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人2014年3月16日讯】不合适的人说不合适的话
前些日子网上盛传“邓颖超日记”启封，内容涉及周恩来晚年和毛泽东之间关系恶化的传闻。最近邓颖超生前的秘书赵炜女士公开发表谈话，断然否认这种日记的存在；并且认为这种传闻的内容非常“恶毒”云云（参见《北京晚报》一月二十日报道）。
赵女士的谈话涉及两个问题。其一是“邓颖超日记”是否存在？其二是对日记内容的批判与评价。
对于第一个问题，即日记的真实性。赵女士否定的理由有二：一、“我跟邓颖超这么多年就没有看见她写日记”。二、“在总理办公室工作的人都不能写日记”。
对此，值得怀疑的是：第一个理由太武断。按照逻辑学原理分析，其大前提是：我没看见的东西就不存在。但常识告诉我们：人们看不见的东西不一定就不存在。例如：人们用肉眼可以看见水波、光波，但看不见电波、声波，难道电波和声波就不存在了吗？何况写日记属于私密性的行为，一般人都不会大事张扬，而是关起门来一个人私下里写，尽量保密，不让任何人知道。赵女士虽是她的秘书，秘书的任务是为领导人服务，却没有权利事事与闻；领导人更没有必要事事都让你知道，让你看见。
其二，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就不允许写日记？是不是有这个规定，我不敢断言。但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曾经担任总理的李鹏就写过日记，写得很详细，而且在香港公开出版了。对其内容，内地的读者也都略知一二。看起来，即使有这样的规定，那也是徒具形式的表面文章，未必人人都照办。中共历年来所下发的文件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有几个人认真执行的？最后还不是成为废纸一张？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从以上两点来看，否认日记的存在是不可信的。即使这位赵女士的身份是邓颖超生前的秘书，也无法令人信服。相反，这难免使人们怀疑其出面否认的真实动机：莫非这份机密材料触动了谁的利益？于是我们不能不研究第二个问题：日记内容是否存在“恶毒攻击”？
为此我特地仔细阅读了网上盛传的“日记”内容。
尽管中共当局一贯宣传高层内部如何团结一致、如何亲密无间，但常识却告诉人们：即使是一个人，左手与右手也往往不能得心应手、协调配合；吃饭时，牙齿咬了舌头的情况也不是没有。再者古今中外的历史无不表明：任何两个人之间都不可能完全一致、始终如一。经过“文革”的大揭发、大暴露，毛和刘、周、朱、邓、陈等等领导人之间的分歧曝光得还少吗？最令人记忆深刻的是，早在五○年代末期，毛泽东手持柯庆施所写的文章，像训诫孙子那样训斥周恩来说：“这样的好文章，你写得出来吗？”周则服服帖帖地承认：“我写不出来”；事后还不断地检讨。“邓颖超日记”中所记录的，无非是周不满毛泽东在“文革”期间的独断专行、倒行逆施。毛泽东在位二十七年间，特别是“文革”期间许许多多严重罪行，简直是罄竹难书，也是妇孺皆知，世人尽晓，而且写入了中共自己的文件，公之于世。还用得着别人来“造谣”、“攻击”吗？
此外，“日记”中还有一段十分尖锐的话，时间是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国家很不幸，建国二十六年，还有六亿人口饭也吃不饱，只会高歌共产党、颂扬领袖，这是共产党的败笔。”此时离周恩来辞世只有十余天的时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看来周恩来临终总算敢于说几句真话了。令人遗憾的是：将近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有将近一亿人口未能脱贫，生活困难。也许正是周的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当局那根非常脆弱的神经吧？
最后，像邓颖超这样重量级的人物，其日记的重要性、机密性都是不言而喻的，按理应该由最高权威机构保存或启封。那么，日记是否存在，是否解密、启封等等都属于党和国家的重大机密，应该由最高权威机构正式认可或公开否认，而不应该由一个普通工作人员随随便便说三道四、混淆视听。是不是日记某些内容恰巧挠到了当局的历史旧创，使得这个历史伤疤再一次暴露在世界人民面前？
赵女士忽然站出来否认“邓颖超日记”的存在，不能不让人联想起中国人熟知的成语：欲盖弥彰！
文章来源：《争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