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律师高智晟先生在2016年出版了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大纪元获得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该书部分内容。本文为第三部分：传江泽民骇怒异常。
（编者按：大纪元获高律师家人授权节选刊登高智晟新书《2017年，起来中国》的部分内容。这本书首次完整披露了高律师在整个十年被非法关押期间经历的酷刑、牢狱生活、军营武警的暴虐、最高层的胆小如鼠等鲜为人知的内幕。高智晟律师承受了地狱般的折磨仍未屈服，他活着走出了监狱，并看清了中共的邪恶、虚弱、腐烂和崩亡。）
车队在警车的引导下前行，我一上车不一会即昏昏呈睡状，不动脑是迅速入睡的最佳路径。不知走了多久，车停了下来，一看天早已大亮，我坐的车正对着前面挂着的一块牌子：“陕西省乾县看守所”，除了一左一右控制着我的两人外，几辆车上的人都下了车，在看守所与车辆之间穿梭奔忙，你头脑再简单也能得出他们是在办理某种手续。
大约二十多分钟后所有的人又都上了车，那肥矬子上了车疑似不经意地说了一句：“办完了，这几天先跟着我们，还有些事要找他。”车队又掉头他顾，车刚行了一会儿，那肥矬子打电话给当地公安部门，说中央政法委来人啦，想参观唐皇陵，车已到了乾县，希望公安部门给提供方便，他挂断了电话，冲着我说：“老高你现在就是中央政法委领导，他们肯定会来些小官员来陪着咱，你不说话他们没有人敢主动跟你说话。这里有好多好看的地方，门票都很贵，我安排这一招，不但不要买门票，而且全天还会有人陪着给你讲解，中午饭都会给安排的好好的，你就不说话就行了，在中国，大领导最好当。”
他这一招果然见效，不一会，当地公安局副局长，当地文化馆副馆长合股急急赶来，那一天，我就被一群滥权的秘密警察簇拥着“参观”唐皇家陵苑，其间在乾陵武则天墓参观时间最长。她的无字碑证明着她的思想能力及思想深度，之足使一千三百多年后，在这片国土上正鼓噪啸嚣着的“重要思想”无地自容。有人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个历史笑话，那是矮化历史。其何曾取得历史笑话的资格，孵养它的“重要思想”家还未身死，而这“重要思想”则早已堕入粪土。它充其量只取得其时坊间笑料的资格。有人指责这种“重要思想”家足够无耻，那是他矮化了无耻的高度。其充其量也仅取得愚蠢的无耻这种次等的无耻资格。
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当天，秘密警察中，总有人不时有意地蹭在我身边，眼睛旁顾着却偷偷地与我讲话，其中有人给我讲了李建国书记下乡检查计划生育落实情况时的一个故事。说李书记指明要看如何烧毁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户的住房，他说咸阳市领导不愿干这种伤天害理的事，就由政府掏钱盖了几处民房，并添置了一应有的生活用具，李书记来检查时，再安排人住进去饰计划生育违法户，李书记在大批警察保卫下，亲眼目睹“烧民房”过程。我感谢那位警察并偷偷向他致敬。我理解他的用意，基层政府有时的暴虐实在是被逼而为之。而咸阳市的这种规避之法也实属偶然，就在这种难得偶然中，现实而具体的生灵涂炭得以偶然避免。而正因为它是偶然的，现实而具体的残暴才会是普遍的。他说许多警察自己就是老百姓，也不愿做坏事，但有时实在是躲不开的。这天的中午，当地的招待结束我又被押回咸阳市，正式被交到咸阳市公安局一个负责“国保”的姓高的副局长手里。
接下来两天，我被关押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外形像宾馆，却整个二楼就住了我和看管警察两个人，我不得出门，二十四小时有人陪着。在两天里，不停地换新的面孔与我谈话，其中一张面孔的官阶应该在高副局长之上。“不得插手下岗职工闹事的问题”、“不得插手‘法轮功’问题”、“不得插手强制拆迁问题”、“不得插手上访群体的事”等等。到第三天开始即全天候由高姓副局长陪着，心态也缓和了许多。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谈话笔录中却只字不提那一连串的不准，使我意识到那些“不准”并不是随意与我谈的，而高本人给我的影响颇不佳，他向我大谈赞颂党的恩德时，举了他本人的例子，说他从小死了父亲，是党像父亲一样供养他的生活及上学费用，又是党让他做了国家干部。这种认识如果不是缺德即属愚昧，党本身是被谁养活着的？把那些绝大数并不富裕的纳税人的恩德，全记在党的头上，这实在算得上是忘恩负义的可以。高本人对于暴力对付我的作用很自负。这是在2007年7月份左右北京当局对我一次绑架时的谈话中，由于泓源无意透露出来的（于在与我谈话中说：还是陕西那高同志说得好，对付老高就用陕西的办法，没有陕西能做到而北京局做不到的）。
经三天的秘密关押，陕西省由咸阳市公安局出面，给我办了一个变更（或者是撒销）强制措施决定书，以法律名义将我释放，并从我手上拿了钱买了回北京的机票，让我立即离开陕西。我于当天晚上即第四天晚上飞回北京。秘密关押期间遭到数次搜身。包里的几套律师办案手续、几本香港出版的杂志都被他们拿走并不出具任何手续。期间我遭到极野蛮的暴力殴打和暴力侮辱。而其时正是我母亲生命的最后阶段，为了避免在那个阶段给老人造成任何可能的伤害，我回北京后没有向任何人提及这段黑暗的经历，只在过了很长时间后向在美国的好友易帆女士提及过这一节。
我前面提到过那姓高的副局长无疑得出了暴力对付我很有效果这样一个他毫不怀疑的结论。在其后的一年的时间里他频频来找我，尤其在母亲病危及丧葬期间，且在北京每次来找时竟有北京的秘密警察陪着。其实高的判断及相信了高判断的北京当局的一些人，他们脑子纯粹是糨糊做的，此后仅一个多月，也就是我刚被释放后的一个多月，就“法轮功”被中共政治迫害问题向当局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质疑当局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的凶残、冷酷及非法。据私下的信息，江泽民骇怒异常，不仅是那篇文字揭露的真相本身，最让他惊恐的是，竟然有人敢在中国国土上挑战他们的“核心关切”。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共文武鹰犬组成了壮观的扰攘大阵，有时竟排着队找我谈话，其中有一个下午，那些蒙面鹰犬（不介绍单位，不出示身份证件）竟找了我三次。而高本人在此后的数次找我接触中，却只字不再谈“法轮功”问题。其实大家都是成年人，在陕西公安当局施暴后一年多一点时间里，那几个“不许”即：“法轮功”被迫害问题，下岗职工问题，强制拆迁问题，上访群体问题，反而成了我工作的全部。有关当局应该能得出一个冷峻的结论：即酷刑对我究竟有多大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北京当局在后来的对我的酷刑安排上，有被那高副局长误导之虞，导致了此后一系列的损人不利己的极愚蠢的错乱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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