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03月23日讯】3月22日【中国禁闻】完整版
提要
计生委32年 超生罚款去向何处？
中共高层子女掀回国潮的两大原因
不再发言的器官移植掌门人黄洁夫
上海 黄浦江 嘉兴 生与死的故事
最近的中国大陆，一南一北，同时上演着两出大戏：一是北京召开“两会”，并进行中共高层的人事换届，一是上海黄浦江漂浮着上万头死猪。巧的是，这两出戏的上演时间赶在了一起。而90多年前，中共的第一届人大代表大会，从上海迁往浙江嘉兴召开，如今，死猪以烈士的姿态从嘉兴流向上海，种种巧合让人联想。下面就来看看有关上海，黄浦江和嘉兴这三个地方有关生与死的故事。
据《大纪元》新闻网报导， 1921年7月23号至31号，中共“一大”会议在上海举行，但最后一天，会议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在此，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
报导说，当年的中共，从上海黄浦江到浙江嘉兴南湖，是“生的过程”，而今，上万头死猪，从浙江嘉兴浩浩荡荡返回上海黄浦江，演绎的是一个“死的故事”。
这篇以特稿登出的文章，署名来自中国大陆的李真言。作者表示，90年后的今天，嘉兴的死猪回过头来，顺流而下，从南湖所处的嘉兴，又回到了起点——上海的黄浦江，而且一路以光荣之身——烈士的身份回去。他说，一头活的都没有，且遗臭一路。
黄浦江上游不止嘉兴一地有养猪，为什么其他地方没有出现大量死猪？为什么前些年没有，都集中在今年？死猪又为什么偏巧在北京换届的时候死？而且不是待在本地，而是顺流漂到黄浦江，前进大上海？
李真言认为，如果不是巧合，那么，中共的出生地——南湖所在的嘉兴大量死猪，回流到上海的黄浦江，是不是像在提醒人们什么？是不是上天在警示人呢？他说，九十年代初，苏共及东欧共产党体系的垮塌，也没有什么明显的预兆，突然间说垮就垮。谁敢说20年后的今天，中共不会重复苏共的先例呢？！
而时事评论员张杰连认为，自然界要出大事的时候，往往都是那些植物或者动物先应验。
张杰连：“动物是小动物先应验，然后再大动物，然后再到人。因为动物它本来就低等，它的防护力都差一些。所以过去看到鸡出问题，现在是到猪了。不明原因的死亡吗，大量的死亡。而且猪实际上跟人靠的是最近的。所以上万头猪集体在两会期间，而且又从中共‘一大’的会址——嘉兴这一带飘过来。这里面肯定就是蕴藏着某些暗示或者天机。”
张杰连说，很多人已经感受到中国社会出现的种种异像。
张杰连：“比如说抬头看，这天就是雾濛濛的 是吧。然后呢 吃的米啊 土壤啊，都是重金属污染的。都是说米很多都是有毒的。然后现在这个水呢 就包括黄浦江的水，猪只在里面漂浮，肯定大家都觉得不安全。所以是立体的，从空气到土壤到水，全面被污染了。可以看到，当全民失去信心的时候，实际上中共的基础就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李真言的文章说，历史的经验也告诉人，在危难到来之前，神总会提醒人，警示人，关键是人能不能识别、接受这种警醒。
2002年6月，贵州省平塘掌布乡发现了一块巨石，上面清晰可辨的凸显一排字迹——“中国共产党亡”。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地质奇观：藏字石。
为什么石壁上的6个大字偏偏是“中国共产党亡”？为什么是在贵州一地出现，而不是其他地方？李真言问﹕“贵州”的意思，是在提醒中国人这信息的可贵与重要吗？
张杰连表示，今天中国的灾难频频出现，异像连连，后面要发生什么，实际上是可以预见的。他说，现在的中国人，最好赶紧给自己的未来寻找一条出路，而最好的方式就是“退出中共”以及一切相关组织，在精神上和方方面面都跟“中共”划清界限，脱离关系，以便将来真的出现“天谴中共”的时候，也不会殃及自身。
采访编辑/秦雪 后制/陈建铭
习近平访俄 活动人士计划抗议示威
中共新党魁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同时，关注西藏问题的俄罗斯人权活动人士和佛教徒，计划在莫斯科市中心示威，抗议中共在西藏的政策。
据《美国之音》报导，人权活动人士尼科里斯基表示，他们已决定3月23号白天，在红场附近举行单个人的示威。因为根据俄罗斯的法律，类似单个人的示威不需要事先批准。
尼科里斯基说，他们曾申请3月末，在莫斯科的中共大使馆前示威，但被莫斯科市政府拒绝。莫斯科市政府负责治安的高级官员认为，类似的示威破坏中共和俄罗斯友谊。
维权律师斯伟江遭全网封杀噤声
3月21号，在网上发表“中南海来信”的上海维权律师斯伟江，目前所有微博及博客账号被全面关闭，引起网友议论。
据说，斯伟江微博被封的直接导火索，可能是他3月18号发表的“中南海来信（三）”。在这封虚拟的通信中，斯伟江以一位刚刚退休的“中南海执政者”的口吻，描写了他们拖延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以及对司法改革、掌控军队的悲观态度。
斯伟江被全面“网杀”的消息传出之后，引起了大批网友的议论。
“华东政法大学”教师张雪忠表示，这是一起令人震惊和愤怒的事件，这个事件说明，专横的权力总是把一切正直的人视为仇敌。
有分析认为，如果各大网站同时出手封杀，应该是收到了中共宣传部门的统一指令。
河北警察叫价：一万元抵一年刑期
据海外《明慧网》3月20号报导，河北省安平县警察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乔娜然，然后公然向她的家人勒索钱财，叫价一万元抵一年刑期。
报导说，1月20号，安平县国保大队长孙义合带领一队警察，非法闯进子文乡王营村法轮功学员乔占合和乔娜然的家中，抄走多种私人物品，并强行将他们抓到派出所。
然后恐吓他们的家人，说要判乔占合七年刑期、乔娜然三年刑期，如果不想被判刑，可拿现金抵换，一年一万元。
乔占合在恐吓中晕倒，被家属背走后，逃离本地，在外流离失所。
而乔娜然的丈夫怕妻子被关押，只好答应警察的要求，总共被勒索了大约两到四万元人民币。
中共两会后对异议人士监控恢复常态
随着中共人大、政协“两会”会议结束，中共当局对各地持不同政见人士的监控，恢复原有状况。
据香港媒体报导，大陆多名维权人士最近几天相继获得解禁，其中包括失踪超过两周的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的妹妹李旺玲和丈夫赵宝珠，而被带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李旺阳生前好友朱承志，也已回家。
另外，在“两会”期间一直被软禁的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在前天被解除软禁，不过，行动仍被监视。
编辑/周玉林
中共高层子女掀回国潮的两大原因
中共官员经常宣扬民众要“爱国”，但又私下把家人送出国外读书，或定居。日前，有香港媒体报导，中共“十八大”前后，一批在美国留学或定居的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子女，掀起了一股回国“定居潮”。是什么原因吹起了这股“回归风”﹖他们的目地又是什么﹖请看本台记者的分析报导。
香港《明报》22号的报导引述北京消息人士的话透露，去年11月，就在习近平接班前夕，因为考虑到政治、安全等多种因素，他21岁的独生女儿习明泽，从美国“哈佛大学”退学回国。习明泽是2010年5月赴“哈佛”留学。
与此同时，包括新任中共总理李克强的女儿、新任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的儿子、以及两名新任副总理——汪洋和马凯的女儿，也纷纷回国定居。其中，李克强的女儿当初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去了美国留学，如今重返“北大”工作。至于她目前在“北大”的消息，除个别的学校领导外，只有极少人清楚。
时事评论员文昭指出，这些新上任的中共领导人这样做的直接目地，是为了避免被政治对手抓住把柄，并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时事评论员文昭：“就是不想给自己的政治对手以口实，被人讥讽为‘裸官’，以显示这些新上任的领导人对现有政权是坚定的，是愿意和现政权的未来同舟共济的，所以把自己的子女已经在国外的，都要接回到国内去，要跟目前的政权同生共死。”
消息说，这一波领导人子女归国，不是短期的回国避风头，而是卖房、卖车，注销银行户口的“连根拔起”行为。
文昭：“现在虽然说卖房子、卖车、（注销）银行卡，也许过一段时间以后，他们的地位稳固了，不再有被对手揪住子女在国外的事情而被攻击的风险，只要这种政治上斗争的需要消失的话，他们这些子女再出国或再重新办这些事情，都是很容易的。”
据报导，这股“回归风”已从中央吹向地方，甚至吹到商界，连大陆首富宗庆后都在今年“两会”上郑重宣布，他与妻子、女儿的绿卡都已取消，全家都无外国居留权。
《新唐人》时事评论员马杰森：“这些人想做点示范，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极其有限的，中共现在应该是很难扭转的。而且随着国内的空气、环境、饮食、水各方面，就是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物价越来越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富人和官二代移居海外应该还是主流。几个高层官员做的这种像征性的动作，应该是不起实际意义的。”
不过，目前还有一大批高官子女在美留学。根据香港《苹果日报》2月9号的报导，包括：重庆前市委书记薄熙来之子薄瓜瓜﹔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外孙女李紫丹﹔前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孙子Kevin Wu﹔以及外交部长杨洁篪的女儿杨家乐等，仍停留美国。
而更低级别的中共官员家属，在海外的人数，则难以完全统计。
有网友质问：习、李后代都回来了，这些仍然留美的官员后代要咋办？
文昭：“所谓‘裸官’家属回国，现在回去的只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子女），因为他们处在政治斗争的漩涡，很多双眼睛都在盯着他们。 但是对于一些外围的领导人，他的家属在国外，他不一定有那么多敌人，也不一定有那么多潜在的对手，那些人就不一定需要让自己的子女回国了。”
另外，美国《华尔街日报》报导，“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Drew Faust）日前表示，来自中国的学生是所有国际学生中人数最多的，而且很多中共领导人及他们的子女，都曾经在哈佛深造。
采访/朱智善 编辑/王子琦 后制/李智远
两会前预选高官 犹难阻弃权反对
今年中共“两会”各级官员的高“反对票”和“弃权票”，历届少有。而政府的多份工作报告，更是创下“反对”的历史记录。事实上，这还是中共担心，准新“上任”领导人得票太低，事先在“高级选民”中，进行秘密预选后的结果。请看报导。
据香港《争鸣》杂志透露，中国新年前夕，中共政治局就对三月初新一届人大、政协“两会”进行工作部署，其中一项就是，就新一届准人大委员长张德江、准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准国务院副总理人选，和准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等，进行内部摸底。
有关预选工作是在保密情况下展开，时间从1月28号到2月2号。
有资格充任“高级选民”的高官包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纪委员共471人﹔省部一级党委（组）成员498人；全国人大常委、省级人大主任、副主任361人；全国政协常委、省级政协主席、副主席及各民主党派中央成员515人；省级政府省(市)长、副省（市）长181人，共计2026人。
文章披露，在预选投票结果出来后，中共政治局常委及中央政治局对“反对”和“弃权”之高，感到震惊和焦虑。
文章感叹：准领导人在中共最高层内部得到这样的得票率，“实乃天下奇闻”。
而在“两会”的实际选举中，有一些官员的得票率仍不理想：环境保护部长周生贤获得了171张反对票和47张弃权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长姜伟新则有181张反对票和36张弃权票；而人大常委委员朱国萍更是获得了986张反对票，296张弃权票。其他像教育部长、央行行长反对票也都是过百。
独立评论员邢天行：“保密预选实际上就是怕露丑。因为在以前的时候，历次选举当中，没有像这次两会期间发生这么大量的弃权、反对这样的票，一般都是同意，所以，他们没有想到会这样，给大家一定的公开，选票出来之后，成为大家笑话的对像了。”
邢天行指出，中共又想维持专制体制，又想装民主，看来是不成功。
唯一连任十二届人大代表的申纪兰，被称为“人代活化石”。早在2010年，申纪兰就表示：当代表就是要听党的话，她从来没有投过反对票。申纪兰的其他语言也很雷人，她说：“我们是民主选举，我不跟选民交流”。
时事评论员兰述认为，中共的选举，实际就是各个利益集团瓜分国家权利的过程，所谓的“两会”，是用国家法律的形式，让中共内部各个利益集团代理人的权利合法化，所以要保证代理人都当选。
时事评论员兰述：“党内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集团没有得到它所得到的利益，那么将来的执政是有危机的。所以当他得票太低的时候，其他的几个派系还要去帮忙给他投票，让他通过的。只有这样做，才能达到党内各个派系的利益均衡。”
不过，还是有人对这次的人大选举提出了质疑。
日前，浙江杭州律师王成，向最高法院寄发一份起诉状，要求确认“张德江、王胜俊等人当选人大正、副委员长，因违反《宪法》中第65和103条而无效。”
而，这次“两会”多份政府报告的表决结果更令人意外：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反对票高达605张，弃权票120张；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工作报告也有485张反对票，弃权票121张；而中央及地方政府预算草案有509票反对，127票弃权。反对票数量和比例，都创下近年来的最高记录。
采访/陈汉 编辑/宋风 后制/钟元
不再发言的器官移植掌门人黄洁夫
中共器官移植的“掌门人”黄洁夫，近期，被免去了职务，引起外界关注。黄洁夫2001年开始担任卫生部副部长，十多年来，成为卫生部器官移植的对外发言人。据了解，中国移植医生做移植手术，一直以来只能偷偷摸摸的干，他们面对着国际巨大的谴责压力。
为什么呢?请看以下这则报导。
中共当局在“器官移植供体来源”这个问题上，几度改口。从《中国取死刑犯器官移植是谣言》，到卫生部公布：《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主要来源》，再到《两年后器官移植不再依赖死刑犯》。究竟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是否来自死刑犯？多年来，官方莫衷一是！
不过，今年的2月25号，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人体器官捐献视频会议上，再度高调承认“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系统利用死囚器官的国家”，他还感慨落泪的说，中国的移植医生终于可以光明正大、扬眉吐气的在大舞台上施展才能了。
但相隔不到一个月，在中共“两会”上，黄洁夫被免去了卫生部副部长职务。
海外分析人士指出，作为中共卫生部关于器官移植的对外发言人，黄洁夫被免职，与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大规模强行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有关。
时事评论员蓝述认为，黄洁夫只是中共的替罪羊。
时事评论员蓝述：“黄洁夫他当卫生部长期间，中国出现这么大面积的，摘除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摘取死囚犯的器官，这件事情引起了国际社会广泛的关注，中共的第五代官员，他们不愿意让这种形象影响到他自己。”
蓝述表示，中共独裁体制不解体，活摘人体器官的事情不会消失！
而旅居美国的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也向《新唐人》强调，中共这样一个政权，在它统治下，“百分之百”会干出这类事情！
旅美中国社会问题研究人士张健：“从毛泽东时代一直到现在，中国经历了这么多代的领导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剥削从来没有停止过，更不要说像这种犯人，还会拥有自己的权利和生命的尊严，根本就不可能。生活在中国，每一个人都像生活在监狱里一样。可能有一天，你的器官也会莫名其妙的消失。这就是共产党搞的独裁，比纳粹还要纳粹！”
据《明慧网》报导，曾是“中山医科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和“附属第一医院”院长的黄洁夫，积累了丰富的器官活摘实践经验，成为“国家掠夺器官”在卫生系统的带头人。
去年“王立军事件”爆发后，大规模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和贩卖人体的黑幕被进一步揭开。参与这项“器官掠夺”的幕后主使者为前中共党魁江泽民，另外还有主导政法系统的周永康，以及薄熙来、谷开来、王立军等人。在他们相继落马之后，如今黄洁夫也被免职。
张健：“在中共习、李当政之后，他的烫手山芋是非常多，活体摘除器官呢，这是其中一项。习、李能否把这个烫手山芋扔掉﹖在于他有没有勇气去公开活体摘除这个问题，如果公开的话，他是否跟中共过去做一个历史的切割﹖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我们视同他这也是犯罪的行为，视同他为包庇的行为。”
不过，张健认为，习、李体制将继续“穿新鞋走老路”，用洗脑等各种方式来淡化“活摘”问题，让问题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张健：“所以在活体摘除问题上，我特别赞同海外有良知的这些媒体、人士，还有一些国家，像：加拿大、美国，在这方面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进行调查。（调查活摘）可能也会是彻底摧毁中共的一个杠杆。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政权的邪恶。”
作为世界器官移植第二大国，中共在国际社会却没能享受荣光。近期，中国医生被拒绝参加国际性学术大会，成为医学界讨伐的对像。
采访/易如 编辑/周平 后制/萧宇
计生委32年 超生罚款去向何处？
中共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在计划生育政策下的强制流产和超生罚款，一直广受诟病。资料统计，截至2010年，中国共强制流产2亿7200万人，而罚款数额从未公布。现在新的“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过去32年来，计生委以“社会抚养费”名义收取的大量“计生罚款”如何管理﹖这些钱去向何处﹖请看以下这则报导。
今年中共推行“大部制”改革，将卫生部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合并。原中共卫生部大楼的门口，换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新招牌。两个单位的合并，宣告了中共“国家计生委”这个独立部门将走入历史。
北京维权人士 胡佳：“这两个部门其实根本是矛盾的，卫生部有些国家叫健康部，它是属于维护人类大的健康方面的问题，从心理到身体各个层面，所谓我们叫的白衣天使，那计生委算什么，那都是一个个穿着黑衣的死神，就是剥夺孩子生命的一群刽子手。”
原《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 朱欣欣：“它合并进去以后，这个部门等于独立部门没有了，它过去所有的这些收的罚款，等于是抹掉了，我就可以不再对外的公布了，就是借口消失了。”
从1981年开始组建的“计划生育”单位，对中国孕妇进行强制堕胎，对所谓“超生”的家庭收取高额罚款。
朱欣欣：“政府采取很多的政策，让你如果想保住这个孩子，你付出很大的代价，比如说开除公职，丢掉很多很多社会福利方面的待遇，迫使人们去堕胎，这也是间接的杀人。”
在过去32年来，计生委以“社会抚养费”名义，收取大量的“计生罚款”，有关单位究竟是如何管理的？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指出，在全中国，有数十万的计生工作人员，而“超生罚款”是一笔相当大的黑色腐败来源，是共产党掠夺国民家庭财产的作法。胡佳说，这里面有相当多的利益存在。
维权人士胡佳：“像城市里有时候多生一个孩子的话，他要罚款20多万，否则不给你上户口。因为这也是一个完全税收之外的东西，既没有透明的来源，也没有透明的去处，那么计生方面的罚款，那么这些钱财是到了政府部门的小金库，还是某些官员中饱私囊。”
去年，大陆学者杨支柱根据9省市“超生罚款”的平均数，提出：31个省市每年征收和超生罚款可高达279亿元，他表示，这笔罚款分配混乱，部分罚款去向成谜。
对于“计生、卫生”两个部门的合并，杨支柱发表文章指出，当计生系统的领导成为卫生系统的领导之后，医师面临的计生国策压力将陡增。医院对“社会抚养费”的分成，可能大大提高医护人员的待遇，这种“集体福利”将解除个人内心的道德和法律警报，对医德产生的强大腐蚀作用远甚于个人行贿。
杨支柱表示，最糟糕的结果，还不是早期强制堕胎、欺骗性堕胎的增加，和扣发出生证，而是无证孕妇对于医院的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将导致无证孕妇生病不敢上医院和在家里土法接生。他估计，如果每年1500多万孩子中，有200万是无证生育，而妊娠期间不敢看病和土法接生将增加1％的死亡率，那么，每年就多2万名孕妇死亡！
胡佳：“这些事情应该做为对人类而言，应该记入史册的，让人们知道曾经在这个国度，包括现在也仍然在发生这种反人类的行为，就是这种暴力计划生育”
当美国《华尔街日报》记者问中共官员：计生委改革，是不是说明中国会全面放开二胎政策？中共“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信誓旦旦的回答说，计划生育这个领域的工作“只能加强，不会削弱”。
采访/李韵 编辑/黄亿美 后制/郭敬
律师起诉人大委员长选举违宪
浙江杭州律师王成，向中国最高法院提起诉状，起诉人大委员长和人大副委员长的选举“违宪、无效”。王成还要求，重新举行选举。他的起诉材料已经在本周一寄出，最高法院19号签收了他的起诉，7天内，高院应做出是否受理的决定。目前，他在等待最高法院的回应。
王成对《新唐人》表示，提出这起诉讼案的理由是，按照中国现行的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能同时担任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
而人大在3月14号选出张德江为人大委员长，他当时仍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一同当选的五位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当时也都担任行政机关和审判机关的职务：王胜俊是最高法院院长，张平是国家发改委主任，陈竺是卫生部长，万鄂湘是高法副院长，王晨是国务院新闻办主任。
王成：“中国宪法中规定，像国务院，中央军委，两高的负责人的任期，他说跟本届人大的任期相同。这里有一个问题，他可能会出现，当新一届人大开会的时候，原来所有的人他的任期可能就到了。但是开会要开十几天，到后面十几天的时候才产生新的负责人，这意味着这中间有十几天相关机构是没有人负责的，这里面可能会形成权力真空期。”
虽然全国人大做了补漏工作，张德江、王胜俊、张平、陈竺和万鄂湘在当选之后几天内，分别辞去了原来的职务。但王成表示，“人大”作为国家最高的立法机构，出现这种“违宪”现象，令人不能容忍。他作为一个公民和律师，有义务站出来维护宪法尊严。
王成：“第二个，我个人希望推动中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让更多法院判决得到体现建设一个真正的宪政法治国家。第三个，我是希望能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和讨论，能够提升宪法在国家中的地位。”
王成希望推动修改宪法，完善宪法。他认为，在中国，因为《宪法》从未在公民维权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充分应用，大多时候《宪法》只是停留在纸面上，是一只起着装饰效果的“花瓶”而已。他作为一名律师，愿意去推动国家完善制度、法制，而政治权利也是公民其他权利的保障。
王成表示，这些年来，他也参与或发起很多公民权利运动，因此工作上受到很大压力。
王成：“因为这些年我也参与或发起过一些活动，比如不买房运动，还有千万公民大联署废除劳教活动，另外，我也组织过人大选举律师观察团，我自己也起诉过选举委员会，我自己也参加过人大代表独立选举，我也向财政部申请过财政信息公开。后来我也起诉了国务院。我两次起诉国务院，现在都没有得到答复。”
2011年9月，王成跟原来的律师事务所合同到期，对方不予续签。隔年2月，他与另一家事务所签了合同，但是后来新签约的事务所，也因为承受当局给予的压力，违反合同，没有让王成去上班。
王成试图申请开设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又因为种种原因，手续办不下来。
王成表示，他在网上公开他的起诉内容之后，他的两个微博账号已经被删除。
他还表示，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官员或明或暗的限制或剥夺公民的政治权利。而政治权利是基础性的问题，很多公民的权利需要国家机关来保障，如果公民对国家机关没有监督、制衡，相应的，自己的权利也不能得到保护。
王成认为，最高的维权就是政治维权。
采访编辑/秦雪 后制/周天
观众朋友，感谢收看本期的中国禁闻节目，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