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1日至6月4日，中共外长王毅对加拿大进行正式访问，举行了首次中加外长年度会晤，在与加外长迪翁共同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上，发生了王毅怒斥记者事件，该事件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西方各大主流媒体纷纷报导，在国际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事件经过
在记者会上，来自加拿大iPolitics的记者阿曼达．康纳利代表五家加拿大媒体组成的记者团向加外长迪翁提问，问题触及了香港书商的失踪、中共在南中国海的行动以及加拿大公民高凯文被中共政府监禁和指控一事。
在加外长回答完提问之后，王毅接下来在主动提出要对加拿大记者的这个问题作出回应，而他激烈的反应让西方媒体大跌眼镜。王毅称阿曼达的问题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傲慢，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他反问道：“你了解中国吗？你去过中国吗？知道中国从一穷二白的情况把6亿以上的人摆脱了贫困吗？知道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人均8000美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吗？知道中国把保护人权写进宪法？如果中国不能很好的保护人权，中国能取得这样大的发展吗？“他指责记者：“我要告诉你，最了解中国人权状况的不是你，而是中国人自己。你没有发言权，而中国有发言权。”他要求记者不要再像这样不负责任的提问。
两种反应
王毅的表现迅速成为国际媒体舆论场中的一件大事，国际舆论多认为王毅的这种做法不合政治原则和外交礼仪，大多持批评态度。加拿大官方向中共外交部及中共驻加大使表达不满，加拿大总理杜鲁多表示，新闻自由非常重要，明白记者的职责是作出尖锐的提问，他会鼓励记者继续做。
相反，中共官方则对王毅的做法表示坚定支持。《人民日报》海外版公众号侠客岛认为，“这种直接的、带着情绪的、充满个性的、强硬的外交辞令，改变了过去人们对中国外交语言一贯绵软无力、打官腔的刻板印象”。毫无意外的，中共外长的言论也得到了《环球时报》的力挺。在大陆网路上，王毅的言论也受到一部分网民的支持。
王毅言论引发思考
人们常把新闻出版自由称作民主制度的氧气，而且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自由社会的几乎所有国家的新闻工作者都有相同的职责：为了让公民了解情况，他们有责任提供准确公正的信息，独立于任何外界影响。新闻媒体还有另一个功能：充当监督人，监视政府政治和司法部门的活动。新闻媒体保持民主政体的生命力，因为它让没有声音的人发出声音，使占统治地位的多数无法践踏少数人的权利。
新闻和言论自由在自由世界和正常社会中，可以说是人人尽知的常识。因此，加拿大记者提出的问题，无论如何尖锐，其实都是在行使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职责，也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面对媒体记者尖锐提问，对于西方国家领导人可以说是家常便饭。相反，王毅的发怒，其实诠释了什么才是他指责记者的“偏见和傲慢”。在王毅发怒的现场视频中，加外长在听到王毅言论后，一脸惊愕和不解的表情，也给出了为何这样的言论会引起轩然大波：王毅的言论、思维与国际社会政治环境格格不入。
王毅怒斥记者引发的国际事件引发人们思考，为何王毅有着这样失态的反应？
外交丑闻根源
类似王毅的外交言论，在此前中共的外交部长、新闻发言人中就屡见不鲜。更有代表性的是江泽民。江泽民在回答美国记者询问六四女大学生投入监狱被强奸的情况时，江泽民回答，“她活该！”江泽民在全世界媒体前训斥香港记者“简单、幼稚”等，都成为了中共的外交丑闻和笑料。
其实，造成这些中共外交丑闻的根源，主要是来自中共的党文化。
一个国家的外交官代表着一个国家的形象，也是国家“软实力”的直接体现。外交官的表现也折射出一个国家内在的官场文化。
党文化，是中共系统地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革命”后产生的怪物。中共在摧毁传统文化的同时，把进化论、无神论、马列邪说、斗争哲学等等糅合成党文化，同时把共产邪说和党文化附着在中华传统文化身上，经过政治运动和日常教育，潜移默化地灌输到所有中国人头脑中。
中共的各级官员，无论其个人有什么个性和与众不同，但是在官方的公开场合，都必须自我设限，按照党性原则说党话。因此，王毅的言论和表现并不奇怪，其实是中共体制下的必然。
从中共统治环境中培养出来中国人，无不受到党文化的洗脑和熏陶，不同程度地带着党文化的烙印。人们已经习惯于不自觉地使用中共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去观察、衡量和解读各种事件和处理人际关系。结果是，党文化造成了中国人难于察觉或意识不到的在价值观上的自我扭曲，表现为各种自我贬低人格、自己不尊重自己、自毁形象、暴力、攻击性、粗鲁、虚伪的行为和现象。这样的例子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比比皆是。
党文化伤害中国形象
人们接受了中共自我定义的党话以后，既无法清楚地向党文化之外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思，也难以听懂党文化之外的人说话的真正含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人和西方人对“人权”这个词的不同理解。人权是老百姓的基本权利。当西方人谈到捍卫人权的时候，其关心的是普通人的权利不受政府的侵害，其实是站在中国人民的一边而不是中共政权的一边，这时一个正常人应该对他表示感激才对。可是经过中共长期灌输，很多中国人认识问题就和中共外长的反应一样。
这种认识带来的后果不仅仅是损害中国人的形象，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无法以一种开放平和的心态接纳来自外部的讯息，从而断送了校正民族发展走向的机会，使整个民族与正常人类文明始终格格不入。
中共官员与国际社会无法沟通。他们越觉得“义正词严”的时候，反而越成为笑话，使得国际社会越与之保持距离，对中国政府的评价越负面。
一个国家崛起还有一个重要要指标，就是文化，用现代通用语说，就是“软实力”。文化是一个民族存在和延续的基础，也是一个国家强盛和衰败的标志。一个国家没有文化领域的崛起谈不上真正的崛起。本来，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天生具有“软实力”的巨大优势。它的强大同化力能够包容和融合所有外来文化，但却被中共从内部系统地摧毁了。
中共一贯用党文化看待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把民主选举和议会辩论等说成“无效率”，并以此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通过辩论和选举实现的民主决策和权力制衡至少可以体现更多民意、有助避免重大错误、防止国家陷入动乱等。很难想像，美国会出现“大跃进”、“文革”、“64屠杀”、“迫害法轮功”等这类事件。西方民主制度的设计就是着眼于防止这些政治灾难的出现，而中共专制及党文化恰恰是产生这些灾难的重要原因。这些政治灾难使中国不断处于内乱之中。
因此，不铲除中共专制及党文化，中国就不能真正崛起。
──转自《大纪元》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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