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脱贫的攻坚任务业已经布署下去：规定一定的国家机关负责完成一定的脱贫任务，目标精准，期限分明，雷厉风行，务期必成。
建立由政党和政府替穷人脱贫的举国体制，可以说是地球上没有先例的一场大革命。“军令状”云云，那是套用战争语言，无非是一种责任制。
毛主席搞运动，如学雷锋之类，就喜欢采取这种责任制，有时也叫“一帮一，一对红”，挺热闹的。当时就有人不以为然，担心雷声大雨点小，虎头蛇尾。
我主张确定治疗方案应该慎重。为求对症下药，首先需要彻底弄清楚这三亿穷人致贫的根由。把三亿人置于金字塔的底层，恕我直言，其实是邓小平设计出来的。倒不一定是邓有意为之，很可能是他始料所不及，但毕竟是他南巡总设计的题中应有之义。作为大政治家，邓不是小孩子，不可能不懂有正面就有反面的常识。他想必懂得，是几亿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崛起中起了擎天柱的作用。他本应依法维护他们的全部合法权益。可惜，邓小平根本没有，党中央根本没有，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大也根本没有。终于，在权贵富豪们弹冠相庆，一个个飙升到顶层的同时，用肩膀扛着整个金字塔重负的廉价劳动力，整体地被抛下了深渊。
应该全面地公道地评价毛泽东“党领导一切”的制度，和邓小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路线：朱门酒肉臭也罢，路有冻尸骨也罢，两者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出来的，都不在党的计划之外，都是毛的制度和邓的路线的目标和产物。
许多人正在研究“中国特色”，以为它是什么神奇的东西。其实，两句话就足以尽之：共产党领导中国的一切——这是毛为中国确定的制度；共产党以维护本党的权力和利益为宗旨——这是邓为该党确定的路线。把握住这两点，就比较容易看透中国。只要现行的体制不变，整个中国只存在着一个能动的主体——中国共产党。至于人民，尽管被称为国家的主人，其实统统是被党支配和安排的对象。
就这样，三亿穷人的一席之地只能安排在塔底，只能得到全国总财产的百分之一。他们有脚，但是没有走动的自由。他们有手，但是没有平等参与竞争的机会。他们有嘴，但不得发出自己的呼声。名为“三个代表”的党，永远是他们的当然代表，所以，他们永远代表不了自己。党已经以他们的名义组织了各种团体，所以他们自行集会结社就成了非法组织，聚众闹事。土地和房屋的征用，农产品的收购，工资水平的高低，就业还是失业，一切听从党安排。除了主旋律，没有其他新闻和信息。在党的面前，他们只有服从领导一条路，没有选择的可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没有上诉上访的渠道，更没有游行示威的权利。
《宪法》第2条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吗？不过，既然大救星已经把领导一切之权册封给了一个党，人民所能得到的，也就只剩下一个“服从权”了。
《宪法》第35条不是明明规定了公民所拥有和行使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吗，但是，既然领导权高踞于金字塔之巅，公民权当然就应该匍匐在石板之下了。
听人摆布的公民，哪得不贫？无怪乎以落实宪法为目标的宪政，也被列入被境外敌对势力教唆的负面清单，成为非法了。
剥夺公民权的范围，远远不限于1949年6月30日被毛泽东私自立法规定为“只准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1]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事实上，这专政早就扩大到了被称为国家“基础”的“工农联盟”。——当毛泽东把“耕者有其田”变成“耕者无其田”的时候，当“经济沙皇”为落实邓小平路线而下令上千万职工买断工龄“下岗”的时候，作为国家基础的“工农联盟”，什么时候发过声，什么时候抗争过！
法定的公民权，被中国特色的制度和路线扔进了废纸篓。无声，无脚，无团体，无代表，因而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公民，不一个个坠入贫困的深渊才怪！
叫你贫，脱你贫：这就是党的繁重而又伟大的历史。这里好有一比：又制造冤假错案，又平反冤假错案，须知也同样是党的繁重而又伟大的历史。创造历史的主体永远是党。不能自主掌握命运的人，连梦也得跟着党去做。这是必须的。
能动的主体和被动的对象是两个不同的群体。两千年前的思想家孟子分析得一清二楚：“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官府的恩典，官府有权收回，哪能属于你！
统治者的仁政和公民的权益也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一百年前的思想家梁启超也分析得一清二楚：“治人者有权，而治于人者无权。”“政府若能畀民权，则亦能夺民权。”
透彻极了。原则很清楚。改良社会制度和脱贫到底应该从何着手，难道还不清楚吗？
文章来源：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