有翻译就不曾存在。这种议论不就是唯我主义吗，一种西方中心的唯我主义？世上总有己所不知，但不是己所不知即为乌有。世界文学不等同于文学翻译，更不能约减为西文翻译，这是常识。
诺贝尔文学奖之后马悦然先生毫不避嫌地赶到北京凑热闹，就更进退失据了，甚至还扬言“莫言对中国现实的批判，没有一个中国当代小说家比得上”[8]，“莫言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完美，到了一个字都不需要改的地步”[9]。这位瑞典老人，莫不是心智退化，莫不是名利熏心？！为莫言的官方色彩遮掩、为自己的评审质量辩护也就罢了，一个学者作这种不留余地的吹捧，真的不知道脸红吗？！
莫言的“文学素质”？！
标题避开选择疑问句“好还是糟？”，因为这种判断不能没有个人的好恶于其间，而那是难断对错而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但是白纸黑字，莫言的作品无法掩饰自己。
什么主义、什么手法、什么师承，对于写作者可能有意义，对于批评家至关重要，对于读者则可有可无。读者看作品，不关心那些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离题万里的诠释。手中正好有莫言一本书，碰巧又是《檀香刑》，算得上是他重要而有代表性的作品。几年前翻了几页放在一边就再也没碰过，人没有那么多时间闲掷，不要说还得受罪！美国有报纸看莫言的作品“粗俗下流”，以我对莫言这本“力作”的阅读经验，这话不为过分。他别的作品不说，至少这本书是垃圾、而且是应予立即清除的垃圾。
莫言要是真能莫言，对汉语、对汉语文学未尝不是幸事。
这一次硬着头皮又打开莫言的《檀香刑》，硬着头皮进入他的语言，粗是不必说了，而且劣。荒诞也罢、魔幻也罢，传统也罢、乡土也罢，至少得吆喝什么像什么；就像京剧里丫头和小姐的道白，不说用字不一，腔调也各异；一举手、一投足、一招一式都在塑造一个角色。要成为文学作品，角色语言至少要清晰一致。《檀香刑》语言上最显着的就是杂滥、不合情理的杂滥。
例如第四章中有袁世凯与刽子手赵甲的对话。
赵甲：“小民听李大总管说，是袁大人在太后面前说了小人的好话。”
袁大人“咱们俩真是有缘分哪！”
……
赵甲：“不知大人要小的干什么活儿？”
袁大人：“你他娘的一个刽子手还会干什么活儿？”
赵甲：“不瞒大人说，小的在天津执刑之后，手腕子就得了病，已经拿不动刀子了。”
袁大人：“连龙椅都拿得动，怎么就拿不动把刀子呢？莫不是太后召见了一次，你真的就立地成了佛？”
赵甲：“大人，小的不敢，小的是猪狗一样的东西，永远也成不了佛。”
袁大人：“你要能成了佛，连乌龟王八蛋也就成了佛。”（页106-7）
对话中两个角色一种风格，隐去人物标示只读引号内对话，分辨不出孰为“大人”孰为“畜生”，莫言令朝廷重臣袁大人比“畜生”赵甲更村。莫言以民俗语言自诩，但“一样的东西”这种书面语言缀在“猪狗”之后既不相合更不民俗，而“永远”这种双音节词也非传统的民间语言，“已经”一词与此类似。放着语义确定、形象鲜明、通古今、共雅俗现成的“行刑”一词不用，却安一个不古不今不通的“执刑”一词在这里。
莫言“力作”中比这更甚的不伦不类俯拾皆是。
例如女主角眉娘自述，“俺跟着钱大老爷睡了几年，接受了很多的文化熏陶” （页33），“跟了钱大老爷这几年，俺的见识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 （页39）。让“接受文化熏陶”、“有了很大进步”这种社会上半瓶醋的流行语从百年前那个乡间泼浪的眉娘嘴里吐出，或者是作者无能感觉他的人物因此显见的尴尬，或者是他自以为得计的哗众取宠。
又如刽子手赵甲自言，“但你爹我砍下的戴红顶子的脑袋，能装满两箩筐！你爹我砍下的那些名门贵族的脑袋，也足能装满两箩筐！”（页39），“我们按照预先设计好了的程序，让这个过程拖延了很长很长”（页57）。一个流行语“名门贵族”先就坏了与“戴红顶子”文字上与语音上的对仗；安放在上下文中也莫名其妙，赵甲是刽子手行刑不是暴徒滥杀。作者使用语言怎么会这么蹩脚，这么不得其所？作者让赵甲跨越百年“按照预先设计好了的程序”行刑，语言上对自己作品的人物却没有设计。
再如高密县长钱大人。他对太太描述赵甲，“但他不是老太爷，更不是员外郎，他是京城刑部大堂里的首席刽子手，是大清朝的第一快刀、砍人头的高手，是精通历代酷刑、并且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的专家。”（页5）把毛泽东《实践论》里的政治宣传词汇回放到百年前的叙事，作者虽创作激情有余，无奈语言感觉不足，文化知识欠缺。
莫言还让他的县长大人自述，“余没醉，余多么想醉，但酒只能醉余的肉体，醉不了余的灵魂 ”（页101），语言上一个不雅不俗、不适不当的杂烩。莫言自诩《檀香刑》是音响的文学，是要朗读的；可前头一个单字“没”，后头跟一个双音节的“多么”，读起来有多拗口。明摆着“醉身，醉不了心”的意思，作者一定要用 “身体”和“灵魂”。他是否知道，近百年前，汉语双音节词“身体”还是“身”与“体”双意并重，而“灵魂”则指人死后的精神，是用于死人的。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小说中县长钱大人这段话，“余等这些为臣的，宵衣旰食，勤谨办事，但要一睹龙颜，也如同石破惊天。可一个猪狗不如的东西，竟然得到了你们的隆重召见”（页102），居然用“石破惊天”表达龙颜难得一见的意思。写作二十年的资深作家下笔还出这样的病句，倘若有耻必要无地自容了。这当然是基础文化水平的问题，但更是学习能力的问题，古往今来自学成才的作家不可胜数，但总要学才能成才吧。这种一二三的笑话不是孤例，例如莫言让袁世凯称赞高密县长有文采，说他“写出来的家信也是议论风发，字正腔圆哪”（页109）。“议论”可以风发，书信可以有声，莫言信口开河，令袁大人学识浅陋。
民间三月三，莫言让高密县太爷钱大人拱手作揖，向春游的民众问好：“父老们，子民们，节日好！”（页28）简直跟县委书记在社员大会上一样。莫言的贫乏不仅在语言文字上，还在想像力上、在知识框架上。例如行刑时刽子手以鸡血涂面，莫言让赵甲说是 “为了跟祖师爷保持一致”。祖师爷是神灵不是党的领导，“保持一致”找错了地方。“乡土”作家莫言乡土文化的功夫远不如他的党文化修养深厚。
至此所及并不超出学校语文教育的基本要求：文理通顺。文理通顺尚且做不到，怎么谈到文学，文学毕竟是文字的艺术。莫言曾在香港放言，说他一写小说就“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这倒是给了理解其人其作的一把钥匙。有了这种胆，才敢把那些浅薄、无聊、粗俗、龌龊不假思索、毫无顾忌地泄出来，见诸粗劣的文字，随即自我包装为“夸张”、“流畅”而“华丽”的叙事[10]。正是这种集贼色狗胆于一炉的夸张的低俗迎合了当今大众化速食刺激的需要，被哄抬得大红大紫。这种胆量不仅是莫言主观的写作状态，而且客观上得到社会的认可。从《红高粱》在柏林电影节获奖，莫言认准了他走向成功的“风格”：洋与土、流俗与粗野的混合，或杂乱的共存、或冲突的对立，形成夸张和刺激的效果满足社会的需要，《檀香刑》是为一例。莫言原本高产，借诺贝尔文学奖鼓胆就更加势不可挡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官方宠儿莫言，树立他为社会的榜样，对于中文语言和文学是一场灾难。
在网上又读了莫言《檀香刑》之前的作品，《红高粱》、《丰乳肥臀》和《师傅越来越幽默》，哪一篇都比《檀香刑》强。处理当代题材的俗文学，他不比同时代其他人差。他能得诺贝尔文学奖，有不少人也能得，而且在他之前。
《檀香刑》的粗劣再清楚不过地表明，莫言没有驾驭传统题材的能力，知识的、文学的、历史的。他娴熟的那些流俗文学的心理、语言和手法套用到历史事件和传统人物上，便立刻见出其“文学素质”的捉襟见肘，遮掩不住地“创作”出一大堆粗俗、低劣、蹩脚与可笑，除非销毁已经落在纸上的文字。
写当代他不先锋，写历史他不传统，不是不为而是不能为，他的文化水平和知识框架限制着他。不是写了轮回（如《生死疲劳》）就是继承了《聊斋志异》，不是扯上猪八戒、孙悟空就取法《西游记》，不是叙事中加入神怪就是魔幻，让岳飞统帅孙悟空和猪八戒（《檀香刑》第八章“神坛”页214-8），那不过是胡闹。
文学是文字的艺术，是需要学、识、才能、修养，要经过推敲、琢磨的；不是泄出来的一堆不管是什么的字儿，就算文学了。“奖”会带给莫言实利与浮名，却无法赋予其人其字儿素所不具的品质，“文学素质”。
二零一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1] 见新华网，“莫言谈获奖”。
[2] 见百度百科词条，“莫言”。
[3] 见德国卫星三台（3 Sat）采访，http://www.3sat.de/page/?source=/kulturzeit/themen/165293/index.html
[4] 同注3。
[5] 见南方周末“中国文学不落后——专访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 。
[6] 访谈顾彬“莫言讲的是荒诞离奇的故事”，德国之声，10.12.2012。
[7] 见人民网2012.10.22，“诺贝尔奖评委来华与读者见面，称莫言取经蒲松龄”。
[8] 同注7。
[9] 同注7。
[10] 《檀香刑》后记，作家出版社，20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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