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国光 :“中国霾”“中国模式”与“中国梦”

【新唐人2014年2月7日讯】 “中国霾”

二○一三年,新认识了一个汉字,曰“霾”。新年伊始,以北京为中心,北部中国深陷“雾霾”;年底,“雾霾”南扩,攻克上海、南京并占领长江中下游地带。据报,“雾霾”同时凌厉西进,自西安而拉萨,进军西藏比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神速百倍。于是乎,二○一三年,一年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霾”。

俺是北大中文系毕业的,为早先不认识这个威风凛凛的“霾”字而愧怍。活到老学到老,于是搬出词典补课自学。可是,这么一学,发现不对了。怎么不对呢?词语不对。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北京:商务印书馆,二○一二年出版),“雾”是空气中悬浮的微小水滴(第1386页);而“霾”(第865页),此书定义为“空气中因悬浮着大量的烟、尘等微粒而形成的混浊现象,能见度小于十千米”。显然,“雾”是水汽,“霾”是烟尘,两者根本是不同的东西。因此,这本权威词典,在“雾”字条下完全没有“雾霾”一词;而“霾”呢,词典说,“通称阴霾”。

中国出现的那个被叫做“雾霾”的东西,看来根本不是“雾”。这么说,“雾霾”这个词,本身原来是个忽悠,是为了模糊乃至掩盖“阴霾”的实质。所幸,这本《现代汉语词典》是二○一二年出版的,还没有来得及配合政治宣传的需要。估计,经过我这篇短文此次引用,有关部门会去找社科院语言所了,要求他们订正词典,以后的版本就会增加“雾霾”一词。搞不好,“雾”的定义都得修改,不能说是“水汽”了,可以改为“空气中任何细物弥漫的混浊状态”──反正今后的中国,至少“伟光正”百年之内吧,再也不会出现水汽弥漫的现象了,汉语应该与时俱进,改掉它!

可是,至少现在这本词典还没有改。捧着这本词典,俺很难接受“雾霾”这个词汇,那不等于说“水汽烟尘”嘛?现成的“阴霾”一词,为什么不用?俺揣测,党和政府不喜欢这个“阴”字。党和政府喜欢“中国特色”,我看干脆叫“中国霾”好了。

“中国模式”

二○一三,“中国霾”元年,据说也是改革再出发的更始元年。上次改革出发,是一九七八年,距此三十五年矣。

这也是官方的说法。而从“雾霾”这个命名的可疑,显见,官方的说法,都是有埋伏、喜忽悠、具备重新定义词典功效的不平常说法。小民不应该僭越,因此不应该拿官家的说法当自己的说法。关于改革,俺也算是有些研究的,曾经提出“两次改革论”、“改革终结论”,坊间亦有认同者。所谓“两次改革”,说的是,一九八○年代的改革与一九九○年代的改革,那是两回事。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一九八○年代没有什么“中国模式”,只怕被“开除球籍”;自一九九○年代以后,“中国模式”崛起,似乎轮到中国要把别的国家“开除球籍”了。

“中国霾”就是“中国模式”的直接后果。不受制约、为所欲为、不计代价、好大喜功的政治权力,加上唯利是图、不计成本、缺少大众参与和法治制约的那种畸形市场机制,推进经济发展的成就是取得了,但是,为取得这个成就而付出的代价,却同样很大很大。生态环境被破坏,就是其中一方面的代价。

有人说:雾霾的原因找不出来。我说,怎么会呢,天下没有没有原因的事情,下面你不妨听我解释是什么原因。也有人说:河北的钢铁厂是北京雾霾的原因。可是,这不上海、西安、拉萨也雾霾了,应该不是因为河北的钢铁厂吧?最近又有研究说,机动车是主要原因。可是,汽车并不是首先在中国发展起来的,为什么中国的汽车就这么牛气冲天?

当然,钢铁厂、机动车,也都是原因。但是,我认为,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生态环境已经全面恶化,积累到了发生癌变的程度,“雾霾”就是生态系统崩溃的一个表象。所以,“雾霾”并不是某个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二十五年来“中国模式”在生态环境上的总结果中的一枚果子──当然,是一枚苦果。

现在“改革再出发”,其实是“中国模式”的升级版。那么,这会产生什么样的生态后果呢?对此我是不敢想下去的。再来这么二十五年、三十五年、六十五年,全球生态系统可能都将面临崩溃,这个地球会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中国梦

如果不彻底改变“中国模式”,“中国霾”笼罩全球,可能就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最为重要的结果。

虽然国人直接生活在“中国霾”之中,但是,许多人还是惯于从什么改革、市场、渐进等等这些角度来看问题,他们还在做“中国梦”,也就是中国强大的梦。有的人“进步”一些,他们的“中国梦”是国强民富,多一些考虑到老百姓。这个“梦”没有什么不好,我不反对;但是,恕我直言,这是一个视野狭窄、观念落后的梦,还是十九世纪后半期产生的“中国梦”。一百五十年来,世界变化很大,人类正在面临很多新的巨大挑战。一个大国,还沉浸在自己一百五十年前的梦中,还在戮力地、不计代价地去实现这个梦,这对于包括中国人在内的整个人类都是很危险的。

我说十八届三中全会是“中国模式”的升级版,并批评这样的升级是“败笔”,有人不以为然,认为我太幼稚,不懂得政治的复杂性,太性急,总希望一步到位。有朋友转来几句批评,告诉我:“历史总是在缺陷中往前走,只要往前走就好,任何希望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可能适得其反”。可是,我什么时候反对过那种渐进主义的原则?从来不曾。我又什么时候奢望过“一步到位”?说实话,一百步后能不能“到位”,我都是怀疑的、悲观的。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往前走”,而在于弄明白哪里是前方。道理很简单:如果方向不对,道路不对,任何所谓“往前走”,又有什么意义呢?

尽管参与过艰难的中国政治改革,作为政治学者更承认马基雅维利是我们的鼻祖,但是我确实不足以理解现在流行的两种逻辑。一种是:不集权就不可能有政治上的进步;另一种是:进一步的市场化可以解决市场化所产生的弊端。中国的所谓“左派”正在为前者的实现而踌躇滿志,“右派”们则在欢呼后者,甚至左右合流共同膜拜“改革”这个早就已经腐烂了的名词。什么“以毛的手段进行邓的改革”?毛的手段是“文化大革命”,邓的改革最终是官员和他们的关系户发财。新一轮改革,是否就是加倍钳制甚至剥夺民众的公民权利(civic rights),同时翻番让政府及其合作者如柳传志、马云等占有中国国民财富的更大比例呢?

就钳制权利和增加财富而言,我并不认为“中国模式”行不通。是的,它能做到这两条,而且做得有效。我对“中国模式”的批评,恰恰在于它做这两条做得太好,为此不惜代价──“两个不惜代价”,即“不惜代价维持一党专政,不惜代价推动经济发展”,这也是我以前总结过的“中国模式”特点,这里不再重复了。事情就是这样:越是不在乎代价,代价就越是大;有人得到了很多,别人付出了代价。“中国霾”就是代价之一,很大的代价。是谁为此付出代价?不用说,大家都明白。沿用这样的“中国模式”,不错,是可以实现一些人的“中国梦”的;而伴随这样的“中国梦”,必然就是今天全国山河一片红、明天全球生态大崩溃的“中国霾”。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4年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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