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是一本“三特”杂志：由特殊的人群、在北京这一特别之地（中国政治心脏）、挖掘讲述特别之事（中共革命亲历者与内部人见闻）。它的存在，于还原中共党史的真实面目非常重要，但对意识形态主管部门与某些大人物及家属来说，犹如芒刺在背，非拔掉不可。
钩沉抉微，多枝健笔写“春秋”
《炎黄春秋》谈史为主，间或有涉及时事之文。由于中共党史被中共视为不容官学之外人士置喙的禁脔，其文屡屡犯禁，被整肃几乎是这本杂志的宿命。早在2012年1月，就有人统计过，该刊曾11度遭整肃。如今时过两年，估计已不下十五、六次之多。
从本世纪以来，中共党史从“险学”成为“显学”，至少有两种力量在起作用。一是一些学者长期努力耕耘，如高华、杨奎松等人的长期研究及对史料的挖掘，使党史走向公共视野；二是一些党内老人通过各种渠道发表的回忆录，其中《炎黄春秋》是个重要平台，起了扛鼎作用。
社长杜导正先生在《炎黄春秋创刊二十周年感言》中谈到创刊缘起，1991年萧克将军点将让他筹建该杂志，确定的原则一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炎黄春秋》“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二是从正面推动以邓小平等老一代为主导、胡耀邦和赵紫阳等人着力推动的改革开放，“杂志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杜老还谈到 2005年前后，杂志进一步加强了对现实的关注。
外界公认，这本刊物至少在三方面做了很大贡献。一是对文革的否定，二是对中共党史努力还原；三是登载了好几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即向中共高层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不少当事人对文革的回忆，让人从细节中看清了文革与毛的本生相，因此，这本杂志成了乌有之乡及毛左的眼中钉。还原改革史效果颇彰，《炎黄春秋副总编辑谈胡耀邦“脱敏”过程》（凤凰网）一文有详细记述：胡耀邦从被迫离职后，从中国媒体上消失很久。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黄春秋》刊登了第一张照片并配以小诗纪念。从那时直到2006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胡耀邦诞辰九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该杂志前后刊登了30多篇关于胡耀邦的文章。其间频受中宣部干扰。纪念胡诞辰90周年那次还被中宣部下令封存杂志，但在禁令发出10天后，即11月19日，中央纪念胡耀邦九十华诞座谈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从此胡耀邦“重回”中共党史与中国公共视野。
作为中共内部人的建设性意见有：2003年1月刊载《关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议》，此文被《21世纪环球报道》转发，报纸被查封；2007年10月号《完善我党领导的几点想法》；2013年1月作为新年献词刊发的《宪法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共识》，呼吁当局将虚置的宪法变成现实的制度体系，并称政治体制改革实质是一场“维宪行动”。外界多认为，这篇呼吁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极可能是导致《炎黄春秋》网站被封的原因。
《炎黄春秋》凝聚了“体制内健康力量”
这本杂志自1991年创刊，存活至今，是因为有“体制内健康力量”存在。有人总结过《炎黄春秋》的生存之道：一，编者和作者都是从高层领导岗位退下来的精英，能够把握在政治上的“度”；二、读者大都是中共老干部和老文化人；三，杂志社后台比较硬，一大批退下来的部长和部级领导是编委和作者，谁要动手整肃易惹风波。
我认为关键在第一、三两点。中共官员退休前与退休后的表现完全不一样，有人总结为“两头真”，即参加革命之初的动机是真诚的，退休之后的反思也是真诚的，独独在革命队伍中，位置所系，不得不当“套中人”。这些“两头真”的老人，不少人在80年代中共党内“改革派”中人。他们头脑清楚，从自身的“革命经历”中知道问题所在，希望中国能够通过和平变革达成政治进化。到90年代中后期，他们已经退休，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也进入历史，外界对他们的称呼渐渐改用“体制内健康力量”。只是他们对体制的运作已经基本不起作用。我当年遭受政治高压时，李锐先生曾给我打电话表示关心，他当时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深刻：“奈何不了我们这些老的，就专门欺负你们这些小的”。“老的”，是指他们毕竟是党内自己人，有一定资历，可以自保；“小的”，是指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思想反叛者，无后台与资历，无自保能力。
这些“体制内健康力量的存在”，让外界对中共走渐进改革之路抱有幻想，这只要看看每逢他们当中有人发言，海外媒体的夸大报道就可知一二。最近，黎学文在《体制内健康力量幻想症》一文中谈到，朱厚泽先生逝世前曾说 “没有希望。你们眼中的希望，是因为看到我们这些老头子还活着，所以你们有幻想。但连我们自己都不抱幻想。”朱厚泽先生看问题通透，这点我比较清楚，因为我与他之间曾有过几次长谈，他甚至深刻理解并赞同我关于“中国近代五大政治集团的变迁展示了中国社会流氓无产者化的过程”这一阐述，并鼓励我将其写出来（至今我还未将这文章完全写出来，部分论述已经使不少人很不高兴）。他逝世前的临终遗言还包括一段：“一定要告诉世人，中国模式害人不浅，害我们13亿中国人已经够了，千万别再推广到世界其它国家害更多的人”。不过，就算是他们，也得把握讲话分寸。从我个人来说，非常理解他们的选择：在办一本时有春秋之笔却能勉强生存下去的杂志，与办一本说话痛快却难以长久生存的杂志之间，选择前者是明智的，因为这本《炎黄春秋》毕竟生存了23年，这在中共体制下，几乎是个奇迹。
《炎黄春秋》：今之太史简与董狐笔
《炎黄春秋》为了生存，目前还在继续努力，比如重新张挂习仲勋在创刊十周年即2001年2月25日的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寄望习近平念其父亲与杂志的交情放生；在微博上发表马克思反对新闻检查的言论：“在马克思看来，受检查的报刊只不过是被人的意志强行加工的‘阉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新闻出版自由的坚定主张与对书报检查制度的强烈抨击，展现了毫不妥协的原则立场：‘凡是思想健全的人，谁能不原谅报刊的民族的和时代的过失，却原谅书报检查制度的反民族的和反时代的罪过呢？’”这是他们的斗争策略，他们也只能这样尽力来保护这一宝贵的思想平台。
史曰：“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中共一向自诩传承了中华文化血脉的“道统”。西安事变后，中共曾于1937年4月5日公祭黄帝陵，由毛泽东亲写祭文“昭告列祖”，毛泽东撰写的《祭黄帝陵文》也早已刻成碑文，矗立在黄帝陵所在的轩辕庙内西面庭院，我当年在轩辕庙观看碑文之时，心中浮现的疑问是，文革时要将封资修全部打倒的毛泽东，当年为何要以皇帝祭天的形式自认中华之正脉？既然如此，文天祥在《正气歌》中，将秉笔直书的中华史学传统归为天地正气之一：“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为何容不下一本还原历史真相的《炎黄春秋》？这本杂志的命运再次证明，中共统治只容得下用谎言堆砌出来的文字，如此作为，今后又如何有脸再至黄帝陵“昭告列祖”？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