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10日讯】（新唐人记者王逍奇报导）步入2013新的一年，国务院发展中心经济学者李佐军所指出的“2013年中国将爆发经济危机”，令中共当局担忧。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的吴敬琏同样也指出“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这已成为海内外学者的普遍共识。
中共新总书记习近平上任以来重申改革、反腐、转变工作作风，让一些党内外人士对中共重又抱有幻想。但外界舆论指出，习的表面官样文章改变不了中共的腐败体制。近日发生的《南方周末》和《炎黄春秋》事件，进一步破灭了公众对政改的希望。而胡锦涛、习近平警告的“腐败亡党”危机已迫在眉睫。
经济下行和贫富分化 将会引爆社会危机
最近，中国通货膨胀再度高升，菜价连续10周累计涨幅已达55%，包括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在内的各方普遍认同：2013年的物价将进入一个新的上行周期。央行数据显示，2012年全年新增信贷投放8.3万亿元左右。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近日透露，2013年中国财政赤字将增加50%。
上个月，习李班子首次主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3年经济工作六项任务，强调经济增长下行压力有所加剧，要求高度重视财政金融风险隐患。党媒《人民日报》对此发表社论，称2013年是“风险和困难较多的一年”。
2012年12月29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在第四届中国经济前瞻论坛上表示，经济增速下降后，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等问题十分突出，企业盈利能力和水平明显下降，部分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经济效益滑坡，并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甚至是“经济危机”。
晋升十八届中央委员的李伟说：“后面这四个字（经济危机）不是我危言耸听，这是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主要领导用了后面这四个字，可能发生系统性风险，甚至是经济危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李佐军在内部报告会上所作的《2013年中国将爆发经济危机》演讲，指出“中国人的经济危机正在酝酿之中，最有可能2013年7、8月份爆发，表现为部分中小企业破产、部分银行破产、部分地方政府破产”。
李佐军分析了经济、国际、政治等四大原因，经济原因引爆危机的可能性一个是房地产泡沫破灭，另一个是地方债务危机。由于经济下行，导致工商税收减少，加上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收入减少，但维稳支出、国防支出增加，而前几年天量的信贷投放还款期到来。经济危机的爆发同时会引爆一场社会危机；贫富差距过大是造成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近日，习近平到河北阜平太行山革命老区看望贫困群众，他对扶贫款项被挪用表示愤怒。党媒热捧习近平在当地“四菜一汤”晚餐菜单，以示中共新领导人“清廉”，但对当地人来说却是极其奢侈。当地人均年收入900多元人民币（月收入不到80元），距北京约300公里的特困地区阜平县，75%以上的行政村属于贫困村。
新华网报导称，按照2011年所定的农民人均年收入2300元的国家扶贫标准（月收入不到200元），中国农村贫困人口达1.28亿人，占农村人口的13.4%，扶贫任务十分艰钜。
另据贝恩公司中国市场研究2012年度报告指出，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的四分之一，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奢侈品市场。
《彭博新闻社》近日披露中共八大元老家族的103名红色权贵后代聚敛巨额财富的详况，在海内外引发轰动。报导指出，新一届政治局七常委中有四人是革命大佬后代，习近平也在其中；而王震之子王军、邓小平女婿贺平、陈云之子陈元，仅这三名元老子女领导经营的公司总市值为1.6兆美元，相当于中国2011年国民经济总产值的五分之一强。
中国的贫富差距为世界最大之一。官方的数据表明，全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已经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目前的23倍。
新华网刊发“2013：中国热点前瞻”，指出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方案因故推迟。《山东商报》1月1日直指阻挠方案出台的三大祸首：以贪腐官员为代表的权贵利益群体、以垄断企业为代表的垄断利益群体和以房地产业、资源行业为代表的地产和资源利益群体。
2012年12月，西南财经大学在北京发布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报告》显示，中国资产最多的10%的家庭占全部中国家庭收入的比例为56.96%；2010年中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61。
判断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易发社会动荡。根据中国央行的调查报告，比分析家们预测出现潜在社会不稳定的水平高50%，抗议和骚乱常常由于地方腐败和环境恶化造成，在五年间增加了一倍，2010年每天几乎达到500起，全年超过18万起。
1月7日，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2013年度《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总体信任度进一步下降，已经“跌破及格线”。不同阶层和群体间的矛盾加深，表现为官民、警民、医患、民商等社会关系的不信任，从而导致社会冲突增加。
2013年元旦前后就已发生了十几起重大群体事件。湖南洪江市兴建水电站官员强迫2万5千农民搬迁，元旦前5天内已有4人自杀身亡抗议。东莞一农民工因老板拒付医疗费工伤死亡，尸体被公安抢走后，1月1日近千民工包围派出所，警民冲突多人受伤。1月1日湖南邵阳市城管暴力执法打伤人，近千群众怒砸执法车。1月4日重庆灯泡厂千人罢工堵路讨薪。1月4日天津市约二千辆出租车围堵京津塘高速机场出入口，抗议加气站长期欺诈顾客。
近日，晋升新政治局常委的前中宣部长刘云山说“对人民群众要有敬畏之心”，反映了中共当局对官民对立加剧的恐惧。而在去年9月十七届政治局常委会第四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习近平承认，“部分政府管治合法性在摇摇欲坠，共产党执政地位正当性响起警钟。”
政改之路已被堵死 中国正处在大变革前夜
习近平上个月初主持政治局会议作出了改进工作作风的八项规定，一时被党媒捧为“回应民间呼声的亲民新规”、“掷地有声的政治承诺”。但习近平上任总书记后首次离京考察深圳，初次尝试“不封路”之后，随后在参观广州的博物馆时，附近街道一早就被封，附近的商店也被告知停业，也有警察告知店主，今年保安比去年胡锦涛到访还要严。
香港《争鸣》杂志2013年1月号刊文指出，细看这些“新规”，不过是中共以前多次“弹”过、从来就无人当回事的老调。诸如此类只不过是一些表面的官样文章。在这个八项“新规”中为何不敢明令禁止“三公”消费？一年耗费的公款高达九千亿，这是想“动真格”改进作风，还是避重就轻哄老百姓？于是乎党媒只好拿些琐碎事来大肆炒作。
文章呼吁废除劳教制度﹐指出想当年胡、温上任时，曾以孙志刚事件为契机，废除了强制收容遣送的违宪恶法；又以隐瞒萨斯疫情，罢了卫生部长张文康的官。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党媒掀起了阵阵“新政已经开始”的风声，试图给早已由失望到绝望、再到麻木的民众注入一点寄希望于幻想的“活力”。而祸害中国的核心是一党独裁的极权专制。
2012年最后一天，习近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强调，以更大的政治勇气深化重要领域改革。会议指出，个别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严重违纪违法，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风险意识。
有外媒认为这是对近期舆论对中共反腐“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回应。新一届中共领导班子上任以来，约有20名官员被公开举报或调查，但其中副省部级高官仅有1名、厅局级10名。而12月三起涉及高官的实名举报均未获官方回应，让外界怀疑目前的反贪势头是否已经遭遇遏制。
新华网1月2日报导承认，2012年，在媒体和公众的合力之下，不少贪官落马。然而，仍有不少舆论热点的反腐事件有成为“半拉子工程”的倾向。在网络反腐的强大震慑下，那些级别较低、腐败性质严重的干部很快就有了调查处理结果，而个别级别较高或者身份“特殊”的官员，却有成为“烂尾工程”的嫌疑。
时政评论员未普日前表示，新科常委个个是百万富翁，这些现任的和离任的中共高官，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中坚力量。习李班子反腐一开始就充满悖论：既是既得利益者，如何向自己开刀，如何革自己的命？如果动作太大，利益集团会同他们翻脸；如果不动，任由利益集团赢者通吃的模式继续下去，沸腾的民怨会威胁中共执政。现在，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对立进入临界点。
《争鸣》杂志刊文指出，中共即便无法真正反腐，也会以反腐为政治口号来愚弄百姓。目前，民众参与的网络反腐已遭到文宣系老班底发动舆论反击。
2012年12月18日，《人民日报》头版刊文《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仅警告网民，还威胁网络监管部门。同日，新华网发文《网络反腐：“爆料者狂欢”需制度作保障》。随后，《人民日报》头版再刊文《网络需要依法运行》，要求“管住不负责任的谣言”；《光明日报》也发文《互联网管理亟须高等级立法》，要求“最大程度地消除网络的负面影响”。
早前就有评论预言习近平反腐终将雷声大雨点小。事实上，被称为改革先锋的汪洋十八大前在广东掀起反腐风暴的规模就大大超过习反腐，2012年广东落马的厅局级官员就达数十名。前几年，被汪洋拉下马判处死缓或无期徒刑的江泽民派系省部级高官就有5名。而胡锦涛时期共查处两名政治局委员、70多名省部级高官，也无法遏制中共官场全面腐败的势头。
时政评论人士朱家台表示，习近平真要宣誓改革，无须反复开会高唱“要继续走邓小平道路”，只须为众多蒙冤改革者平反就可牵一发动全身；或者习近平向深圳邓小平雕像献花篮时，附上自己的财产公布清单，并准许媒体立即公开报导，欢迎百姓监督，全国反腐必然进入新的民主监督阶段。
他指出，习南巡也没有让人们看到新领导人启动政改的决心，其“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既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又勇于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的誓言，形同空话。二十年来的实践已证明，邓南巡因只致力市场经济改革，而冻结政治体制改革，已造成今日中国出现“发展比不发展时困境还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警告，过去的发展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上期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刊发“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最新一期《求是》刊文提出稳步推进大部制改革。习近平这次南巡走访深圳、顺德、珠海、广州，都是汪洋推行包括大部制在内的行政体制改革首批试点地。有外媒认为，习可能有意推广汪洋式的改革。
时政评论员、专栏作家郑公燮接受新唐人记者采访时说：“迫于舆论压力和经济下滑压力，习李班子可能会采纳汪洋的某些行政体制改革举措，以政改的名义裱糊门面。但即便是大部制改革，李克强曾经在中央部委推行已遭遇很大阻力。而汪洋被保守派元老们阻挠晋升常委，足已证明汪洋的改革言行触犯了权贵利益底线。”
汪洋的行政体制改革以转变政府职能为核心，虽没有“改旗易帜”，但也触动了中央和地方利益集团。因此，汪洋才喊出“改革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坚决打破利益格局”、“一个好的制度比一个好的领导更重要”、“破除人民幸福是党和政府恩赐的错误认识”、“以‘杀出一条血路’的气魄闯出一条新路”等惊人言论。
郑公燮说：“无论是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房地产市场改革，还是反腐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背后的阻力都是权贵利益集团，即将上任副总理的汪洋堪当挑战权贵利益集团的先锋。习李班子能否在改革与反腐方面有所作为，要看汪洋主导的改革能走多远。网上在议论2013年经济危机爆发倒逼政改，但是，实质性政改之路已被中共领导层集体堵死了。”
新年伊始，中共加紧对媒体舆论控制。《炎黄春秋》杂志在发表新年献词《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之后，被当局以所谓的“未备案”而关闭。《南方周末》新年特刊贺词，受到江派前常委李长春的亲信、广东省委宣传部长庹震的直接干涉，将原来《中国梦，梦之难》的主题改成歌颂中共的内容。南方周末采编人员发表声明抗议新闻审查。
《南周》和《炎黄春秋》事件进一步破灭了公众对习李班子推动政改的幻想。在《南方周末》的总部外，1月7日起连续三天有数百名南周支持者集会，并与左派发生肢体冲突。著名作家钱刚在微博中质问：“即使在过去十多年的媒体环境下，南周的十余篇新年献词还能自主发表，为什么在如今新领导频频回应民意、显示开放和善意之际，还有这种粗暴之举？”
江派亲信李长春、张德江任广东省委书记期间，先后对南方报业的《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严厉整肃，张德江曾以经济犯罪为名，将《南都》总经理喻华峰判刑8年，直到汪洋主政广东后，南都案才有了转机，喻华峰获减刑出狱。去年5月，李长春空降他的亲信、新华社副社长庹震接掌广东省委宣传部，随后接连采取行动压制一向敢言的广东媒体。
《南方周末》近期刊发评论《拿特权开刀，方能消弭阶层冲突》，重弹汪洋的“改革首先要从党和政府头上开刀”论调。文章指出：是什么足以让人把斯文和道德踩在脚下？是什么足以败坏德性、扭曲人性？是什么足以让人分成不同的阶层互相撕咬？是特权！
习近平上台以来，一方面重申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反腐败，提出尊重宪法，另一方面强调“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并且四次吹捧毛泽东。
郑公燮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把中共用特权造就成既得利益集团，而工人农民、访民、贫民阶层沦为改革开放的牺牲品，在中共党内就有了左右两派之争，习近平的言论显然是出于平衡左右两派的权术目的，同时也反映了习不可能改变中共的腐败体制。但中共领导层都已意识到：中共制度性腐败和社会底层的抗争，已经严重威胁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近日，习近平走访了各民主党派中央，重提毛泽东和黄炎培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谈话，至今对中共都是警示。1947年，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到延安考察，谈到历朝历代都没有能跳出兴亡周期率，毛当时谈到“人亡政息”。人民网刊文解读提到习在十八届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胡锦涛在十八大也有类似警告。
郑公燮指出：“在2013新的一年，中国的经济社会矛盾已经达到了爆发的临界点，胡、习警告的‘腐败亡党’危机已迫在眉睫，中国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中共政权将面临土崩瓦解，罪孽深重的中共将受到清算。面对中共垮台危机的生死抉择，中共大小官员及所有参加过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人，只有顺应历史潮流，退出中共、解体中共，不要为中共殉葬，才是明智正确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