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3年1月23日讯】（新唐人电视台谢宗延陈修文林丹报导）二零一零年八月九日，鲁伯特·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宣布，将旗下三个华语电视频道的控股权出售。此举被认为是“新闻集团”公开承认投资中国计划失败，正式开始从中国撤资。
鲁伯特·默多克是美国著名的新闻和媒体经营者，他所创建的“新闻集团”是全球最大的跨国媒体集团，其业务跨越欧美亚澳几大洲，涉足广播、影视、报业诸多领域，总资产达五百四十七亿美元。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新闻集团”就买下了香港星空卫视（Star TV）百分之六十三点六的股权，并准备与凤凰卫视联手进军中国大陆。当时意气风发的默多克公开表示“电讯技术的进步对所有威权政府都是一种明确威胁”。他的这一番话，使中共当局顿生警觉。一九九三年十月五日中共国务院颁布了《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规定个人不得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各地的电视台、有线电视台和电视转播台，一律禁止接收和传送境外播放的电视节目。
为了弥补“失言”，默多克不惜放低身段，取悦并迎合中共当局。长期的卑躬屈膝，终于在二零零三年得到了回报。这年三月“新闻集团”旗下的星空卫视被允许在广东省的部分地区落地。但交换条件是“新闻集团”必须协助央视九台在美国和欧洲落地。默多克欣喜地认为，这是“新闻集团”在中国发展的“里程碑”是“取得更大成功的开端”。
然而好景不长。二零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广电总局商务部发布了《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明确规定与外媒合作不允许独资；中方资本额不得低于百分之五十一；企业法人需由中方委派；不得制作新闻或政治类专栏节目等一系列苛刻条件。影响所及，让原本被看好的星空传媒与青海卫视的联姻破局，造成了“新闻集团”近五千万美元的损失。
二零零五年八月，中共当局正式否决了原本已同意的“新闻集团”在中国境内的扩张计划。怀着开发中国市场的梦想，默多克在中国苦心经营近二十年，投入资金达二十亿美元。面对血本无归现实，默多克也失去了耐心，他公开指责中共当局“疑心太重”。二零零五年十一月，默多克脱手所持有的中国网通股份；二零零六年六月，出售凤凰卫视股权；二零零八年，星空传媒裁员撤出中国目前“新闻集团”已将亚洲发展的重心转到印度。
【导语】二零一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的日子。这一天，胡锦涛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周年高层论坛”上发表讲话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坚持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相结合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相结合” 。中共国务院新闻发言人也表示，入世十年来，中国已全面履行了入世承诺。
一九八六年七月十日中国正式向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贸总协定递交申请，到二零零一年正式入世，历经了十五年的时间。据说当年的入世谈判非常艰难，其中矛盾的焦点之一就是新闻出版。
回首十年，中国大陆新闻出版业在入世后发生怎样的变化，又履行了哪些诺言呢？人民网登载了一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了，中国传媒交出了怎样答卷？ 》的文章，作者，《经济日报》新闻研究部副主任曹鹏先生在文章中坦陈：中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总体而言在这十年乏善可陈。他说，不容讳言，改革的阻力之大，超出了正常理性可以理解的范围。
默多克二十年“叩中国大门而不得入”的经历，和中国媒体人入世十年“欲改革却无能为力”的现实都证明了，所谓“市场化和全球化必然给中国带来新闻媒体自由化”的立论，无法成立。那么中共是如何利用市场化和全球化，把宣传做到极致，使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又重新接受洗脑的呢？原《人民日报》评论部主任编辑，现任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国光先生将继续与和我们探讨。
【记者】随着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市场化和全球化以后,那么中国共产党对媒体的宣传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吴国光】一个是利用市场的力量。以前党的媒体的钱，是国家预算来供给的。那麽现在它给你一些空间，让你赚那个钱，就把你引导到那个方向去了，那么其它的你不能碰。这就是市场的力量，形成它的控制机制，来控制媒体。但是这个市场实际上不是一个充分的市场，所谓“不是一个充分的市场”，就是说它有一个“边界”，这个“边界”就是说有些东西即使它非常有市场，你也不能碰。
其实毛泽东就非常懂得这一点。毛泽东在一九五零年代、六零年代就说过：“如果办一张报纸天天讲反面的东西，它会很畅销，讲上三个月我们就垮台了”。毛是完全没有市场观念的，但是他也知道如果办一张揭露政府黑暗的报纸，这个报纸会非常有市场的。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媒体有所谓“扒粪”的说法，就是它一天到晚去找领导人负面的东西报导，这样做不仅有政治监督的作用，而且它有市场效应。
那么如果中国现在办一个天天揭腐败的报纸，我相信它会是全国销量第一。如果有人能办这样一份报纸，一定会赚大钱。它有市场啊，但是有市场又怎样呢，它就是不让你办。明明有市场需求为什么不可以办？所以说即使是有市场，它也是有一个“底线”的，那么这个市场就是一个不充分的市场。
所谓“市场化”，也是有限制的市场化。这个有限制的市场化，就是说你可以登大家关于歌星的追求啊，你可以登关于地方的凶杀案件啦，但是你不可以登那些大家关心的公共问题上的话题。所以从这个角度上看，你可以说对于整个市场本身，它有一个大的控制，这个大的控制就是说这个市场有个铁桶似的“边界”，你不可能越出这个“边界”，在这里面你想怎么追求利润，你都是可以的。但是，你要想通过揭露公共问题来追求利润，它也可以创造巨大的利润，但那是不允许的。这是一个总体“边界”的控制。
【记者】那您的公共信息和公共事件的概念是什么呢？
吴国光：像在西方社会，每当这个国家的公众预算、财政预算出来的时候，那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财政预算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品质。但是，每一个人挣多少钱，朋友之间都不会谈论的，因为它不是公众信息。但是，那些能够影响每一个人挣多少钱的基本因素，就是公众信息啦。再比如说，你个人怎么养生，那么这是一个私人信息。虽然它关系到每一个人， 但是我怎么养生，并不会影响到你怎么养生，所以这就是私人信息。但是，公共卫生- 人们怎么样看病，这既会影响到你，也会影响到我。那么媒体如果能够提供这样的信息，那才是实现了媒体的品质和功能了。
我们现在看到，和毛的时代对比，有了一个很大的进步。就是说你私人，作为一个个体关心的事情，它可以给你提供信息。比如说，你想了解这个世界上有什样的歌星啊，你喜欢“超级女生”，他喜欢台湾歌手，他喜欢西方的某个歌手，这些个信息它是给你充分地提供的。我们把这个东西叫作私有的信息，就是个体的信息。也就是说，我喜欢的东西和你喜欢的东西可以差别非常大，但是，这些东西不涉及我们大家共同的生活会被影响，这样的信息它给你提供。这个比毛的时代进步了。但是，中国媒体恰恰不提供那种大家都关心的，发生在大家身边的，那样一些的事物的信息。比如说，预算怎么使用啊，教育怎样发展啊，这样一些影响大众生活的话题，这个叫政治话题。
孙中山早就讲过什么叫政治呢 ？政治就是众人之事。政治就不是每天胡锦涛会见了什么人。政治就是我们老百姓生活中共同受到影响的东西。为什么说歌手问题、歌星问题不是政治问题？那是因为我喜欢这个歌手，你喜欢那个歌星，这没什么好讨论的，也不需要民主表决。但是公共财政怎么使用，这个既影响你，也影响我，而且影响到我的话，可能对你就是另外一种影响。所以必须通过某种讨论程序来让大家了解，然后让大家公众的意见纳入。像这样的话题在中国是完全回避的。
比如，我生活在维多利亚这个城市，我看本地的报纸。那报纸上说，我们旁边的某个街道需要修理，那么现在预算上发生了争执，市议会说这个预算应该这么用，那么市政府负责修路的部门就说预算应该那么用，报纸也报导了这个事情。那么这个预算是从我们纳税人的钱里出来的，所以我们纳税人看了这个报导就会关心。哦，原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们可能就会去判断这样做是对的，或那样做的不对。
另外，比如说，我居住的小区有一个小学要关闭，这个小学是政府资助的公立的小学，那么为什么要关闭？关闭以后这个校舍怎么用？教师到哪里去？学生应该怎么办呢？像这样的问题都是公共问题。因此这样的信息我们叫做大众信息。那么它提供的信息是大家共同关心的，对大家的生活都是有关系的，传递这样的信息是大众媒体首要的一个责任。中国的这个大众媒体哪，它之所以在市场化改革以来，有走入歧途的这样一个方面，就是它没有在提供这样的信息上下工夫。
事实上，说得难听一点，现在的中国社会，对你上部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它是完全不允许你自由发展的，但是对比较低层次的需求，中国人说的很粗俗，就是裤腰带以下的需求，它是允许你可以自由发展的。所以你看现在中国的对互联网控制，一边它在那里标榜说，我是为了“扫黄”啊；我是为了让互联网纯洁啊，我才要控制互联网。但是实际上你看，每一个官方网站上边，都可以看到大量的黄色照片。比如，在市政府的网站上，就有妓女的广告。显然，它愿意开放这一个层面，把你的注意力引导到那里去。
我们知道如果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公共讨论的空间的话，那么每个人就会向他私欲的方面去发展。一个社会如果完全由私欲在主导的话，它就是道德败坏的。因为你可以不必考虑其他人啦，你就只考虑你自己啊。那么，对政府来讲，它得到的最大好处就是，当你道德上堕落以后，你就不会再关心公共的事情，那样你就不会去关心公共的话题了。因为关心公共事情是一个有道德人的表现。一个没道德的人，他为什么要关心大家共同的事情呢？我自己追求我自己的私欲，我自己的享受，我自己的花天酒地就可以了。我们很难想像，当一个人除了这些东西以外，他还会去讨论公共空间，还会去关心其他人的事情，还要大家对整体社会有所奉献？也就是说一个一天到晚花天酒地的人，他会对一个弱势群体表示关心？这个两个东西显然是互相矛盾的。所以当共产党开放那样一个下欲之门，下流之门， 让你去走的话，当然你就对整个社会的提高，就没有什么兴趣了；你也就不会对共产党的这样一个权威提出任何的挑战了。实质上，这十几年的发展，就是这个样子的。为了这个政权的稳定，共产党不惜让中国人在其它的方面堕落下去，因为越堕落对它的统治越有利。
【旁白】一九九六年一月十五日，经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中国大陆首家报业集团《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宣告成立。集团旗下拥有一张主报、十五张系列报、五家杂志社、一家出版社和两个网站。按照中共官方的定义，中国报业集团是“以党报为龙头，以报纸为主业，以国家所有为原则，以社会效益为第一的多功能多层次多品种的特殊产业集团”目前，中国大陆已有四十多家报业集团。
【记者】中国政府强力推行的媒体的产业化，对媒体的控制产生了什么作用？
【吴国光】我想主要就是使得中国市场化以来所产生的那一些小报，就是比较接近民众生活的，医疗卫生啊，保健啊，经济信息啊，体育锻炼啊，老年生活啊，文艺娱乐啊，主要是这样一些接近民众生活的这样一些报纸，把它重新纳入党的组织系统，使党的组织系统比较便于控制它们。
我们知道随着市场化兴起，党报它要赚钱就比较难。因为党报都是一副让人憎恶的面目，大家都不愿意看嘛。那么那些小报呢，比如说，登一点经济信息啦，登一点风花雪月啦，明星逸事啦，那么这些东西就很赚钱。
一九九零年代中期，中国的宣传部系统搞了一个所谓报纸的集团化、产业化的措施，就把这些小报全都收拢到大报底下。比如说《广州日报》吧，它是广州市委的机关报，它把那些赚钱的小报全都放到它的底下，这个叫“子报”和“母报”之间的关系。那么这个“子报”赚的钱，就来养这个“母报”，而“母报”就在政治上控制这些小报。
比如，像《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被纳入整个《南方日报》系统以后，当它的报导一旦超出党所能容忍的范围，就马上把它原来的编辑换掉，派《南方日报》 – 过去党报的领导人去做他的编辑，这个人事的控制会被强化。当然，它每天有“吹风会”，每天给你“打招呼”，用这样一些方法来影响报导的倾向。这就使得党和政府可以利用这种你得到的所谓“自由”，来装饰它的整个的控制机制。而且，你媒体通过市场化赚的钱，最后实际上这些资源也都进入了共产党控制的荷包里面去了。所以，它反过来也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来控制媒体。
像类似这样的控制机制，在过去的十几年当中有很多的发展。我们看到，即使是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报纸，它也不会碰触那些“边界问题”，明明就是那个赚钱，它也不会碰触那个问题。
我们知道资本家为了追求利润，他可以去冒险，如果有百分之二百的利润，让他死掉，他都会在所不辞。那么为什么中国的资本家就没有这个胆量呢？问题就在于党的这样一个控制机器，它有一个比利润损失所带来的更可怕的后果，这个后果可能让你不仅钱赚不到钱，而且可能人最后都要进监狱啦。所以这个控制是相当严厉的。它从强力的控制到精致的操纵两个层面都有。
所总的来讲，市场化对于整个中国的影响也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有限的自由，一定经济的进步；但另外一个方面，它也使得中国人在追求金钱的过程中，丧失了对于政治上这样一个权力的追求。因为你知道，你在追求政治权力的时候，那里有一个铜墙铁壁在挡着你，与其是到那里去碰壁，为什么不加倍地去追求金钱呢？这个就使得人的道德更加物欲横流，政治上并不产生进步。我想媒体受到的市场化影响的两个方面影响和这个总体上是一致的。
【旁白】二零一一年二月十日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与马里兰大学美籍亚裔中心联合发布了《二零一一年美国华裔人口动态研究报告》，《报告》称，华裔已成为美国最大的亚裔群体。截至到二零零九年，美国华裔人口已达到三百六十三点九万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二其中在美国出生的华裔占美国华裔总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九。另外，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一的华裔是外来移民而外来华裔移民中有百分之六十点一来自中国大陆，百分之八点八来自香港和澳门，百分之十五点一来自台湾。
另据早前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华裔美国人中有百分之八十二点九的人在家说中文，有百分之六十点四的人承认他们的英文水平有限。这些数据显示美国华人对中文媒体的依赖程度相当地高，而他们在中文媒体上所获得的信息，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对世界的看法。
早在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美国詹姆斯坦基金会就在其会刊《中国简讯》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政府是如何控制美国的华语媒体》的文章，该文章揭露出一个事实：中共花费了巨大努力介入和渗透海外的中文媒体，致使这些媒体日益偏离新闻自由的价值理念二零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在台湾大学发表了《 大外宣的崛起？中共对海外华文媒体控制》的演讲。进一步揭露了近几年来中共对海外中文媒体进行红色渗透的新手法和新特点。
【吴国光】现在因为“全球化”力量这么强大，要完全隔绝中国民众对于外部事业的了解也是很难的。那么现在中国政府有足够的资源，它不仅能够影响在中国大陆的媒体，而是还可以反过来影响在外面的媒体。
中国毕竟能读外文的人还是很少的，直接能读西方媒体的人还是很少的。即使生活在西方国家，比如生活在美国的中国人，每天能看《纽约时报》的人还是很少的，大多数人还都是以看中文报纸为主。那么中国政府非常重视在西方的一些中文媒体，它要控制这个资源。那麽控制了这个资源以后呢，即使你在中国上了外国的媒体，你以为它是外国的媒体，实际上那个媒体也是中国政府控制的。因为现在它的力量已经扩大到能够控制海外媒体了。
比如说，现在在海外，就有很多它所控制的媒体。当然它可能不再像是以前那样啦，比如，像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这种模式。它们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从业人员都是从中国派来的，总编辑、党委书记都是从中国派来的。现在不再是这种模式，而是当地华侨自己办报纸，讲的是当地华侨自己的事情。但是这些当地华侨办报的资金是从哪里来呢？我们不知道。当地华侨要办一个当地小报，往往生存是很困难的。但是，我看到这样的小报却越来越多。当然，它有正面的一方面，就是华人在整个西方社会，越来越要争取自己的发言权。但是我们也看到很多的华侨，为了经济上的利益，他们不得不和中国做生意，那么中国的政府可以通过这个，来影响他们媒体的倾向。它并不是明确地告诉你要怎么样做，只是大使馆请你吃吃饭啊，参加宴会啊，介绍几个生意给你啊，然后呢？当然你也就会想，那我讲话我就不要去碰触中国政府不喜欢的东西啦，那不是自己把我的生路堵死嘛。这就是一种巧妙的控制。
我们也看到，如果中国政府它现在再要在香港再办一份的媒体的话，它也不会自己去投资办，它会跟某一个华人资本家说，我想办一份这个媒体，你在中国可以有某一个生意，但是你把你这生意赚的钱拿到香港，去帮我们资助某一份刊物。那这个刊物实际上还是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像这样的例子很多，而且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多。
比如说，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当时我还生活在香港，居住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校园里，因为香港本地的媒体都是广东话的，我就收看当地的中文普通话的电视台。本来我是可以看到CNN ，可以看到BBC ，但是香港中文大学宿舍的CABLE 是由学校控制的，自一九九七年以后，类似CNN BBC 这样的频道，就不断地被减少，不断地被减少，最后就没有了。所以到了二零零三年，伊拉克战争期间，我通过CABLE 已经看不到CNN，看不到BBC 了。说起来这简直都不能相信，生活在香港，通过Cable 我看不到CNN，看不到BBC 。而我又看不懂广东话，我就只能看在香港办的这个中文普通话电视台啦。
那么我看这个电视台一个晚上，就看到说美军在巴格达遇到抵抗等等诸如此类的。我想这个仗打得好像很辛苦嘛。结果到了第二天早上一来报纸，通栏标题说“美军攻占巴格达”。我想，这什么时候发生的事情啊？一看说，我昨天看电视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昨天看了一晚上电视，都不知道美军已经攻占巴格达啦。这个时候再去看这个中文普通话电视台时，它还在那里讲美军在巷战中遇到激烈的阻抗等等。你说它没有报导巴格达的事情，没有报导伊拉克战争吧，不，它是充分地报导了。
我看到一个材料说，中国的中央电视台对于伊拉克战争的报导也是非常充分的，以至于中央电视台在伊拉克战争期间的收视率，翻了二十八倍。这可是极大的一个数字啊。那就是说它报导的很多。打战，很多人很喜欢看。所以收视率飙升。可那又怎么样呢， 大家天天看伊拉克在打仗，却不知道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在中国也有很多在媒体从业的朋友，他们也有特权可以看到这个在香港的普通话电视台的频道，他们也没有看到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也看中央电视台，也看香港的这个普通话电视台，可是三天以后他们还不知道美军已经攻占巴格达了。
如果以前是以前他们一定会相信我说的，因为他觉得说他在中国不可能接收到全面的信息。但是现在他会说，不可能吧？我每天都在看香港电视台呀。他相信那个在香港的这个媒体是自由的。就是由于这样的一种非常巧妙的一种控制手段，使得他们也完全不知道到底伊拉克发生了什么事情。
【旁白】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美国互联网公司谷歌发表声明，宣布关闭在中国大陆的搜索引擎，将中文搜索服务转往香港。谷歌在声明中称，二零一零年一月十二日谷歌受到了来自中国的网路攻击。有证据表明，几十个与中国有关的人权人士的邮箱账号，定期受到侵入。中共当局一系列限制网络言论自由的规定和做法，使谷歌决定退出中国。与此同时谷歌宣布，不再配合中共当局对搜索内容进行过滤。
【吴国光】过去我们认为互联网相当地自由，没有边界，对于中国这样的一个媒体传播世界是一个强力地冲击。但是我们看到中共也巧妙地巧妙的利用互联网。我们现在看很多中文网站的倾向，可以很容易判定它是不是和中国政府有某种程度的合作关系，金融的、财政的、经济的合作关系也好，信息互相享有的合作关系也好，甚至还有更深层的政治合作关系。很简单，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不能碰的那些很多要害问题，它也不能碰。你不能说这些媒体就是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控制的喉舌，但是它看起来是独立的身份，但是扮演类似共产党喉舌的角色，它起得作用比共产党的喉舌起得更有效。因为共产党舌讲的话你不相信，但是它讲的话，你想它是一个海外自由媒体，你会相信，这就是很精致的控制啦。
还有一种控制媒体的机制，是通过控制人的思想。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以后，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大大地高涨。这就使得中国人在看待事件的时候，有一些“盲点”。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西方的很多的机构里，包括媒体机构，包括这个学术机构，包括经济机构等等，都有很多的华人，那么随着中国的经济力量增大以后，海外华人的民族自豪感就大大增加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很乐意替中国讲一些“正面”的东西。本来这个也有它非常正常的一面，但是中国政府就借助这个东西影响这些人，使得他们有意无意之间按照中国政府的调子来讲话。那么这些人讲话对中国民众的影响力就比党的官员讲的话有说服力。这个控制并不是说一个党的宣传官员来告诉一个在美国大学教书的中国后裔的教授说你要怎么讲，而是利用他们民族主义情绪，利用你对中国的这样一个自豪感，你要到中国去的时候跟你谈谈话、吃吃饭，让你多看“正面”的东西，那你就很不自觉地就会接受了他们那样一套东西。
包括完全由西方独立机构主办的一些媒体，但是它要进行中文广播，或者是进行中文报导，它也要借助来自中国的人。中国政府利用这些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结来影响他们，使得他们在有意无意之间替中国政府讲话。那么他们哪怕只讲一句，也比共产党的官员在那里讲一百句要起作用。这也是它精致化的一种表现。
包括引入西方资金为它服务。就是说你可以竞争中国这样一个媒体市场，但是它给你设置“底线”，这也是我们能够看见像YAHOO 和GOOGLE 这样的大的电子化国际媒体公司，他们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也要和中国政府合作。这个很简单，中国的市场就是这一个，那么能够控制市场准入的就是中国政府，那么这样的公司有很多，你不接受中国政府的“底线”，他接受，他就赚钱啦。所以呢，即使是这样一个全球化、国际化的环境，即使中国媒体市场向外资媒体开放，但是你也很难以撼动中国政府对于媒体的控制。结果还带给大家一个假象，说你看这么开放了，外国媒体也都进来了，这个东西不是《人民日报》说的，这个东西是YAHOO说的，那当然是真的啦。但是你要知道YAHOO和共产党也要有这个交易，否则，它在中国怎么能够混得下去。当然就是说，它的控制有力不从心的一面，也有故意利用开放因素的一面，那么这些种种因素的一个总合，就使得它一面控制媒体，那么还显示出实际上没有控制住的这样一个假面目。
【记者】全球化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这个新闻自由？
【吴国光】没有。我想这个全球化不仅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它还有一个很大的负面作用，使得大家生活在一个以为已经媒体自由的假像这样的一个社会生活当中。所以， 对于新闻自由的那种强烈的追求，都已经越来越减弱了。
现在中国的新闻官员可以在全世界毫不羞耻地讲，中国的媒体是最自由的。当然这个简直就是笑话。那么，中国民众、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国的新闻从业人员等，很多人都会讲我也很自由啊，他们就现在认同这样的东西。
这个我觉得和一九八零年有非常的不同。我刚才讲，一九八零年代有很自律的这一方面，但是媒体的工作者也不断地试图要踩它的“底线”。那时候有各种各样的理论啦。叫做这个“踩线论”，“打擦边球”等等。现在他们追求新闻自由的这个冲动，比以前从总体上来讲小了。当然也有人不断地在追求新闻自由，我们看到像《冰点》啊，像《南方都市报》啊，也在做这个事情，但是从总体上来讲都小了。那么原因呢，一个就是说经济的原因，媒体从业人员的经济待遇改善了很多，他们现在成为整个政治菁英，知识精英联盟的一员，中国经济繁荣的受益者。一方面，如果你听它的话，你经济上会得到好处，那如果你不听它的话，你不仅得不到好处，你可能整个都会遇到生存的威胁，它可以让你坐牢。所以，在两相权衡之间，大家都自动地按照它的指示跟着走， 去赚钱，享受现在这样一个地位呢。 “八九”以来，大家都明白这个“边界”在那里，没有人再去肯碰触那个“边界”了。那另外一个呢，它给你的指示也比较委婉，比较柔软。它现在不是给每一个新闻工作者讲，你要做党的喉舌。它现在也在讲，但是主要的是给那些老总们讲。那么这些老总对底下的新闻工作人员，就是说你要加强你的专业素养；你要把这个东西搞好啊。
“全球化”以后，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了中国的今天的这样一个媒体的世界。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得不发明一个新词来描述这个世界。就是说它是一个扭曲到，你也不能说它虚假，但是它肯定是不真实的。那么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特定的制度- 共产主义的权威主义制度和相当充分的“全球化”，可以说中国拥抱“全球化”比很多其它国家拥抱得都积极，是相当充分的经济“全球化”，这样结合起来，形成的这样一个非常怪的这样一个现状。
【记者】您曾在您的一篇的文章中提到两个概念， 一个是“洗脑”，另一个是“宣传”，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
【吴国光】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这个概念我是从一个政治学家- 汉纳阿伦特那里看到的。她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德国政治学家，是位女性。她在研究共产主义制度和纳粹主义制度的时候发现了区别。她认为“洗脑”就是让你要相信他所有讲的东西。那么”宣传”呢。包括讲的人他可能也不一定相信，但是他还是要讲。
毛的时代是以“洗脑”为主。他要说服你，让你从真心里相信共产党真的是好，毛主席真的是好。那么他讲的这些东西要进入你的灵魂，要进入你的血液，要化为你的行动。那么现在呢，其实共产党并不是太在意说你相信不相信它讲的，你是不是相信那些原则，他不是太才在意。那么他要做到的就是，能够说服你，让你说不要采取行动和他对抗；让你觉得说不这样又有什么别的选择呢？你可以以你的行为方式，你的思维的方式，就是说你回到家里根本就不要听共产党的所谓“主旋律的歌曲”，现在你要去听那些毛泽东时代说的“靡靡之音”它也不管你。那么你原来回到家里，你要看革命的小说，那么现在你要去看其它的东西，他也不管你。但是只要在政治问题上你不要冒犯我，你不要冒犯我。你可以心里想共产党真是坏，但是要通过宣传让你意识到就是说中国离了共产党不行，那你要反抗共产党，你会非常倒楣的。而共产党呢，虽然它的制度有根本的不好，但是它还是做了很多事情，它还在不断地改善，那么它在不断地使中国在改善的过程中得到很多的好处。就是说，你不是从世界观层次相信它，你是在现实层次相信它，这就足矣啦。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区别。
就像商业宣传一样，你说我这个产品如何地好。你不必要相信说这个商家就是独一无二的，只要你买他的东西就好了。共产党现在也是这样，它已经从总体上分解为个体，你只要买它的货就足矣啦。你在这个事情买它的货，那个事情买它的货，最后你会发现，在政治上中国只有一个供应商，这个供应商就是中国共产党。
【记者】面对这种精致的宣传，中国老百姓怎么能分辨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被误导的呢？
【吴国光】中国老百姓可以从他的真实生活中体验到很多东西。比如说，中国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可以不断地讲，我们的反腐败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是，中国老百姓都知道真相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说中国的环境保护取得很大的进步，但是中国的老百姓是可以体验到真实的情况。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所需要的信息，不仅仅只是通过亲身体验，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和一个猴子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人类有文字，有信息的交流，可以超越你切身体验的东西。我们可以知道很多很多切身之外的，和我切身利益相关的东西，也就是说和我们有限的BODY，有限的身体，不能够经历的事情。
我老家在山东临沂，我看到海外的媒体报导说，山东临沂的那个农贸市场发生了一个爆炸事件。那个农贸市场位置离我们家不是太远，所以我当然就很着急，怕万一我的家里的人， 我父母到那个市场去。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 我说农贸市场好像昨天发生爆炸，你有没有问题？我妈说， 不知道啊，没有这个事情吧。这个事情发生过两次。又过了几年，我们老家发生了一个公共汽车爆炸的事情。就是有一个人因为对生活中什么东西不满，他搞了这么一个事件。那么海外也有报导，那我打电话去问我妈，我妈也不知道发生了这个爆炸事件。这就是说，即使你身边发生的事情，你只要没有在现场，你也不知道。所以说，在我们山东临沂这样一个很小的城市，那里的居民并不知道这个城市每天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在海外的人都知道，如果你回去中国一个月，那你就完全不知道中国每天在发生什么啦。你回来以后，你首先要看到的外面的新闻报导，那你才能知道这些日子里中国发生了什么。
比如说，我们在海外知道，在前两年四川汉源有发生了几万农民对修水库强占他们土地不满，把省委书记都扣留了一段时间。我们知道在广东汕头和汕尾这两个市，发生了农民因为失地抗议，被警察枪杀的事件。那么我相信在中国生活的人，可以说绝大绝大多数都不知道中国发生了这些事情。那更简单就是“天安门事件”也是一样的，这么大的一件事情，改变了中国历史，震惊世界的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在中国大家也不知道。
我们从这样一些最简单的生活现实，就可以看到，你虽然生活在中国，虽然你从本质上对中国肯定有所判断，比如说你可以知道它其实很腐败，但是由于中国政府这样一个选择性和过滤性的宣传，由于中国政府对于历史完全的这样一个隐瞒和扭曲，其实中国的民众对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了解是最少的。如果你每天只是看中国政府的那些媒体，去了解世界的话，你就是一个聋子，你就是一个瞎子，你根本不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情。
【记者】那您觉得中国媒体有没有可能突破，我是指中国媒体的从业人员有没有可能突破中国政府对媒体的控制呢？
【吴国光】现在看是很难的啦。我想在没有一个政治上大的变化以前，我是看不到新闻从业人员能够突破这种封锁的。当然他们也在不断地在做努力，但是每一个努力都会带来新的这样一个镇压，然后它们也在相应地加强这个控制的手法。
记者： 媒体能不能“反控制”呢？
【吴国光】其实，你可以从“反控制”当中看到控制。每一次“反控制”的这样一个斗争或者胜利，都会引起控制机制的调整和加强。当然也有削弱的层面，但是它为了要加强控制，它必须进一步地调整，进一步地精致化。
比如说，我们看《冰点》这个事件。 《冰点》原来主要的编辑就试图反控制，他们要利用自己的版面来发出他们的声音。他们做了这个反抗以后，我们看到共产党在遇到压力的时候，就不像以前那么粗暴，而把《冰点》完全撤掉，他做了一点让步，还继续让《冰点》办下去，但是，它把编辑换掉，进行新的重组。在这个情况下，我可以讲现在这个《冰点》如果还是有很多人要看的话，你也许感觉到它还是很进步的，但实际上这个《冰点》已经不是原来的《冰点》了。那么过去的话，它会把它全部砍掉，那就没有这本杂志了。
【旁白】 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一日，中共共青团机关报《中国青年报》旗下的《冰点周刊》因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被中宣部点名批评，一月二十四日，团中央下令《冰点周刊》停刊整顿。翌日，主编李大同发表《公开信》，抨击当局的打压，并在网上公开征集签名，得到众人响应。二月十六日，《中国青年报》党组宣布，《冰点周刊》三月一日复刊，但主编李大同和副主编卢跃刚被免职。
【记者】那面对这种封锁和扭曲，中国的百姓怎么样才能知道这个真实的世界呢？
【吴国光】我想像海外真正的独立的自由媒体，要扩大对中国的信息输送的渠道，广播啊、 电视啊，我想平面媒体是比较难，当然还有电子网路啦。我想这里面真的有一场争夺，有一场争夺。因为中共也试图占领这个阵地。当然我想自由的、独立的媒体也要去充分发挥这个功能。
【结语】二零一三年的第一天， 一北一南两条有关媒体的消息，吸引了大家的注意。来自北京的消息称，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宣布改版，并在官方微博中宣称: “新的一年，我们将努力说真话、写实情，……”。此言一出，语惊四方，引来网民的阵阵调侃。 “说真话”本来就应该是新闻媒体的职业准则，可《人民日报》却把它当作自己新的一年的奋斗目标，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
另一条来自广东的消息称，《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辞《中国梦，宪政梦》在出版前被大肆删改。有超过十五名记者和编辑因讨论此事而被封微博。另据报导说《南方周末》二零一二年被“改撤”的稿件多达一千零三十四篇。新年伊始，一北一南，一笑一怒的两件事，凸显了中国大陆新闻媒体的真实生存状况。这也正与国际社会对中国新闻自由度的评估相吻合。在二零一二年度全球新闻自由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在被调查的一百七十九个国家中的倒数第六位。
《南方周末》是中国少有的几个以敢讲真话而著称的媒体。尽管它曾多次因敢言而遭到整肃，但其敢言的传统依然没变，也因此得到了许多民众的支持和声援。而以讲假话而著称的《人民日报》，突然发誓要讲真话，大伙儿还真是有些不太适应，更别说相信了。但愿《人民日报》的新年承诺，不要成为“真的假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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