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已经二十五周年，至今仍然没有平反。当局不敢面对历史的心态，再次说明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实在是一个不断作恶且不断掩盖的历史。这不是一个错误掩盖另一个错误的历史，而是以更大的邪恶来掩盖作恶的历史，故称之为“以邪掩恶”。“以邪掩恶”就是作恶到底，“六四”便是一例。
“以邪掩恶”就是作恶到底
中共之所以陷入“以邪掩恶”的历史陷阱而不得自拔，不但有极左的一贯作风，更有自以为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的恶习。这种“极左”和霸道，无不可以归结到嗜权如命的偏执上。当他们把这种偏执称之为党性时，文明的任何价值均被弃如敝履。这个“党性”最让人不可理喻的，就是不讲人性。不讲人性就整人、就迫害，乃至杀人。从大跃进狂热饿死千万人的问责，到毛泽东恼羞成怒发动文革的彻底洗牌；从思想解放的西单墙，到邓小平的“四个坚持”；最终酿成“六四”之劫。为逃避其罪责，苦心积虑地掩盖真相、消除记忆，结果顾此失彼，又拖延政改长达二十多年！权贵滋长、维稳贪腐、两极分化、环境毁坏，终至民心尽失。
从八○年代的思想解放，到“六四”后的种种禁忌；观念上的不断倒退，竟自甘堕落为反动势力。当宪政已成禁忌，历史上的种种恶行就会重现。忌论文革之恶，就有重庆“唱红打黑”再吹文革之风的恶劣表演；禁言“六四”运动，就有权贵老虎贪污腐败的肆无忌惮；忌谈宪政民主，就有暴力维稳、打压异己、以言治罪的无法无天。斯大林主义、阶级斗争的包袱实在是太重，它不但是半个多世纪中华民族灾难的制造者，也是中共难以与社会建立互信的绊脚石。这个沉重、污秽的历史包袱，已成为中共告别秦政走向现代的死穴。
光明与黑暗搏杀是新时代关键
勿“以邪掩恶”就是改恶从善，就是要敢于面对自己的历史。只要告别斯大林主义，告别阶级斗争，回归人性，历史的一页并非不能翻过去。这就意味着，习李新政必须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作出生死抉择：是继续讳言文革之罪、讳言毛泽东之恶，以及对“六四”的禁言、对社会舆论环境的打压，还是顺应历史潮流，从根本上厘清历史事件的责任，进而剥离政体的弊端和某些个人的罪责，将历史交给人民，而不是将包袱继续背在自己身上。这是光明还是黑暗的搏杀，是习李能否跨入新时代的关键！
回头再看老大哥。戈尔巴乔夫正是在清算了苏联时期的历史事件才轻装上阵脱颖而出的。一九八八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重启对历史事件的调查，成立了“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不仅彻底清算斯大林的个人罪行，而且对赫鲁晓夫一九三六──三七年期间的历史罪责和勃列日涅夫的维稳停滞造成的恶果进行清算，进而开启了“新思维”和“公开性”的大门。
一个新时代的开启是以对历史事件的反省或清理为标志的。它意味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在彻底认清自身历史的基础上，才有取得国家前途的共识。反之，如果当局继续将历史的过节、罪责背负在自己身上，误以为反省和清算会危及自身的合法性，那“正能量”就是一句空话，“中国梦”更是无从谈起。更可怕的是，未来的习李八年还会挣扎于“以邪掩恶”的历史陷阱，沿着不断累积叠加的“多米诺骨牌”的老路滑行。如果这样，中共前途堪忧，中国的未来堪忧。到头来，老百姓企盼的“打虎”游戏，最终只能再次被归入权力斗争的折子戏，岂不悲哀？
文章来源：《动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